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集不同作者、不同性质的书，规模较大的丛书始于宋代。一般认为始于南宋，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语》可算为丛书的鼻祖，它刻于1201年，以后各代多有编纂，比较有名的丛书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其中《四库全书》的部头之大，堪称中国古代丛书之最，共收书3503种，79337卷，约9亿970余万字。当时，《四库全书》没有刻印，全书只缮写七部。曾分藏于清代的七大藏书阁。
《四部丛刊》
大型古籍影印丛书，由张元济主持辑录，商务印书馆1919~1936年出版。计收书504种，分为3编，各依《四库全书》的分类次序，编排成经、史、子、集4部分。所选均为重要古代典籍。经部多收汉唐经注和字书原本；史部除正史、编年、地理之外，取最古的别史、杂史、传记、载记；子部取九流十家的著作中言辞古雅，流传有绪的，及算学、兵书、医经中主要的数种；集部则采录有影响的别集与总集。该丛刊对唐以前的著作收入较多，宋元以后的书籍则取舍较严。
《四部丛刊》采用照相石印的方法，将大小不一的古籍印制成统一的规格﹐字体清晰便览。全书分为三编。
《四部备要》
大型古籍丛书，由陆费逵、高野侯等辑校，中华书局1920年出版。共5集，计收经、史、子、集各种古籍351种，11305卷，线装2500册。全书用聚珍仿宋活字排印，字画清晰，精美古雅。《四部备要》有《书目提要》4卷，列各书著者小传、提要、卷目，可供检索和参考。
查找古代丛书目录及其子目，最完备的工具书是《中国丛书综录》，还有《丛书大辞典》《丛书子目索引》《丛书子目书名索引》等。
2.非图书资料
“非图书资料”，就是指那些并非记录在书本上的文献。它包括文物，如花、木、鸟、兽、虫、鱼、书画、甲骨、碑碣、器皿等。另外，老百姓的生活习惯、移风易俗、宗教信仰等，也都属于“非图书资料”。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提出了“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以断言矣。
王国维利用“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先生所说的“地下之新材料”其实就是“非图书资料”的一部分。非图书资料往往可用来印证古籍上的记载，成为释疑解惑的最佳佐证。可见，图书资料与非图书资料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先生对此还进一步加以举例阐释：
古来新学问，起因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石器触，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同时杜元凯之注《左传》，稍后郭璞之注《山海经》，已用其说。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也。
王国维先生在他的《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所列举的近代中国学术界的几大发现大部分资料都属于非图书资料。它包括：殷契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
（第三节）传统“蒙学”典籍
所谓蒙学，就是中国传统式的文化启蒙教育。《易经》中的《序卦》曰：“蒙者，蒙止，物之稚也”。故昔人常称幼童为“童蒙”。启迪童稚，消除蒙昧称之启蒙，或称为发蒙、训蒙、养蒙、开蒙。《辞海》对“蒙学”的解释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封建道德教育。教材一般为《蒙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书》等。没有固定年限。采用个别教学，注重背诵，练习。”我们通常所说的蒙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上讲，泛指古代启蒙教育，包括教育体制、教学方法、教材等内容；狭义上讲，专指启蒙教材，即蒙学文献。
我国的蒙学历史悠久，在上起周秦，下迄民国两千多年的蒙书编纂史上，经过历朝历代的撰辑增删，注解阐发，蒙学文献经典纷呈，数目众多。张志公先生搜集整理的《蒙学书目稿》，就收有580种之多。后来徐梓的《中国传统蒙学书目》，收书达1300余种。这当然远不是两千多年蒙学的全部。据最新统计，中国古代各类蒙学书籍已多达2000种，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堪称世界之最。
据文献资料记载，中国最早的蒙学教材，当推成书于周宣王时（公元前827—前782）的《史籀篇》，该书距今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史籀篇》为周时太史教学童书，出于周太史籀之手。始皇统一天下后，令宰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和太史令胡毋敬模仿《史籀篇》的体例，分别编写了《仓颉》《爰历》《博学》三书（统称《仓颉篇》）。两汉至南北朝时期也编过不少蒙学字书，《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都有著录，但内容多已亡佚，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西汉史游编撰的《急就篇》和南朝周兴嗣编撰的《千字文》。唐宋以后，随着蒙学教育的发展和印刷术的发明，出现了分门别类的蒙学专书，至明清时期，形成了包括识字教育、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的比较完整的体系。体裁上，不仅有韵语读本，还有看图识字、散文故事和诗歌集。
中国古代、近代的蒙学书籍门类繁多，涉及面广。按其教育作用，大致可分为五类：
（1）以识字教育和基础知识教育为主者。主要有《开蒙要训》《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文字蒙求》和“杂字”书。
（2）以伦理道德教育和处世哲学教育为主者。主要有《弟子规》《朱子家训》《性理字训》《小儿语》《续小儿语》《女儿经》等。
（3）以历史、社会、自然常识教育为主者。主要有《蒙求》《兔园册》《幼学琼林》等。
（4）以传授语词知识、典故知识和声律知识为主者。主要有《增广贤文》《书言故事》《声律启蒙》《龙文鞭影》《蒙养图说》等。
（5）以优秀诗文选本陶冶初学者性情、培养其诗文读写兴趣为主者。主要有《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文章正宗》《文章轨范》《古文观止》等。
《三字经》中国现代以前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蒙学教材。一般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学者王应麟（1223—1296）。《三字经》以三言韵语联缀成文，全文在千余字的篇幅中容纳了相当丰富的内容，涉及时间、地点、数目、历史、天文、地理、人伦、学业、道德等方面的知识。其文段落分明，结构谨严，文字简洁，概括性强，往往用几句话，就能准确地概括事或物。前人尝谓《三字经》包括了“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著作之原由”，因而是一部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的入门书，被称为“袖里通鉴纲目”，可见其概括性之强。明清时代，不断有人对《三字经》进行过解释、增补、配图、注音。
1928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对《三字经》进行了重订，增添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使这本启蒙读物的内容更为完备。《三字经》还先后被译成满文、蒙文、英文、法文、拉丁文等多种文字，影响早已及于海外。
《百家姓》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介绍姓氏的蒙学读物，作者不详。《百家姓》全文572字，收单姓446个，复姓61个，以“赵钱孙李”起首，包括了中国古代最常见的姓氏。全文以四言韵句成篇，读来朗朗上口。南宋大诗人陆游注其诗《秋日郊居》时说：“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由此可见《百家姓》在当时已十分普及了。
《千字文》堪称千古绝唱的识字之文，为南朝梁武帝大臣周兴嗣所作。曹魏时期的书法家钟繇曾书写过一篇《千字文》，不幸被雨水淋坏于西晋末年。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又重新编写了一篇，但质、文欠佳。梁武帝命周兴嗣再次编撰以教育诸皇子。周兴嗣的《千字文》拓取王羲之遗书不同的字1000个，编为四言韵语，依次叙述有关天文、博物、历史、人伦、教育、生活等方面的知识，是一篇以识字教育为主，兼有思想教育和常识教育的综合性蒙学课文。《千字文》结构简单，押韵自然，易于朗读背诵。明人王世贞称它为“绝妙文章”，清人褚人获评价它“局于有限之字而能条理贯穿，豪无舛错，如舞霓裳于寸木，抽长绪于乱丝”，都可说所赞不虚。《千字文》问世后，不仅被广泛用为儿童识字之文，成为自隋至清在中国各地流传最广、使用最久的蒙学课本，而且屡屡成为许多行业的编号，至于历代书法家书写《千字文》的贴本，更是难计其数。
《千家诗》一部影响广泛的启导少年儿童学诗的诗歌选集。南宋刘克庄曾编选过一部《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内收集唐宋近体诗1200余首，后有人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删修订，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版本，其中流传最广的是题为“谢枋得选、王相注”的《千家诗》，收集诗220多首，作者皆为唐宋名家，作品多为近体律、绝，题材广泛，篇幅短小，其中多数作品诗味比较浓郁，诗歌语言浅易而优美，非常适于少年儿童诵读和理解。
《增广贤文》历代格言警句汇编性质的蒙学读本，原名《昔时贤文》，又原名《古今贤文》，作者不详，大约是明代中期的儒生。《增广贤文》以对联、谚语形式选汇历代文献中的名句和民间格言，全篇“有文言，有俗言，有直言，有婉言，有恶善言，有勉戒言，有在家出家言，复有仕宦治世言，有隐逸出世言，士农工商，无一不备”。内容多涉及为人处世之道，极为警策。由于对历代的格言警句能不拘一格，广泛采录，雅俗共赏，贴近实用，使这本启蒙书广为闾里百姓所欢迎，清代以后几乎家喻户晓。
《幼学琼林》“类书”性质的蒙学“百科”知识读本。《幼学琼林》原作者是明代的程登吉（一说是明人丘浚）。后来流行的本子，经过了清人邹圣脉的增补和注释。书名“琼林”者，谓书中的知识似美玉如林。《幼学琼林》共分4卷，按“事类赋”的方式编排，用骈语介绍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内容涉及很广，从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文臣武职到人情世故、家庭婚姻、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文事科第以至制作技艺、花草鸟兽、释鬼神道共33类，无所不包，旧时人们常用的语词、常见的名物，几乎都能于其中见到。如卷一分为“天文、地舆、岁时、朝廷、文臣、武职”6条，依次罗列相关物、事。全书的知识“信息量”极为丰富，文字则以凝练、顿挫见长。
《龙文鞭影》专门介绍典故（掌故）的蒙学韵文，明人萧良有编撰，原名《启蒙故事》。全文四字一句，两句一对，以“平水韵”的平声30部为序，渐次介绍比较常见的历史典故，上自三皇五帝，下至唐宋各代，内容广博，文辞雅致。
《声律启蒙》“声律对仗入门”性质的蒙学韵文，清代康熙年间进士车万育所作。通声律、能属对是中国人写作方面的一项基本功，在古代的蒙学教育中，引领少年儿童掌握声律和属对的基本功十分必要，也一直受到重视。车万育的《声律启蒙》是影响最大的教本。
而在所有的这些蒙学典籍中最有名的当数《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千家诗》。后世把它们合在一起，简称“三、百、千、千”。
（第四节）名家举要
古人读书有法云：先博而后专。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古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过，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
国学大师们本身就是治学的典范。相信，通过对他们的了解，定能让我们获益匪浅。
一、独上高楼——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家、哲学家。是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
王国维，世代清寒，幼年苦读，为秀才。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22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名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