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后经学日益兴盛，博士的数量逐渐增加。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了十四家博士。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大、小戴，《春秋》有严、颜，凡十四博士。”他们都通过训诂章句为手段，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到了西汉后期，逐渐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董仲舒对于《春秋公羊传》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再加之统治者的迷信与提倡，经学逐渐神学化，谶纬泛滥；另一方面由于不少经学家继承了较多的原初儒学的色彩，其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从而越来越不能为逐渐加强的君主专制所容忍。在这种情况下，自西汉中期开始就已经在民间传授的古文经学兴起，形成所谓的今古文之争。
所谓“今文”是指汉代流传的隶书字体，所谓“古文”是指秦代以前的字体。“今文经学是汉代儒家的一个学派，与古文经学相对。西汉初年，儒家经书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由一批学者讲解，形成一个学派，叫经学。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搜集书籍，‘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汉书·景十三王传》）。汉武帝时，鲁恭王刘馀为了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居，从墙壁中发现一批先秦古籍，也都是古文。西汉末刘子政提倡这些古文，形成经学的另一学派。后人把刘子政一派称‘经古文学’，与此相对，此前经学皆以今文经书为本，被称为‘经今文学’。后来两派又分别称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庞朴《中国儒学》）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不仅仅是文字篇章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不同。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而古文经学认为孔子只是古典文献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今文经学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托，其中有许多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认为六经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的记录；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注重对经文本义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阐明。如果说今文经学关注的重心在于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的话，那么自西汉后期开始与之针锋相对的古文经学所关注的重心就是历史史料学与语言学。
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争辩过程中，互相也在逐渐地渗透，互相融合。东汉初年（公元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就是一个官方召开的企图弥合今古文经学异同的重要的学术会议。会议的成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一书。《白虎通》是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东汉末年，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兼通古今，唯善是从，遍注群经，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但又能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优点，态度严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因此，当时学者纷纷摒弃门户之见而就郑学。自此今古文之争随着郑学的兴盛而日渐衰退，古今文之争至此告一段落。
汉朝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代，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
韦贤传》引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汉朝的“以经义决狱”是汉朝经学与王朝政治相结合的一大特色，也是汉朝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并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把经学思想深深地植入了普通民众之中。
四、魏晋南北朝经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经学由衰落走向分离的时期，出现了郑学和王学之争、经学玄学化以及南学与北学。
东汉末年，郑玄遍注群经，杂糅古今，使今古合而为一，形成显赫一时的郑学。魏晋时期，一统天下的郑学受到了王学的挑战。所谓王学，是指王肃所创立的经学体系。王肃是司马昭的外祖父，所以王学获得了司马氏的支持，他注解的《尚书》《诗》《论语》、三《礼》和《左氏春秋》以及其父所作的《易传》都被列为官学。王学和郑学之间的纷争，使得原本神圣不可侵犯的郑学发生了动摇，章句训诂之学已不能满足学者的需要，经学得到了新的发展。
魏晋时在经学取得成就较大的还有王弼、何晏等。王弼注《周易》，摆脱了汉代用“象数”和谶纬解说《周易》的老路，开创了用义理、思辨哲学解说《周易》的新路，这是经学史上一次重大变革。何晏所作《论语集解》收集了汉以来各家之说，对后世影响很大。这一时期经学的特点是经学逐渐玄学化。南北朝时期经学也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对立而分立为南学和北学。据《北史·儒林传》记载，南学《周易》尊王弼，摒弃象数、发挥义理，《尚书》流行《孔传古文尚书》，《左传》盛行杜预撰《春秋左传集解》；北学《周易》《尚书》主郑玄，《左传》主服虔。“南人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北史·儒林传序》）从学术风格上讲，南学受玄学和佛学影响比较大，能博取众家之长，又喜标新立异，反映了其哲学思辨能力的提高，而北学受北方游牧民族质朴风尚的影响，保持了汉朝经学以章句训诂为宗的特点。
五、隋唐经学
经学发展到南北朝由政治分离而分，也势必由政治统一而合。随着隋文帝灭陈统一南北，进入隋朝以后，经学也逐渐融合。郑学、王学之争消失了，南学与北学的分立也不复存在了。
唐代则以国家的力量来推行经学，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这时代的代表著作。“唐代南北朝统一，经学也归于一统。唐初命孔颖达等修《五经正义》。《五经正义》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诏颁天下，作为明经考试之用。《五经正义》保存了汉至南北朝的注疏章句之学，但对经义的创获不多。”（庞朴《中国儒学》）
六、宋明理学
“由于唐代读书人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而学习经书的，因此他们往往只是墨守正义的定论，不敢有所突破，不过，在唐朝中后期，也有些学者站出来努力改变这种停滞的状况，试图重振儒学。例如柳宗元就以‘天人不相预’（天并不能干预人的命运）的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儒学中的‘天人感应’论，进一步清算了儒学中的神学迷信思想。韩愈也以其‘道统论’宣称要把孔孟之道继续传承下来，并且还要加以发扬光大。他通过贬斥佛、道来加强儒学的正统地位。由于韩愈的提倡，孟子的地位大为提高，开始成为孔子儒学的正统继承人。使唐代的经学未能有较多的发展。”（阴法鲁等《中国文化史》）
正是因为唐代墨守正义的定论，不敢有所突破，到了宋代，便有许多人起来反对、怀疑前贤，形成了非常强大的疑古思潮，这种思潮导致了经学的极大变化，开创形成了宋儒理学。理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它以儒学为主，吸收佛家哲学和道家思想而形成。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
北宋时期的石介、胡瑗、孙复被称为理学三先生，但真正开创者为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周敦颐为宋代理学的开山祖，他将道家无为思想和儒家中庸思想加以融合，阐述了理学的基本概念与思想体系。其学说核心是关于无极太极以及阴阳五行的运转变化。现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存世。邵雍是先天象数之学的创始人，并使之成为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张载以气为出发点，对有无、深化等一系列范畴作了深入的分析。程颢、程颐兄弟是理学的重要代表，他们为北宋的理学思想奠定了基础。宋代理学思想以理为万事万物的本源，又称为天理，承认事物的变化。但认为这是理的神秘力量所至，还阐述了天人关系等问题，坚持天人相与的命题。在认识论上比较重视精致的先验论认识论，以格物致知为基本命题概念，讲求穷理。南宋学者朱熹与陆九渊是理学的发展者。朱熹也是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理学体系的完善与阐发上有特殊贡献。他承续了二程的思想，认为理是存在的基础，物质性的气是第二性的，“‘理在先，气在后’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朱子语类》），理的最高境界为太极。但他又认为理无气则不存，气无理亦不能存，二者紧密相关。陆九渊为主观唯心主义理学派别的重要代表，他的思想多与朱熹对立，二人曾发生激烈的辩论。他反对朱熹的读书明理，观察万物以穷理的思想，认为这些均属支离事业，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以“宇宙即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为核心，把格物致知的命题变为易简功夫，主张发明人之本心，反对著述立说与博取群书。宋代理学的这两派对后来影响较大，王守仁在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朱熹那种超感性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创立了王学，或称阳明心学。王学的内在结构是由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构成的。在王守仁看来，心是无所不包的。物、事、理、义、善、学等都不在“吾心”之外，亦即是“心即理”。但他又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是人人生而俱来的、先验的、普遍的“知”。这种“知”是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的本然，是“致良知”、为圣的内在可能性。
明代理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明初程朱理学被奉为统治思想。理学这种哲学化的儒学，对于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是非汉唐时期的儒学所能比拟。明王朝的开创者非常懂得程朱理学的重要。开国伊始，即有刘基、宋濂等理学家，与明太祖朱元璋论道经邦，议论礼乐之制，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注解为规矩。永乐年间，在朱棣的御临下，以程朱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即所谓“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作为治国齐家的统一法理和准则。程朱理学遂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明中叶王守仁心学的崛起及王学的广泛传播。王守仁学凡“三变”（“泛滥于词章”、“遍读考亭遗书”、“出入佛志”为前三变；“以默坐澄心为学的”、“专提改良知三字”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是后三变），最后建立了心学体系。其学说集宋明理学史上心学一派之大成，达到了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高峰。王守仁心学的主要论题有三：一曰心即理；二曰知行合一；三曰改良知。这三个论题都围绕发明本心的良知这一中心思想。可见，他的思想渊源上承陆九渊立大本、发明本心的统绪。由于王守仁事功赫奕，弟子众多，于是王学得到广泛传播。
明末对理学的总结和反思。明末社会动荡，天崩地解，王学衰微，产生了对理学的重新认识。出现了探讨理学产生和发展的专门著作，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堪称为杰作，兴起了以顾炎武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的考据文学，对理学重视概念争辩而脱离社会实际的空虚迂阔学风有所批评，于是理学衰微，实学兴起。
七、清代经学
所谓“朱学行数百年”，指的就是元明两代的经学都笼罩在朱学之下，几乎没有超出程朱理学。不过，任何事物都是在其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就潜伏着衰败的先机。宋明理学也是如此。因此，到了清代，经学又出现了复古趋势，大力批判宋学。
为什么清人对宋学进行攻击批判呢？一方面，“夫学术犹果实也，成熟则烂而落，而新生之机，亦于是焉茁。清初诸儒，正值宋明理学烂败之余而茁其新生，凡此皆其萌蘖之可见者也。”（钱穆《国学概论》）其次，“清代学术者，率盛夸其经学考证。固也。然此在乾、嘉以下则然耳。若夫清初诸儒，虽以启考证之渐，其学术中心，固不在是，不得以经学考证限也。盖当其时，正值国家颠覆，中原陆沉，斯民涂炭，沦于夷狄，创巨痛深，莫可控诉。一时魁儒畸士，遗民逸老，抱故国之感，坚长遁之志，心思气力，无所放泄，乃一注于学问，以寄其守先待后之想。其精神意气，自与夫乾、嘉诸儒，优游于太平禄食之境者不同也。又况夫宋、明以来，相传六百年理学之空气，既以日浓日厚，使人呼吸沉浸于其中，而莫能解脱。而既病痛百出，罅漏日甚，正心诚意之辨，无救于国亡种沦之惨。则学者怵目惊心，又将何途之出，以为我安身立命之地，而期康斯民之实？此又当时诸儒一切己之问题也。”（钱穆《国学概论》）。再次，“程朱理学自宋代兴起以后，在封建意识形态领域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统治者把封建礼教所宣扬的三纲五常视为人们一切思想言行的准则。在元、明、清三朝的科举考试中，都明确规定必须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标准答案。读书人只能用死板的八股文来重复那些迂腐的说教。所谓‘代圣贤立言’就是不准人们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因此，宋明理学在明、清时代，已经成为僵化、虚伪的教条了，完全是统治者扼杀人才的精神武器了。对于读书人来说，它不过是猎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罢了。”（阴法鲁等《中国文化史》）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所谓宋学是注重对儒家经典义理的阐发，在治学方法上以思辨为主，清人认为其空疏；所谓汉学是注重对文本与字句的考证，在治学方法上以考证为主。
明末清初在顾炎武经世致用等学术风气的影响下，经学的研究，逐渐摆脱了空乏的习气，而趋向质朴具体的作风，再加上当时大兴文字狱，故而，当时学者重视文献、讲究考究之风盛行。
“清代的经学，以复古为创新，其发展大体可分三阶段：乾嘉经学，常州今文经学的兴起和晚清的今文经学。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国势日颓，民族危机日重，一些经学家依托孔子和儒家经典以改制。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斥古文诸经为刘歆伪造，其《孔子改制考》宣扬《公羊》改制之义，为‘变法维新’制造理论的和历史的依据。皮锡瑞和廖平是晚清今文经学的两位大师。皮锡瑞撰《王制笺》《今文尚书考证》《尚书大传疏证》《驳五经异义疏证》，均详审缜密。皮氏进而注意经学概论及经学史之研究，著《经学历史》《经学通论》，在经学研究上贡献颇大。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利用经学改制，不可能拯救中国的危亡。廖平的经学思想先后经历六次重大变化而不通，标志着经学的终结。”（庞朴《中国儒学》）
【本章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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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皮锡瑞. 经学历史. 周予同注释. 北京：中华书局，2008
[3] 刘师培. 中国古文学史讲义.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 钱穆. 国学概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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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庞朴. 中国儒学.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8] 姜广辉. 中国经学思想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9] 国学网 http：//www.guoxue.com/
[10] 中国传统文化网 http：//www.chinactwh.com/
[11] 中国文学网 http：//www.cnwxw.com/
[12] 铜雀夕照（中国历史专题网） http：//www.tqxz.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