集中营的对外名称分为第3战区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和特别训练班两个单位，1942年4月两部合并，改名为中央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被俘新四军高级干部和部门负责人计有：军长叶挺、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组织部长李子芳、敌工部长林植夫、第3纵队司令员张正坤、第2纵队副司令员冯达飞、第1纵队副司令员赵凌波、第1纵队参谋长赵希仲、第3纵队第5团团长徐锦树、第5团政治委员林开凤、第3纵队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项永章、教导总队干部队长王羲亭、军司令部军医处副处长王聿先、副官处第3科科长叶钦和、军政治部宣传部科长汪海粟、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肖正冈等人。高级干部被单独囚禁于李村、西山、七峰岩、石底监狱，其余干部被囚于周田、茅家岭。被俘的士兵（其中也有部分未暴露的下级军官）被认为“抗战意识比征募之兵员为强”，遂分期分批地被强行编入国民党军第3战区各部队。（期间逃出不少）
国民党顽固派俘获上述新四军高级干部后如获至宝，采取种种威逼利诱等手段，企图收买他们来为其制造的反共事变提供有利证据。然而绝大多数新四军被捕干部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军长叶挺拒绝官引诱，甘愿把牢底坐穿。不少人把国民党的审问当做宣传共产主义的课堂。如黄诚在回答审讯人员关于对共产主义的态度问题时，理直气壮地回答：“共产主义当然是对的，我是共产党人，目前没有什么可以转变我的信仰的，也绝没有人可以说服我。”“目前我没有方法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并希望你们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书给我看，让我仔细研究。不过，现阶段我相信没有几个人可以将毛泽东同志的东西驳翻的。”李子芳的口供则是：“我也没有理由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因为我是共产党人，何况六七年我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虽则我了解问题容或不够，但我坚决相信共产主义是正确的。”当然，革命就如大浪淘沙，革命队伍中出现少数败类也是不足为奇的。第1纵队副司令员赵凌波一被捕就屈膝变节，向审讯人员宣称“我早就想脱离中共而没有机会”，“我今后有两个目的：一是做反共工作，一是愿意报效中央”。并按敌人意图，编造新四军首先向国民党军队开火的谎言。（存第二历史档案馆）他还引诱第1纵队参谋长赵希仲与其一起叛变，他们两人和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刘厚总先后在报上刊登反共文章，卖身求荣，充当了可耻的国民党特务。
上饶集中营关押的新四军具体人数，据1941年10月25日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致蒋介石、何应钦电：“原收容叛军官兵共计3362员名，续收914员名，除逃亡及病死外现有人数计第1大队1276名，第2大队1247名，军官队657名，军士队276名。”（存第二历史档案馆）据此计算，“原收容”和“续收”两者相加为4276名，再加上在李村、七峰岩等地被囚禁的叶挺军长及其他干部30多人，被俘总数为4300余人。
二、牺牲和失散情况。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有不少高级干部和部门负责人光荣牺牲。直接牺牲在事变战场上的计有：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镜我（宁死不屈，跳崖牺牲）、第2纵队司令员周桂生、第3纵队政治委员胡荣、军政治部秘书科长杨志华、青年科长陈惠、军法处第1科科长雷震、第1纵队新1团参谋长徐赞辉、第2纵队新3团代参谋长杜剑秋、第2纵队青年科长林高峰，此外，著名音乐家、《渔光曲》谱曲者任光也在皖南事变中中弹牺牲。
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副军长项英和军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隐蔽在泾县赤坑山蜜蜂洞时，于3月13日凌晨遭身边的军部副官刘厚总暗杀。
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高级干部，除军长叶挺被长期辗转囚禁（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获释），赵凌波、赵希仲叛变后充当了国民党特务外，其余黄诚、李子芳、张正坤、冯达飞、林开凤、肖正冈、项永章等人因为领导狱中斗争、不甘屈服而先后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徐锦树则是在石底监狱越狱逃跑时在同追捕的宪兵搏斗中牺牲。
此外，有近200名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难友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枪杀、毒死和遭受长期折磨致死。军部女机要员施奇，在事变中被国民党兽兵轮奸致伤，关押到上饶集中营后，下体溃烂，备受折磨，但她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气节，宁死不屈，拒不“自新”，最后惨遭活埋。
在一些关于新四军历史的论著中，有两位新四军干部由于以讹传讹，在当时曾被宣传为牺牲的烈士，一个是黄源，鲁迅的学生，著名的文化人士，由于误传其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他的好友石西民在重庆著文悼念过他，实际上他在事变中突围后返回新四军，解放后曾被打成右派而沉寂，离休前为浙江省文联主席，现仍健在。另一个是军部军医处副处长王聿先，他在皖南事变中被捕，于1944年获释，但在新四军政治部1943年编印的《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中，他不仅被收录于“本军抗战殉国将校题名录”中，并注明“1942年5月于上饶集中营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该书“纪念文汇”中还专门发表了一篇军部卫生部长崔义田写的《忆王聿先同志》的悼文。其实王聿先解放后长期担任上海市卫生局长直至离休。现已去世。
被囚禁的数百名新四军各级干部在监狱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千方百计地伺机越狱逃跑。当时，集中营为了蒙蔽社会视听，组织“犯人”成立了篮球队、剧团，表示上饶集中营是一个训练机关，以欺骗舆论。先后有一些同志乘外出演戏、赛球时人多混乱之机逃离虎口。
1942年5月25日下午，囚禁在茅家岭监狱的26位同志在王传馥、李胜等人领导下，乘敌不备，夺得轻机枪2挺、手提机枪2挺、步枪8支、手榴弹39枚，越狱暴动成功。除2人因负伤被捕杀外，其余24人胜利冲出牢笼，奔向武夷山。
在茅家岭暴动胜利的鼓舞下，1942年6月17日，上饶集中营向福建转移途中，第6队100多人在王羲亭、陈念棣等人领导下，利用渡崇溪河时的有利时机和地形，在闽北崇安县亦石举行亦石暴动，最后有40余人冲上武夷山和茅家岭暴动出来的同志会合，一起参加了中共福建地下省委领导的游击队。
原载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
28、 盘点
1941年1月6日，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顾祝同、上官云相统率的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多人便发动了突然袭击。面对着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新四军在军长叶挺指挥下，血战7昼夜，但终因力量对比过分悬殊，又加上新四军处置失措，项英中途一度率部分高级指挥员脱离部队，企图逃跑，部队缺少核心，最后，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成功外，被俘约4300人，其中干部600多人，牺牲和失散3000余人。军长叶挺苦撑危局，在奉命与国民党代表谈判时被扣押。1月17日，蒋介石下达命令，诬蔑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将军长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皖南事变是一场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阴谋。无论新四军走还是不走，也无论走哪条路线，国民党都是要发动军事进攻的。
当时，中共在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中，唯一可虑者为孤悬江南之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因此从11月起，延安迭次去电催项英等人率部北移。但是由于项英在新四军战略方针问题上与中央背道而驰，一拖再拖，失去了北移的最好时机，拖至1941年1月4日才开始移动，加上北移时军事指挥失当，终于在国民党发动的皖南事变中遭到全部覆没的惨痛失败。
在皖南事变中，苦心经营3年之久的新四军军部被整个摧毁。军首长中，军长叶挺谈判被扣，身陷囹圄。副军长项英（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高级干部中，第2支队司令员周桂生、第3支队政治委员胡荣、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镜我在事变中当场牺牲；第3支队司令员张正坤、第2支队副司令员冯达飞、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组织部长李子芳、敌工部长林植夫等人在事变中被俘，后来大部都在上饶集中营里被害。皖南新四军近万名指战员，除千余名分散突围外，其余悉数被围歼。这里有坚持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红军骨干，有从延安派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领导干部，有中共南方各级党组织选派到新四军的优秀党员，有投笔从戎、请缨抗战的知识分子，有毁家纾难的爱国侨胞，有杀敌不让须眉的巾帼英豪。他们没有战死在抗日的战场，却屈死在“友军”的枪口下。这是中共自抗战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损失。
皖南事变的发生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全面破裂国共合作，肆意推行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因为国民党当局自从广州、武汉失守以后，将其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开始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方针。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其反共摩擦的矛头由华北八路军转向华中新四军。正如陈毅所说：“皖南事变，实即两种抗战主张，两种抗战政策冲突之激烈表现，固其事理之必然者也。”（陈毅：《论皖南事变及新四军的态度》，1941年）
同时，皖南事变的发生，除了国民党蒋介石推行反共反人民政策，蓄意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这个根本原因外，它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受到各种矛盾制约，由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决定的。
第一，皖南事变的发生同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蒋、桂、何联盟，是蒋介石敢于发动皖南事变实力上的原因。
第三，皖南事变是蒋介石对苏北黄桥战役失败的直接报复。
第四，中共“佳电”所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态度，使国民党顽固派以为中共不敢破裂、软弱可欺，于是迫不及待地发动了皖南事变。
第五，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副军长项英在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东和向北发展战略方针时犹疑不决，将军部长期滞留皖南，也在客观上给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以可乘之机。
1943年3月，刘少奇在延安整风学习期间总结华北、华中6年工作经验时指出：“皖南事变的负责同志与新四军军部……在反共顽固派阴谋和无理进攻的面前没有警惕性，一味退让，重复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式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直坚持错误到底，最后又在军事行动上犯了错误。结果就在皖南事变中遭到惨重的失败。”（《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80页）这是站在新四军角度，对皖南事变和项英的错误极为深刻的分析。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为亲者痛、仇者快的千古奇冤，是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分裂团结、摧残人民抗日力量的又一滔天罪行。这是中国神圣抗战事业的极大损失，也是中华民族的极大损失。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我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新四军并没有被消灭、被削弱。在以陈毅、刘少奇为首的新军部领导下，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路线，并从皖南事变中吸取教训，排除了右倾错误的干扰，从而使部队更加坚强，更加壮大，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正如陈毅同志所指出的：如果问，新四军今天从皖南事变以来的危急中摆脱，有什么宝贵经验？那我们正面的回答：最大的一点，就是于最紧急关头，能以自己的坚持抗战的团结精神，回答对方分裂行为，绝不因为别人的反共分裂行为，动摇自己对外抗战对内团结的方针。同时为了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则大义所在，自难忍让，绝不偷安苟且，同流合污，因此对一切破坏抗战的行为，均采取坚决而严肃的斗争手段。我们的实际经验指出：必要的自卫斗争，是达到坚持抗战，达到巩固团结的不可欠缺的措施；过度容忍让步，只能助长投降势力的发展，必致使抗战失败。同时我们又绝不过分苛求，宁委曲以求全、隐恶而扬善，责己也重，责人也轻。这是我们从皖南事变中得出的经验，并以贡献于全国抗战的军民。我们此种临危不乱的团结精神，虽然付出了巨大牺牲和流血的代价，但最终克服了反共投降的危险，保证了抗战大业的仍然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