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
可以这样说，张作霖及其奉系的发迹主要有两个决定性因素：一是他的狡猾善变，这是内因；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帮助，这是外因。
作为一个与一般土匪不同，具有远见也具有胆识的军阀头目，张作霖自然清楚帝国主义势力在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说到底是军阀背后的靠山——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土地上的明争暗斗。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势力越来越雄厚，在中央政府内地位越来越高的张作霖，进一步加紧了他与自己的太上皇——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活动。他曾深有感触地对自己的左右说过：“没有日本人的支持，我张作霖不会有今天，你们也不会有今天，没有日本人的支持，奉系不会统一东北，也不会统一蒙古！同样，没有日本人的支持，我们别指望斗过皖系、直系，别指望斗过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对手！总之，无论做什么事，你们都要记住：千万不要得罪日本人！得罪日本人，就等于得罪我张作霖，也等于拆我们奉军的台，你们就是奉军的罪人！”
张作霖之所以有如此之深的感慨，那是因为他从日本人手里的确得到了不少好处。且不说他从一名土匪发家成为奉天之君，东北之王的过程中得到了多少日本人的帮助，单是统治东北以来的几年，他就受到了日本人无量的“恩惠”。这些“恩惠”有军事上的。如供应军火，协办军工厂等；有经济上的，如贷款、赠款等；也有政治上的，如派遣特务充当顾问、参谋等等。
为了对日本人的这种“恩惠”表示谢意，张作霖及其奉军干尽了出卖同胞，讨好洋主子的坏事。
且举“珲春事件”为例。
1920年10月初，吉林省珲春（今珲春县）朝鲜族人民因不满日军在东北的统治，自发组织起来袭击和焚烧日本驻珲春领事馆，这就是“珲春事件”。
珲春事件发生后，张作霖深恐日本人找他的麻烦，立即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以图挽回珲春事件给日本人造成的损失。
首先，他以东三省最高行政及军事长官的身份，向日本领事馆致歉，他说：“在东三省爆发此次不祥事件，在中、日邦交上诚乃遗憾之至。但属地方行政问题，责任全在吉林省长鲍贵卿。余担当东三省巡阅使统帅军政全权，虽无直接责任，但亦不能否认间接有责。本事件在中、日邦交上事关重大，因此，余作为中国之张作霖，鉴于在东三省的处境，尽可能响应日本方面的提议，采取一切手段和方法彻底剿灭土匪，以绝后患。”
其次，他急电吉林督军鲍贵卿，指出珲春事件的主要责任在吉林官方，吉林官方应迅速抚恤和慰问日本死难者，并应召开专门的军事会议，研究如何镇压珲春事件中的反日分子。与此同时，张作霖还派张学良率领卫队旅5营共3200人前往东清铁路支线一带镇压反日运动。
再次，珲春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无视中国主权，出兵万余人向吉林延边及珲春等地进犯。张作霖非但不加阻止，而且派兵协助日本军镇压延边人民的正义斗争。另外，他还响应日本人的号召，专程派他的日本人顾问叶野武马到吉林，与鲍贵卿共同商订秘密“会剿”延边人民反日的办法“八条”，致使间岛等地的反日斗争遭到血腥镇压。
类似于珲春事件的东北人民反日斗争还有很多，张作霖的态度则如出一辙。
种种迹象表明，当上“东北王”、“满蒙王”以后的张作霖对日本的巴结、奉承、顺从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积极、都要露骨。这是因为，自段祺瑞皖系倒台之后，他急于成为中国政坛的真正主宰，急于成为中国的第二个段祺瑞。
如众所知，日本是皖系的靠山，是段祺瑞的后台。尽管日本也是奉系的靠山，也是张作霖的后台，但这种“后台”、“靠山”的意义并不相同。确切些讲，日本扶植段祺瑞，是把他作为整个中国的主宰来扶植的；而扶植张作霖，则只是把他作为东北、满蒙地区的主宰来扶植罢了。这不仅因为段祺瑞皖系资格较老，更因为皖系在各派军阀中实力较强。长期以来，张作霖虽然乐于接受日本的扶植并对这种扶植感激涕零，但与段祺瑞皖系比较起来，他又不免生出一丝被轻视的悲哀。因此，当段祺瑞垮台之后，他急于取段而代之，成为日本人心目中新的中国政坛的主宰。他多么希望日本人能像当初支持皖系那样来支持他、援助他，使他能够早日实现向关内扩张的野心。1920年11月，他派自己的亲信于冲汉赴日，先后拜会了首相原敬、陆相田中、外相内田等要人，首次向日本政府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希望和要求。与此同时，他自己也通过各种途径与日本驻华公使、日本在东三省的各类重要人物接触，极力标榜自己是日本利益的忠实维护者。
显然，张作霖急于获取日本的援助，就是希望日本人帮他打败直系，使他将直系从北京政权中排挤出去，便于自己独掌国家大权。
对于张作霖的这种要求，日本政府内部分歧很大，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十分看好张作霖，将张作霖比做一颗在中国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主张全力扶持他打垮直系，称雄中国。日本关东军驻奉天特务机关长贵志弥志郎甚至说，支持张作霖“不是是否支持一个政党或者一个派别的问题，而是将关系到日本帝国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以日本首相原敬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则与上述主张不同。他们认为：支持、扶植张作霖没有错，但只能把他作为东北或满蒙的统治者来扶持，而不能把他当做全中国的统治者来扶持。原敬等人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们不敢蔑视由英、美扶持的直系的庞大势力，不愿为张作霖冒这个没有把握的风险，更不愿因为支持张作霖而激化日本与英、美等国的矛盾。
原敬等政府要人的意见始终占着上风，这就决定了日本人不愿公开援奉反直的立场。对此，张作霖虽然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奉直关系恶化
各派军阀之间为了争权夺利，从来都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真正的朋友。先前张作霖为了尽快制服皖系而向曹锟喊出过“骨肉至交”的肉麻词句，可直皖战争一结束，奉系与直系的矛盾便开始暴露。从最初的关于战利品的分配，到后来对于地盘的扩张和争夺，都是这种矛盾急剧升温的表现。
奉系与直系矛盾的急剧恶化，是从梁士诒组阁后开始的。
梁士诒，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自清末起即追随袁世凯，先后任职于财政、铁路、交通等部门，并参与创建交通银行。袁死，段祺瑞当政后，他集结了朱启钤、叶恭绰、周自齐等一大批政客投身段祺瑞门下，被时人称为“交通系”。交通系诸人大多长期供职于财政、交通、金融等部门，投靠段祺瑞后，很快便控制了北京政府的财政大权，俨然以“财神爷”自居。
直皖战争结束后，靳云鹗在张作霖等人的支持下重新组阁，交通系骨干周自齐、叶恭绰也分别担任了靳氏内阁的财政和交通总长，但靳云鹗与交通系向来不和，对周、叶二人的入阁耿耿于怀。1921年5月，他借内阁改组之机，一脚将两人踢出门外。靳云鹗的这一举动，激起了交通系的强烈不满，他们利用自己对国内各财团的控制，乘机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倒阁风潮，并酝酿由该系头目梁士诒出任内阁总理。
梁士诒自登上政坛以来担任过各种要职，如总统府秘书长、参议院院长等，但就是没有单独组阁过，对于交通系诸同仁的这份“厚爱”，他自然不忍拒绝。不过，他非常清楚，要想登上内阁总理一席，光靠交通系兄弟们的抬举是不行的，还必须经过奉系头目张作霖和直系头目曹锟、吴佩孚的首肯，因为他们才是真正决定国家大事的要人。
为此，梁士诒首先派叶恭绰前往东北游说张作霖。叶恭绰到东北之后，一方面对张作霖大肆吹捧，一方面更是向张进献称霸全国的“良策”。当然，他说得最多的自然是交通系的“财神爷”身份，说什么交通系会尽全力拥护张大帅，只要张大帅一声令下，要多少钱就会有多少钱。张作霖果然被叶恭绰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心，当即答应支持梁士诒组阁。
当然，张作霖决定踢开靳云鹗，支持梁士诒，并不全是叶恭绰游说的功劳，他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梁士诒是一个典型的亲日派买办官僚，支持梁士诒上台，有利于他讨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欢心。
1921年11月，张作霖亲自赴京拜谒傀儡总统徐世昌，要徐世昌下达总统令，剔除自己的老亲家靳云鹗，让梁士诒出来组阁。对此，徐世昌自然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当他将这一想法告诉直系并征求曹锟、吴佩孚的意见时，却遭到强烈反对。
曹、吴直系的后台是英、美，他们当然不希望亲日的梁士诒出面组阁。在他们看来，梁士诒出任内阁总理，就是增加张作霖在北京政府中的分量，这种有害无利的买卖，他们是不会轻易同意的。梁士诒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率叶恭绰、周自齐等干将登门拜访，他们像吹捧张作霖一般地将直系吹捧了一番，并许诺组阁成功后立即为直系筹措300万元军饷。曹锟、吴佩孚虽然极不情愿梁士诒上台，但考虑到靳云鹗内阁已无法延续下去，而自己一时也找不到中意的人选，只好抱着赌一把的心理，姑且答应了梁士诒等人的请求。毕竟，300万元军饷的许诺还是有一丝诱惑力的。
梁士诒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1921年12月24日，靳云鹗内阁因无法摆脱的财政困难被迫辞职，大总统徐世昌下达总统令：任命梁士诒为北洋政府第十八任内阁总理。
但是梁士诒毕竟是亲日派，是张作霖的走卒，他一上台即撕毁了先前对直系惟命是从的假面具，拒不承认自己曾有过为直系筹措300万军费的许诺。而且事事听命于张作霖，处处与直系过不去。这种行为，激起了直系的莫大愤慨。曹锟、吴佩孚等人为自己先前的失策悔恨不已，发誓将梁士诒赶下台去。
为此，奉、直两派围绕着梁士诒内阁的去留问题大打出手，展开了火力交锋前，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
梁士诒上台之时，正值华盛顿会议在美国召开，当时中、日双方就山东胶济铁路归还中国的问题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谈判。中方认为，日本应依照《九国公约》的规定，将胶济铁路修筑权无条件归还中国，但日方却倚仗其强大的武力后盾，主张中方应向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修筑权。
梁士诒的这种举动，以他亲日派的身份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这毕竟是一种卖国行径，因此顷刻激起了国人的强烈反对。直系首领们紧紧抓住这一把柄，向梁士诒内阁发动了猛烈攻击。
吴佩孚在1922年1月5日发出的通电中，对梁士诒的卖国媚外行径大张挞伐。他说：“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囊者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吁，与会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纵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完用、张邦昌而弗恤，我全国父老昆弟，亦断不忍坐视宗邦沦入异族，祛害除奸，义无反顾。”此后的几天中，他又接连向全国发出了几份通电，其言辞之激烈、尖酸比上述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的带动下，直系的各省督军也纷纷发表通电，痛斥梁士诒，声援吴佩孚。
吴佩孚们的舆论攻势，打在梁士诒的身上，但却痛在张作霖的心里。张作霖非常清楚，吴佩孚们痛骂梁士诒，其矛头其实就是对准自己的。他不可能袖手旁观，置若罔闻。他亲自出面致电北京政府，为梁士诒进行了极为苍白无力的辩解。虽然他也很清楚梁士诒的行为触犯了众怒，但他还是希望借助自己的势力将这股反梁飓风压一压。
但张作霖这回却打错了算盘！
他不出面还好，起码吴佩孚们不会拿到攻击他的由头；而他一出面，反梁的矛头立刻调向了他。吴佩孚发表通电指出：“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即其人既甘为梁士诒之主谋，即为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共当弃之！”
“梁士诒之主谋”、“全国之公敌”，这不是指张作霖又是指谁呢？吴佩孚还慷慨激昂地表示：“为民请命，甘效前驱！”
看来，吴佩孚已将他的矛头戳到了张作霖的眼骨眉心之上。
一场血腥的拼杀已在所难免！
反直三角同盟
北京各界联合会、各省区自治联合会等四十多个团体，联合通电宣布梁士诒十大罪状。而且湖北督军萧耀南在吴佩孚的授意下。召集部下高级军官的紧急会议，商议驱逐梁士诒以及由湘鄂直接北上的问题。看到这种情况，大总统徐世昌坐不住了；他便向梁士诒示意，应该寻机下台了。梁士诒还寄希望于张作霖的支持，不肯立即辞职，愿意先请假暂避锋芒。1月23日，梁士诒托病请假去了天津。
1月25日，徐世昌总统宣布梁士诒因身体健康原因暂时不能主持内阁工作，由外交总长颜惠庆暂时兼任国务总理一职。
吴佩孚没用一兵一卒，仅用连续几天的讨伐电报，终于使梁士诒放弃了抵抗的勇气，躲到了天津，张作霖支持的梁内阁和交通系又遭到沉重打击。
张作霖对此十分恼怒，他在1月30日，直接发电报给徐世昌说：“愿钧座采纳卢督（永祥）所陈‘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二语，不致令以‘为国除奸’为名者，反为巧宦生机会。愿钧座整饬纲纪，使天下有真公理。要是是非不分，则作霖必随贤哲之后，为民请命。”
这封电报到了徐世昌的手里，徐世昌看完就知道张作霖的心思，那就是：吴佩孚干涉内政是一种破坏纲纪的行为，如果徐世昌对此不加以制裁，他就要联合其他力量代表北京政府加以制裁。
梁士诒也趁机在天津掀风作浪，煽动张作霖赶紧对直系用兵。于是从1月底到2月中旬，张作霖不断扬言要用武力对付直系。直奉两系的矛盾，已尖锐到了极点。
对于吴佩孚的挑战，张作霖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广泛建立反直联盟，不敢单独出兵作战。他希望其他力量先打头阵，把直系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后，由奉系出兵，以举手之劳获得决定性胜利。
张作霖先了解日本人对他的态度。1月8日，他派自己的顾问町野中佐向驻华日公使小幡转达自己的想法：“我没有和吴合作意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暂时静观形势，等吴积极行动，自己消极防卫；二是我全然积极行动。日本政府意见如何？”
日本政府最终决定不支持张作霖。1月19日，内田外相在密电中说：“如援张，日本则冒很大风险。提供武器之事，不会不在外部泄露，如此事泄露，日本不仅召来张的政敌，而且召来中国国民和世界舆论的非难和反对，影响我国外交立场。英美方面为对抗日本对张的援助，而援助吴佩孚，进而出现日本对英美的对抗，有必要冒这个风险吗？”
因此，张作霖并没有得到日本人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