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晚，戴笠在南京特务处大礼堂，召集科、股长以上骨干特务讲话。戴笠涕泪交流地说：“校长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为张、杨叛变所扣押，生命垂危，前途堪虑。我们失职，未能事先明察，致校长蒙难，真是罪该万死。现在唯有尽最大努力，进行挽救。我现在决心随蒋夫人、宋部长飞赴西安，去营救校长。此行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后愿和校长共生死。同时，你们在家，也要把日常工作做好。”当即，戴笠交代，他走后特务处所属内勤机关和各省站组织要继续加强侦查戒备，并与当地军警宪机关配合，防止坏人乘机造谣，扰乱治安；指示所属密电研译室对桂系、阎锡山、龙云、刘湘、韩复榘等各派系加强监视侦查，以严密掌握他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行动。戴笠还反复交代郑介民，一定要随时与胡宗南保持联系，并防止复兴社内部的主战派惹是生非，轻举妄动，一切要等蒋夫人和宋部长从西安回来后再做定夺等。
戴笠交代完毕，毅然决然奔赴西安，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怆。
戴笠环视众人，见都没话可说，手在空中一挥，宣布散会。恰在这时，一路凄厉的哭叫声自外面进来，来人直奔戴笠身边，屈腿跪下，央求道：“雨农，你千万千万去不得！”
戴笠定眼看时，却是毛人凤。原来戴笠开会，没让毛人凤参加，他担心的也是毛人凤劝阻。毛人凤从卫兵口里偶尔听到这消息，登时，他心里一惊，立即想到一旦戴笠出事他失去了靠山这辈子也就完了。因此，一路哭来劝阻，没想到这回戴笠是铁了心了，谁劝阻也听不进去。
毛人凤哭干了泪，言明了厉害，还是没有效果。
同时，对毛人凤的忠心戴笠从心里感激，道：“我何尝不知道危险？可是我这回不能不去，我的一切都是在冒险中得来的，因此，这一回我还得赌一把。赢了就赢了，输了都是校长给我的，等于还了他。”
毛人凤道：“我在这里的一切也都是你给的。你要去，我也和你同去！”
戴笠搭着毛人凤的肩，摇摇头说：“没这必要，你好好留在家里，替我稳住，万一我回不来——你，你……”
戴笠本来想说：“万一我回不来，你要接管我所创下的家业，不要让它落在外人手里。”可他话一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原因是现在说这话没一点作用，因为毛人凤才来没多久羽毛未丰，才刚刚适应了，在他的上头莫说还有郑介民、唐纵，甚至连王孔安、余乐醒、赵理君等人的资历都要比他老……想到这里，戴笠悔恨不已，心想，若早几年把毛人凤叫出来就好了……戴笠咬咬牙，心想这次若能保住性命回来，一定得尽快把毛人凤往上提！
营救蒋介石
1936年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另有宋美龄的侍女、厨师，一行共七人，从南京机场登上福克式三引擎飞机直飞西安。
临行前，戴笠经过再三犹豫，还是随身暗藏了两支手枪。虽然行前有胡宗南对西安形势详细的分析，有宋氏兄妹的“保驾”，但是等到一上飞机，已经绝无退步余地的时候，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再次袭上戴笠的心头。戴笠尽管一生中屡次深入虎穴，最后总是化险为夷，安然无恙；但此次毕竟不同于以往。东北军都是亡家亡土之人，是一群早就被仇恨和屈辱逼急了的疯子，他们连委员长都敢扣押，世界上还有什么事他们不敢做。再说那个杨虎城，早已对我恨之入骨，恨不能把我生吞活剥，以泄其愤。如果再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共分子掺杂在内，还会有我戴笠的好果子吃吗？到那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戴雨农就是能飞檐走壁，也只有任人宰割了。如此一想，戴笠只觉得一阵阵寒气从脚底板下升起，直透心田，脸色时而苍白，时而蜡黄。
宋美龄是位很细心的女人，她早已观察到戴笠内心的变化，于是用她那充满女性温柔和母爱的语调娓娓地对戴笠说：“我虽然至今没有儿女，但蒋先生告诉我，他的学生、他的部下，就是我们的儿女。”戴笠望着宋美龄爱抚关怀的神情，心中一阵感动，稍稍缓解了恐惧和紧张的情绪。
飞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后，张学良首先登机来迎。宋美龄与张学良寒暄数语后，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张学良、宋子文、端纳、蒋鼎文和戴笠鱼贯而出。戴笠看到机场四周荷枪实弹的士兵，神情仍然显得紧张而又疑惑。机场上，宋美龄与同来迎接的杨虎城坦然握手，然后对张学良说：“汉卿，我们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检查。”张学良回答说：“夫人请便，我不敢检查。”说罢即请他们连人带行李一齐上汽车。只是戴笠带在身上的两支手枪被没收。
车队一行先至西安市东门里金家巷张学良的公馆，小憩片刻，然后张学良亲送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三人到仅隔一箭之遥的高桂滋公馆去见蒋介石，蒋鼎文、戴笠仍被留在张公馆晚餐，张学良特请原“西北剿总”政训处长、黄埔系著名的“扩大哥”曾扩情陪同。当夜，戴笠被软禁在张公馆的地下室内。戴笠看到这个情形，自知生死殊难逆料，遂留遗书曰：“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也。戴笠。”
第二天，戴笠考虑到来西安后一直未能与张学良单独见面，不知张学良对自己到底做何处置。决定主动做试探性的进攻。他请人找来“西北剿总”二科长陈昶新，要求陈带他去见张学良。陈昶新请示张学良同意，陪同戴笠去见他，戴笠一见张学良，一下来了个长跪不起，哀求说：“请副总司令千万保全委员长性命。”张学良说，委员长寝食都很好，你可以去看看他。戴笠揣摸张学良口气，尚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当即起来。迫不及待地要去见蒋，张学良只好派自己的副官谭海拿着自己的手令，护送他去见蒋。谁知刚一进门，蒋就怒不可遏地骂道：“你这时来干什么？给我滚出去！”戴笠一声不响，进退维谷，只好缩在门外畏怯不前。宋美龄见状，立即上前解劝，蒋才稍稍息怒，原先铁青的脸色也有了些缓和，精神紧张的戴笠才感到有些松动。当晚，张学良恐有人伤害戴笠，就叫戴笠住在陈昶新家里。
12月23日开始，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组成的三位一体进行谈判。谈判结果，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六项条件。其间，戴笠亦受蒋之命，与西安方面的有关人员讨论了六项条件中关于“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的具体事宜，并就此发表指示电，对张、杨及其他军官的生命安全做了秘密保证。
12月24日晚，张学良在西安新城大楼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蒋方军政大员，戴笠却于当日受蒋密令，先期赶回南京。
话说在戴笠去了西安的这些日子，毛人凤食不甘味，夜不成寐，时刻注意西安的动向，直至得知和谈成功，他才好比赌赢了的赌徒，搓着手激动得热泪盈眶。
恰在这时，他又收到向影心从火车上发来的密电，说她已经历尽千难万苦，脱离了危险……
真个是双喜临门，毛人凤兴奋异常，关好窗，插上门，一个人偷偷在房子里翻着跟头。有人叫报告了，他知道一定又是好消息，忙爬起来，整整衣服，干咳一声，又恢复往日的沉稳与不苟言笑的严肃。开了门，译电员递给毛人凤一份才译出的秘件。
密件上写道：“戴已乘机回南京。”
毛人凤收好密件，准备去机场迎接。他恨不能马上见到戴笠，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有好多重要的情报要汇报。比如说，他在西安受惊了没有，问他领袖对他的忠心义举有没有反应；比如，向影心有了消息，西北地区不能再呆了，有何具体安排？
毛人凤叫出本部的司机驾车去了机场。时间尚早，毛人凤便在机场徘徊，不时手搭凉篷仰望蓝天，看有没有飞机出现。
飞机终于飞临视野，一会儿就低飞降落。毛人凤未等飞机停稳，快步冲上去迎接。
戴笠走下弦梯，和迎上来的毛人凤紧紧抱在一起。
毛人凤激动地说：“我总算盼到了这一刻！你受惊了。”
戴笠拍拍毛人凤的肩，道：“没事了，我们回去吧。”
毛人凤请戴笠上了车，两个人坐在后座，毛人凤事先想好的千言万语就变成了没言没语。
戴笠经历了大难不死，仿佛又成熟了很多。他向毛人凤介绍了一些简短的别后情况，然后长叹一口气，道：“这辈子就穷忙的命，难得一刻的休息。西安的事还没了结，校长又有了新的重要指示。”
毛人凤一听说蒋介石有重要指示，欠起身，耳朵向戴笠的嘴边贴去。
12月24日晚9时，戴笠下机后赶回鸡鹅巷寓所，立即召集特务处代理书记张严佛和特务队长刘乙光交代任务。毛人凤也参加了。这时，戴笠的神情与去西安前已经完全判若两人。他一边笑一边很严肃地说：“张学良将于明天送委员长到南京来，我已经和宋部长商量好了，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和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张学良到南京的消息千万不可张扬出去，尤其毛人凤要特别注意。”接着又仔细交代：“乙光赶紧在特务队挑出十个人来，要机灵可靠、仪表好的，都穿蓝色中山服，佩带二号手枪，由乙光带到宋公馆去，看守张学良。”
12月25日下午5时，毛人凤得到秘电，蒋介石、宋美龄一行已经由西安到达洛阳，住洛阳西工第一分校。因天晚，改于26日下午回南京。这份密电是蒋介石面嘱洛阳军分校主任祝绍周拍给戴笠的，并进一步指示26日软禁张学良的具体行动。
12月25日晚，戴笠再次召集张严佛、刘乙光、毛人凤进行具体安排。戴说：“委员长决定明日先到，飞机在明故宫机场降落。十分钟后，张学良的飞机到达，你们都到飞机场去照料，宪兵方面，乙光去和他联络好，派一排人到飞机场警戒就行了。人凤负责随时接收校长指示，并向他汇报。委员长离开飞机场后，除了宪兵和特务队，任何人都不能在机场逗留。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用我和宋部长的汽车直开宋公馆，乙光带便衣警卫乘汽车跟在后面。”
12月26日下午3时，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行飞抵明故宫机场，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一批军政大员欢迎后簇拥而去。二十分钟以后，张学良的飞机降落。张一下飞机，就被宋子文、戴笠拥上汽车，直驶北极阁宋公馆。毛人凤见万事诸已妥当，立即指示随从用带来的电台向蒋介石详细报告，请求指示。
一切按照蒋介石密谋的进行。1936年12月31日下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军事法庭宣判：“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长官实行暴力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这一天，随同张学良的秘书、警卫人员的枪被宪兵三团团长罗友胜命令宪兵收缴而去。张学良则被戴笠送到太平门外的孔祥熙公馆监禁起来。监禁张学良的工作由戴笠亲自安排并督促、检查，由毛人凤负责向蒋介石报告。监禁由内外线两部分组成，内线警戒由戴笠派特务处大特务周伟龙负责，带有15名特务队员，组长由王芳南担任。外围警戒则由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丁昌负责，带有宪兵特高组七名组员和一排武装宪兵，组长由中校处员欧阳湘担任。张学良被关在孔公馆二楼，不准外出一步，对外严格保密。
1937年1月初，蒋介石又以张学良“勇于改悔，自行诣京请罪”的名义对外公布。蒋对戴说：警戒看守工作必须绝对严密，任何人不得蒋的同意不准擅自见张。可以挑选一名忠实精干的特务人员，朝夕同张住在一起，对张的言行起居逐日秘密记载具报。张可以对外通信，但必须予以严格检查，以便割断他与东北军等有关方面的联系。张的居住地点和房屋要绝对秘密，而且要便于防守，至少应有一个连的武装警卫看守。这一连守卫要选择确实可靠，并且是训练有素的士兵充任。可以让张学良有选择地阅读一些书报，但必须经过检查批准，不许张本人自行订阅。如查出看守人员中有与张学良私自勾结者，即行枪毙，并且唯戴是问。蒋进一步规定：如果住地移动，更要机密，万不能让张趁机跑掉。平时，对张不是死死关着，应允许他在一定范围内活动等等。这就是蒋对“严加管束”四个字含义的规范和具体化。在实际看守过程中，戴笠不但严格遵守，而且进一步充实发展，确实使囚禁张学良的工作做到了万无一失。
张学良在南京被扣后，激起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愤怒。西安方面强烈要求蒋介石遵守在西安的诺言，释放张学良。并积极进行军事部署，与蒋介石的军事威胁进行对抗，西北的内战形势一触即发，十分险恶。
话说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立即背信弃义，扣压了张学良，激起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多方面的愤怒，一时间西北内战局势已经形成，情况十分危急，一触即发。1月5日，西安将领由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领衔发表了要求释放张学良的声明，蒋介石则派顾祝同为总司令，刘峙为副总司令前往洛阳，准备对西安作战。后来由于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少壮派杀害主和派将领王以哲军长的“二二”事件，造成东北军分化解体，蒋介石坐收渔利，于是，营救张学良的计划全部落空。非但如此，蒋介石还把西安事变的全部怨恨都集于杨虎城一身。1937年4月16日，蒋介石通过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指令杨虎城“辞职出洋”。6月29日，杨虎城带着军委会拨给的十五万元出国考察旅费，偕夫人谢葆贞及儿子、随员，从上海乘“胡佛总统”号轮船，赴欧美考察去了。
闲话休提，书归正传。蒋介石回来后，一阵拳打脚踢，对西安事变的有关责任人员，按他个人的意愿，关的关，撤的撤，赶的赶，杀的杀，可谓杀气腾腾。这场事变中，唯一的赢家是戴笠，戴笠冒着生命危险赴西安救驾，危难关头见忠心，令蒋介石感动，立即恩宠有加。
有资料为证：
戴笠的西安之行，使蒋介石对戴的作用重新加以审视认识。蒋在一生中，虽把特务工作摆在极重要的位置，可谓时时刻刻不忘，但在公开的文集和讲演中，提到戴笠二字的只有一次，这就是在《西安半月记》中。由此可见，蒋对戴笠的西安之行是极为感动的。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又提到戴笠一次，这都使戴笠感为不世殊荣之事。而西安事变之后，戴笠患慢性盲肠炎在上海英租界医院动手术，蒋介石特地叫宋美龄代表他去看望，宋美龄并亲自关照医院，没有完全痊愈，不准出院。这是蒋介石对心腹亲信很少给的殊荣。这在西安事变之前，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恩宠。连当时专程赶来上海看望戴笠的胡宗南，了解到个中情形，也不禁羡慕和嫉妒。
总之，西安事变，戴笠拼死一搏，名利双收，毛人凤自然也会随之鸡犬升天，不在话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