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徐世昌发表主和政见，向中外声明要停战媾和加速统一，制造宪法建立共和，南北撤军维持民政的口号。10月10日国庆纪念日当天，徐世昌举行隆重的大总统就任典礼。同时他批准段祺瑞总理辞职，任命其系统的内务总长钱能训暂时代理国务总理。
北京政府为了抚慰张作霖让出副总统后的不平和鉴于北方中俄边境骚乱，需要统一兵权加强抵抗，最后在9月5日决定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并通过国务会议予以正式发表。
至此，张作霖在东三省的努力终于被北京政府所承认，而且北京并未对东三省巡阅使的官制和权限发表任何限制性规定。但东三省巡阅使在总揽东三省兵马大权上没有什么不同，还是前清时代东三省总督一职的复版。但就实际的势力来讲，张作霖担当的东三省巡阅使权力远在东三省总督的权力之上。张作霖得到东三省巡阅使一职，至此“东北王”可谓名正言顺了。9月12日，他任命孙烈臣为奉军副司令，接替徐树铮的位置。不久，张作霖又查出徐树铮编练新兵是和杨宇霆合谋。据说此事是张景惠向张作霖告的密，并说徐树铮和杨宇霆私自募兵是有取代奉军的企图。杨宇霆很快失去了张作霖的信任。9月27日，杨宇霆被免去督军署参谋长一职。杨宇霆失欢于张作霖之后，只得去投靠徐树铮，历任总统府侍从武官、西北边防司令部参谋等闲职。丁超也以渎职罪被免除职务。
9月30日，徐树铮致电张作霖称：“弟现任参战处参谋长，所有奉军副司令即于本日卸事。经手款目，由弟自行清理。”但张作霖对徐树铮仍是恨之入骨。徐树铮为了平息张的怒气而前来奉天，千方百计想用巧嘴为自己辩解。无奈张作霖怒火难平，因而对徐树铮的话充耳不闻，并把徐树铮监禁起来，想要枪杀。后来段祺瑞出面代为求情，再加上左右的劝谏，张作霖才放了徐树铮。其中的奥妙姑且不论，张作霖对徐树铮的深怨就是从这时萌芽的。
张作霖虽名义上是东三省的统治者，但吉林的盂恩远尚未降服。显然老资格的孟恩远不会拥护张作霖担当东三省巡阅使的。所以孟恩远任职吉林期间，张作霖的军令在吉林是行不通的。因此张作霖要想把东三省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孟恩远从吉林驱逐出去，他又开始了第二次尝试。
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1919年6月，张作霖再次向吉林发难。这次发难与第一次一样，他仍然唆使吉林籍国会议员向北京政府及东三省巡阅使控告孟恩远所谓财政失当、滥支军费、纵兵殃民等等八大罪状。张作霖以“八大罪状”为依据，一方面电请北京政府将孟恩远免职，另一方面更以东三省巡阅使的名义亲自写信给孟恩远，劝其“尽早辞，以平民愤”。与此同时，张作霖积极向北京政府建议，任命自己部下，27师师长孙烈臣为吉林督军。
对于张作霖的请求，北京政府稍微作了一点变通，这主要是在吉林督军的人选问题上。北京政府考虑，如果直接让张作霖的心腹坐上吉督之位，必然引起吉林方面的强烈反对。所以，在下令免除了孟恩远的督军职务后，任命黑龙江督军鲍贵卿接替吉林督军，而让孙烈臣任黑龙江督军，如此调换，北京政府以为可以两全其美，一来可令吉林方面接受二来也可征得张作霖的首肯。
可是，北京政府的算盘还是打错了。的确，对于让鲍贵卿出任吉林督军，张作霖并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但是吉林方面却仍然不能接受，因为孟恩远和他的亲信们压根儿就没准备让出督军这一席位。孟恩远自负地对左右说：“我虽年老，对前途没有什么奢望，但想要我在某方面的压力之下辞职，这是断然办不到的。”孟恩远的亲信高士傧（此时已升任师长）、高俊峰等人更是发下毒誓：与北京政府，与张作霖对抗到底；在吉林各级爱官的强烈支持下，孟恩远决定把军队调到长春、农安、伊通等与奉天交界的地方，摆开与奉军决斗的架式。
吉林方面如此强硬，乱成一团的北京政府也没有什么对付办法，最后只好派出老东北赵尔巽、张锡銮等前往进行所谓“调停”，调停的结果可想而知。
看来，要想真正地收获吉林，统一东北，张作霖只能靠自己了，只能靠武力解决这惟一的一条路了！他已经没有选择。
1919年7月15日，张作霖正式宣布成立吉林讨伐军，以新任黑龙江督军（尚未正式上任）孙烈臣为讨伐军总司令兼南路军统帅，29师师长吴俊升为讨伐军副总司令兼北路军统帅，两路同时出击，分别从黑龙江和奉天向吉林形成夹击之势。
与此同时，张作霖还派人携带大量金银前往吉林活动，企图收买部分中下级军官，从内部对吉军造成瓦解。
如此剑拔驽张之势，令所有愤恨战争的人们感到心悸。如果没有别的意外，这场战争的残酷性是不言而喻的，并且，从孟恩远所拥有的一师五旅亲兵及他们旺盛的斗志来看，如果这场战争真的打起来，张作霖及其奉系军阀的损失绝对不会小，甚至可以说，失败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意外偏偏发生了！并且这个意外对张作霖及其奉系军阀来说，是一场意外的幸运，而对于孟恩远及其吉军来说，则是一场意外的灾难！
这个意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宽城子事件”。“宽城子”是长春的旧名。近段时间来，孟恩远为了对抗奉军而将大部分军队调到了长春，其中高俊峰率领的第三旅就驻扎在长春北郊二道沟火车站站内一片空地上。高俊峰为了保证该旅将士的安全，指令手下在营帐周围画了一条警界线，规定非本旅人员不得入内。7月19日，南满铁路日籍职员般津藤太郎擅自进入警界线以内，遭到站岗士兵的阻拦，结果双方发生争吵，船津的头部在争吵中被打伤。
日军铁道守备队闻讯后立即派兵前来交涉，双方发生枪战，结果，日军被打死19人，打伤17人；第三旅被打死14人，伤12人，这就是“宽城子事件”的大致经过。
从这次事件的发展过程来看，完全可以说是一次偶发事件，因为船津擅闯警界线是无意的，双方因争执而发生殴打也纯属一时冲动的结果。但是，正是这一次偶发事件，却帮了张作霖的大忙。事件发生后，日本向北京政府提出了种种无理要求，如要求发给日本死者家属“抚恤金”，吉军一律退出长春30里以外等等。高士傧在孟恩远的指使下与日方进行了多个回合的交涉，但毫无作用。
本来，北京政府因内部乱作一团而无力顾及东北发生的一切。但现在，当日本帝国主义施加压力时，他们却不能不出面发话了。21日，软弱的北京政府以高士傧擅调军队进驻长春，激起重大事故为由，撤销了他刚刚升任不久的师长职务；同时，以孟恩远领军无方，致使军纪涣散为由，责其迅速将督军一职移交给鲍贵卿。
1919年8月5日，孟恩远在省会吉林市正式将吉林督军的大印交给了鲍贵卿，然后在高士傧、高俊峰等心腹的陪同下凄然而去。此番离开吉林后，他再也没在政坛上露过面，在天津老家做了几年寓公，而后悄然离开了人世。
就这样，张作霖虽有一番惊心动魄的准备，但实际上没费一兵一卒就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吉林。东北三省从此全部收归他的名下，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当上了奉天督军和东三省巡阅使之后，中外舆论便纷纷言，张作霖将以东北为基地发展实力，尔后率兵入关，夺取国家大权，复辟封建帝制。等到鲍贵卿入主吉林督军公署，东三省完完全全成为张作霖的囊中之物以后，这种舆论更加沸沸扬扬。在各种舆论当中，既有各类记者客观的推测，也有许多政敌不怀好意的贬损，如早已下野的前总统黎元洪，闲居天津时就曾同外国记者说过：“张作霖有复辟活动，正在积极进行之中。”一份当时很有影响的报纸发表评论说：“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是一个满脑子帝王思想的铁腕人物，他现时在东北推行没有君主的君主统治，将来也一定会在全国推行这种统治……。”
直皖明争暗斗
北洋军阀集团，自袁世凯死后，一分为二，一是以冯国璋为首领的直系，一是以段祺瑞为首领的皖系。冯国璋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又一分为三，皖系仍以段祺瑞为首领，直系以曹锟为首领，除直、皖两系以外，以张作霖为首领的奉系迅速崛起，羽翼已经丰满，成为一支同直、皖两系并驾齐驱的军事集团。1918年10月，冯国璋下野后，段祺瑞把64岁的北洋元老徐世昌抬出来，选为第五任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字菊人，天津人，早年与袁世凯有私交，1886年考中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袁在小站练兵时，任袁的总文案，清末任巡警部尚书、东三省总督。袁世凯窃踞大总统，徐又任国务卿。袁死后隐归天津。徐久历官场，老于事故。他对直、皖两系表面上不倾向哪一方。段祺瑞和皖系认为徐世昌是个老官僚，手中没有兵权，利用徐处于直、皖两系的超然姿态，瓦解直系，重新形成以段祺瑞为领袖的统一的北洋军阀集团。但是徐世昌是个城府很深、权欲很大的老政客，不甘心做皖系的傀儡总统。他不会像黎元洪那样做个盖印总统。他要搞派系平衡，拉拢直系、奉系以及国会中的旧交通系，以摆脱皖系的操纵，继承冯国璋的南北混一政策，促成南北和平统一。
徐世昌上台后，没要段祺瑞做国务总理，仍任参战督办（后改为边防督办），任命钱能训为国务总理，其余阁员都是原班人马，多数是皖系人物。徐树铮控制安福国会，实际上皖系还在把持北京政府的实权。段还编练三个师四个旅的边防军也继续掌握军事实权。
直系为同皖系抗衡，主动拉拢奉系，结成同盟。张作霖过去曾和徐树铮勾结反对冯国璋，但因徐树铮独断专行，擅自调动奉军到湖南前线打仗、侵吞奉军军饷、拉拢奉军将领孙烈臣等等，对徐很不满。1919年8月，国务院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边防总司令，俨然以西北王自居，对奉系构成威胁。张作霖认为徐树铮是个心狠手辣的人物，这点和曹锟的认识是一致的，都说；徐树铮“万万不可得志，此人要得志，吾辈将噍类矣”，意思是说徐要成气候，直、奉两系将会被皖系吃掉。因此，直、奉两系都有一种危机感。尽管直、奉两系并不融合，但是在反对徐树铮这一点上走到一起了。这时，直、奉两系在北洋军阀中兵力最多，曹锟、张作霖都是巡阅使。他们联合江苏、湖北、江西加上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七省组成反皖同盟，后来，段祺瑞驱逐河南督军赵倜未成，河南也参加了反皖同盟，成为八省同盟。
皖系和以直系为首的反皖同盟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在内阁问题上。徐世昌于1918年10月就任大总统后，钱能训为国务总理，后来段祺瑞指责钱能训在处理五四运动和南北和战的问题上无能，不能镇压学生运动，对南方主战不力，因此钱提出辞职。1919年6月13日得到国会批准，由财政总长龚心湛代内阁总理。龚心湛是皖系人物，他服服贴贴听从徐树铮的指挥。龚为内阁总理，徐树铮公然到国务院为龚处理公务。徐世昌对徐树铮非常反感。由于徐世昌和段祺瑞在物色内阁人选的意见相佐，所以一直没有提出正式人选。
徐世昌看中了陆军总长靳云鹗，认为请靳入围可以对付安福系。安福系是由徐树铮一手操纵的皖系政治集团，以安福俱乐部为组织形式，控制国会。靳虽是皖系大将，段的四大金刚之一，但他和徐树铮水火不相容，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与曹锟是拜把兄弟，段也认可。9月19日，曹锟发表效电，支持靳上台。22日，曹又与张作霖联名发电支持由靳主阁。
靳云鹗，字翼青，山东济宁人，少孤家贫，其弟靳云鹗。早年哥俩投奔袁世凯的新军，旋送武备学堂深造，当时段祺瑞是武备学堂的总监，受段知遇，擢升很快，清末为段祺瑞第二军的总参议，民国以后，历任第五师师长、山东将军、陆军总长等要职，其弟靳云鹗为直系吴佩孚手下的大将。
徐世昌提名靳为内阁总理，请国会讨论通过，这时徐树铮正在库伦，解决外蒙撤销独立问题，安福系不便反对，只提出财政、司法、交通三总长要由安福系的李思浩、姚震、朱深分别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由曾毓隽担任。
10月30日、11月1日，众议院、参议院分别通过由靳云鹗组阁。
1920年2月26日，国务院根据段的意见，任命吴光新为河南督军，送徐世昌盖印时，徐不同意更换河南督军。靳向段报告，段非常生气，当面骂靳：“没用的东西！你怎么当的国务总理。”靳在直、皖两系斗争中好为总理，处境艰难。左右不是。2月29日，靳提出辞呈。3月1日，安福系发动倒阁，罪状之一是说，靳签订了中日军事协定，是个忘恩负义的卖国贼。然而靳内阁得到曹锟、张作霖为首的八省督军的支持，电请靳留任阁揆，徐世昌也表示坚决挽留靳内阁，段祺瑞面对这巨大的反对力量，只得作罢，河南易督也同意缓议。八省同盟挫败了安福系的倒阁活动。
安福系倒阁未成，更迁怒于靳，说靳忘思负义，通谋敌党，谋害恩师。3月4日，张作霖派人给段送了一封信，劝段不要听小人之言，而疏远靳。这封信不但未起到劝说作用，反使段认为靳托人说情，刚巧，靳前来晋谒，段当面大骂：“你已当到国务总理了，怎么还是这样不明事理，你以为借重外援就可以吓倒我吗！你眼中还有没有我？”靳不知缘由，段把张作霖的信扔给靳看，原来是亲家替自己说情的信。段怒气冲冲地说：“你告诉张作霖，他是什么东西，越来越不成体统了，公然敢干涉北洋派的家事，他配算是北洋派的人吗？他是什么出身，他怎么有的今天，他不过是个马贼。我不提拔他能有今天吗！简直不知轻重，越来越不像样了”。张作霖的信是一片好意，段祺瑞的事业坏就坏在徐树铮身上，张作霖要他远小人，段却刚愎自用，听不尽良言，反骂张是马贼。然而今天的张作霖早已是割据一方的封疆大吏了，段也不能不买他的账。
由于安福系决心打倒靳内阁，宁愿政敌上台，也不愿要靳坐在总理位子上，安福系三总长处处和靳做难，而且直、皖两系摩拳擦掌，靳感到左右作难，遂提出辞职。徐世昌不准，先批给10天假期，又连续三次请假，共准假50天。靳辞意甚坚，连续四次递上辞呈，徐世昌见无法挽留，于7月2日批准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