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单的节日
1950年1月1日，溃败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破例地没有搞“团拜”活动。
这一天，毛人凤接到蒋氏父子的邀请，前往日月潭涵碧楼与总裁一起“欢度”节日。
日月潭地处台湾中部的南投县鱼池乡，是当地最大的天然湖，北半湖状如日轮，南半湖形同残月，由此得名日月潭。潭的四周山峰叠翠，环抱的湖面十分辽阔，周长不下70华里，放眼望去，潭水湛蓝，堤岸曲致，景色宜人，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休闲胜地。老蒋飞赴台湾后，第一个圣诞节就在这里度过，虽说不乏美酒佳景，却凄于孤岛冷月，兴味索然。据蒋经国在日记中所云：
当时，老头子（指老蒋）已被失败主义情绪所笼罩，自以为谋事“竭尽心力，但天不祐人，”工作徒劳，其实是“知其必败而为之了”。几天后，果有消息传来，成都失守；向昆明反攻的李弥、余程万部下落不明；30日那天，蒋介石电令逃往海南岛的胡宗南马上飞赴西昌，搜罗从四川“退”下来的残军，死守三个月，为党国树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榜样。命令的口吻坚决得近乎冷酷，成败与否，老蒋不抱奢望。因此，元旦迎新日，深深陷于不堪回首、无法割舍的怀旧伤感中，老蒋哪里还有搞“团拜”活动的兴头？
这一天，同时接到邀请的还有黄少谷、谷正纲、陶希圣、郑彦英，大家陪伴着蒋氏父子荡舟潭上，垂钓解愁，突然，水面“哗啦”一声作响，银线连着鱼钩的那头，拽起一条大鱼，老蒋不禁为之惊喜，于是大家学那谶讳的老套，极尽演绎之能事，这个说“好兆”，那个说“吉祥”，总而言之“年年有余（鱼），否极泰来”，说得老蒋脸上有了笑容。
吃过午饭，闲情淡去，切入主题。老蒋先用低沉的音调叙述了近日反省的体会，大意是回顾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无不彻底失败而绝望，现在要持志养气，贯彻到底，彻悟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做起。接着老蒋又说了开创“新历史”的打算——首先要重新造党，要旨是湔雪全党过去的错误，彻底改正作风和领导方式，凡不能在思想精神和行动生活上怀有破釜沉舟之斗志者，一律应该自动退党。其次是重新组织力量，积极有效地开展反攻斗争，鼓舞斗志，获取国际支持，最后达到光复大陆的目的。
说到国际支持，老蒋按捺不住地指责起了美国政府，说他们不讲信义，落井下石。毛人凤知道内情，颇有同感。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其间有一部分内容是严厉指控国民党的堕落、腐败和无能，说老蒋是自招失败，美国任何新的对华政策或额外援助，都无法挽回由蒋介石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失。与此同时，美国人还暗中游说，怂恿刚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的陈诚，抛弃老蒋，另立山头。
陈诚表面上虚与委蛇，回头却把老美的不良居心告诉了蒋介石。气得老蒋大骂美国人无耻！
当然，骂归骂，想归想。毛人凤知道老头子争取的所谓“国际支持”，其实也就是老美的支持，这情景与“恨之切，爱之深”的道理暗合，正可谓：
不是冤家不聚头矣！
然而，元旦过后没几天，即1950年的1月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说到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时，杜说：“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的，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美国政府袖手旁观的态度，不啻是对蒋介石的迎头重击，所谓“国际支持”的图谋，顿时成了剃头担子——一头热的尴尬，悲愤之下反而激起了“雄心”。此时，老蒋急于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尽快复职，名正言顺地统揽党、政、军大权；二是显示力量，让岛内外所有的反共人士重新认同：蒋氏政权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独一无二的领导权威。
最后的挣扎
蒋介石急于图谋，客观上凸现了毛人凤的特殊地位，那情景，颇似潮水退去礁石露的状况，道理亦浅显：盘踞大陆时期，国共牴牾，军事斗争是主战场，将军们“叱咤风云”，毛人凤只是个配角。眼下，退缩孤岛，明枪明炮干不成了，主要的手段就是开展“敌后斗争”，不断地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制造麻烦。于是，统率几十万潜伏人员的毛人凤倒成了贯彻总裁使命的首要干将，这对经历数十年宦海沉浮，一朝跨跃诸多资历栅栏的毛人凤来说，真正是时来运转。未几，“显示力量”的指示化成无数个行动密令飞向各潜伏点，反革命的武装暴乱随之突起——1950年2月，潜伏在成都平原北郊什邡县三河乡一带的赵洪文国，一个手持双枪的老土匪婆，接到密令，立即打出“西南反共游击军第二路绥靖司令”的旗号，发动暴乱，周围20多个县的土匪纷起响应，老太婆到处张贴布告，声称：“还我之民主主义，自由、民主、繁荣、强盛之伟大中华……”同年2月，潜伏于成都市郊的“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游击纵队龙潭寺支队”司令巫杰，奉令暴乱，伏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某师政治主任朱向璃和他的警卫班，朱向璃一行20余人惨遭杀害，制造了震动一时的“龙潭寺惨案”。
同年3月，所谓“贵州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总司令曾绍华，于贵阳附近拦截交通，袭击干部，杀害民众，乃至纠合匪徒万余人，围攻贵州大学。
同年3月，以“川甘陕反共救国军”顾问，川北、江油、平武、广元、剑阁等八县的“反共游击联队”总指挥自居的黄清源，拥“兵”万余人，于川北之地发动暴乱7次，占领并捣毁县区政府20多个，杀害了许多干部和解放军战士。
另外，还有潜伏于黑龙江省依兰县黑暗子窑沟一带的余大柱子，奉命暴动，先后杀害共产党干部和解放军官兵100多人，并剥下人皮做成马鞍，专门派人去台湾，送给毛人凤当“礼品”。
据贺龙给中央的报告称，当时仅是川西地区，就有各种公开活动的土匪104股之多。与此同时，反革命的武装暴乱还由农村波及到城市，比如，1950年2月，四川南充市发生了暴乱，市内大片民宅，以及川北地区行署机关办公大楼全被炸毁。又如，广州中央医院隐藏着一个名叫“广州人民反共救国总队第二大队”的反动组织，从主治医师、护士到茶炉工20多名成员奉命暴动，将许多送到这里疗伤的解放军官兵杀害，有的官兵被拔去输血管；有的坐在轮椅上被推下楼梯；有的被闷在棉被里窒息而死。
其中最最险恶的还属“北京暴动案”，领衔人物是保密局特工江洪涛。
江洪涛原先的公开身份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教会门组织——先天妙莲会的会长。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地下工作者曾打入过这个组织，并利用其特殊的影响，作了一些秘密工作。解放后，江洪涛凭借这份“功劳”顺利地潜伏下来，同时，还掩护了一批国民党“地下工作队”的成员，其中有个叫马宗元的特工直接打入公安局二处，当上了情报员。随后，江洪涛伙同马宗元以协助纠察总队（北京群众性的治安组织）工作为名，设法让“地下工作队”一半以上的成员混进了这个组织。不久，江洪涛接到毛人凤的指示，要他不惜代价，在北京搞一次暴动，目标是袭击市公安局二处，烧毁王佑胡同的秘密机关档案。这一手足够厉害，一来在共产党的首都闹事，影响巨大；二来，烧毁档案，等于是搞掉了共产党反特挖潜的本钱。为了确保行动有效，毛人凤命令江洪涛亲自督阵。
江洪涛潜伏组的活动，全部是按“敌后”工作的要求开展的，因此，“地下工作队”的一般成员，都不知道江是他们的领导，江通过马宗元控制队伍；马通过一个姓孟的医生与台湾进行联系，这个姓孟的医生的诊所就开在宣武门牛街，事实上成为居间联络提调的关节点。
暴动计划尚在酝酿中，牛街的秘密联络点被我公安部侦破，公安部一局一处的侦察科长曹纯之先将来牛街联络的莫力奇秘密逮捕，经审讯，莫交代了与马宗元、孟医生的关系，并同意立功赎罪。此后，凡马宗元交莫力奇转给孟大夫的信件，曹纯之都先看过，最终掌握了全部“地下工作队”成员的名单，以及有关暴动的计划和联络暗号，并在举事前的一天，公安人员收网兜捕，自江洪涛以下全部被抓获，于是“北京暴动”的阴谋胎死腹中。毛人凤不甘罢休，又唆使隐藏在北京电车公司的特工，夜间放火，一次烧毁电车59辆，但无论其规模还是可能造成的后果来看，均不足与“北京暴动案”相提并论，只不过是勉力而为，丢了西瓜检个芝麻的勾当。
与反革命武装暴乱相呼应，强化破坏活动，也是“显示力量，扩大影响”的一个步骤。自1950年春季开始，国民党空军连续对上海、福州等沿海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1950年1月25日12时27分，国民党空军的12架飞机从定海起飞，由长江口上空进入上海市区，以江南造船厂（解放军海军基地）为主要目标，实施轮番轰炸，共投下52枚500磅至1000磅的炸弹，炸毁18艘军舰和运输舰。小东门、陆家嘴、杨家渡、杨树浦一带，民房被毁400余间，死70余人，伤250余人。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出动17架飞机，从岱山定海起飞，分四批进入上海，向杨树浦发电厂、闸北水电公司、南市华商水电公司投掷1000磅炸弹70余枚，致使电厂瘫痪，市内一半工厂停产，不少地区断电停水，另有千余间民房塌毁，居民死伤千余人。据董显光《蒋介石传》一书透露，龙华机场当时也被炸毁。
国民党空军的“一·二五”轰炸、“二·六”轰炸目标认定之准，投弹命中率之高，决非偶然。事后查明，是得到了保密局潜伏特工的积极配合，此人名叫罗炳乾，于1949年7月被毛人凤任命为上海潜伏独立电台台长，化名吴思源。当年8月，罗携带收发报机，经舟山抵吴淞口登陆，潜入上海，于妻兄施家瑞处立足，然后用保密局发放的经费，替施家父子开了一爿“振妃瓷器店”，自己以“跑街”名义厕身其间，白天搜集情报，晚上通过电台发往保密局本部。“一·二五”轰炸中有关目标方位的情报就是罗一手提供的。后来，罗炳乾的电台被我公安人员破获，自此，国民党飞机便瞎了眼，空袭的盲目性骤然上升。
1950年上半年还发生了两桩轰动性的破坏事件。一桩是“泽生”号被炸；另一桩是“留港飞机”被炸，幕后策划者都是毛人凤。
当时，大陆正处于医治战争创伤的时期，物资相当匮乏，不少东西需经香港进口，尤其是棉花。为此政府实行了外棉进口免税政策。1950年1月9日，英国政府表示愿意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作为资本主义大国改弦易辙的首例，蒋介石无法坐视，希望毛人凤使出一点手段来。毛人凤立即找潘其武、叶翔之商量，准备在香港至大陆的航线上制造一次轰动性的破坏事件，既给共产党、也给英国人一点颜色看看，任务具体由叶翔之出面布置，由杜长城和他的技术总队负责执行。先是派特工混入香港，侦知有一艘在英国注册的巨轮“泽生”号即将满载货物驶往大陆。接着杜长城去码头踏勘，了解船体的结构、启航的时间等等。随后通过保密局驻港机构的配合，把定时炸弹混在货物中运进货舱。翌日中午，“泽生”号按时起航，几小时后爆炸沉没。消息一经证实，毛人凤大赞此为“反共救国”壮举。
留港飞机被炸的过程稍稍复杂一些。1949年初，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奉国民党政府令，陆续迁离上海，“中航”一分为二，总公司迁台南，机航基地迁香港；“央航”则迁往广州。
到了5月份，“央航”也迁到香港九龙。当时，“中航”在香港的飞机有70多架，“央航”有40多架，总体规模在亚洲地区屈指可数。1949年10月，保密局获悉：两航（指“中航”“央航”）长官有意追随李宗仁，打算把这批飞机和资材弄到广西去。为此，老蒋急召“中航”与“央航”的总经理来台北，当面询问。结果“中航”的刘敬宜来了，“央航”的陈卓林称病未到。
刘对老蒋发誓说，绝无此意，请总裁放心。到了11月，保密局又得到两航不稳的情报，蒋介石再次电召刘敬宜、陈卓林，结果两人都没去，老蒋顿觉不妙。原来，刘、陈并没打算去广西，而是悄悄地与新中国派往香港的代表接上了关系。
1949年11月9日，“中航”、“央航”同时宣布起义，并驾领一批飞机飞往北京，降落于西苑机场。11月12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起义人员。盛赞这一正义行动的意义与巨大影响，抵得上200万军队，并且大大地缩短了全国解放的进程。毛泽东主席也给两航全体起义人员写了贺信。
蒋介石闻讯大惊，急派“交通部长”端木杰前往香港处理此事。接着，“外交部长”叶公超也赶到香港，宣布免去刘敬宜、陈卓林的职务，另外任命沈德燮为“中航”总经理，戴安国为“央航”总经理。随后，沈、戴两人马上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要求冻结两航在香港的资产（两航当时在启德机场泊有70架飞机，另外还有新建的发电厂、仓库以及各种机航器材）。作为针锋相对的回应，两航起义人员迅速成立了“非常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对在港飞机和器材实行全权管理。
1950年1月，英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沈德燮、戴安国的“当然地位”未立已废，于是台湾方面又改变手法，串通陈纳德，以两航早将这批飞机和资材卖给陈纳德的美国民用运输航空公司为由，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要求获取两航的留港飞机和一应资产。2月23日，法庭宣判美方败诉，同时宣布解除“临时禁制令”。3月上旬，新中国民航局特地抽调一部分飞行人员来香港，准备将飞机逐批开往内地，这下台湾方面发了猴急，毛人凤正式向保密局驻香港机构下达命令，立即实施爆破计划，不得延误。4月2日，停泊在启德机场上7架属于两航的飞机被炸毁。第二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发表声明，谴责这一罪恶的破坏行径。与此同时，两航通知港九进步工会组成200人的纠察队进驻机场，负责安全保卫工作，这才扼止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刺杀中共领导人
1949年10月，毛人凤应蒋介石的紧急召唤，曾从昆明飞赴台湾，接受了老头子亲自布置的五项任务，其中有一项是“对中共领导人进行刺杀”，当时，由于西南省份的工作繁重，以及种种节外生枝的不测事件发生，牵扯了毛人凤的主要精力，这项任务便被放在缓一步的位置上加以考虑。眼下配合老蒋“显示力量”的工作要求和开展“敌后斗争”的需要，刺杀中共领导人的行动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1.谋刺毛泽东
在毛人凤的刺杀名单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位居榜首。为此，毛人凤不知作过多少努力，付出过多少代价，事后想来仍为不知尽头的失败记录而寒心。就拿最近的一次来说，行动专家崔铎的失手，再一次证明了任务的艰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