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同时，也显示出了司马迁进步的史学观。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列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有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以及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因为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史记》因其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及其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被梁启超赞为“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同时，还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都措置得非常妥帖，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练，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注释方面，南朝宋的裴骃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本，唐朝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有很多新见地，唐朝的张守节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正义》，成就较高。《史记集解》《史记索隐》和《史记正义》被后人并称为《史记》“三家注”。
（二）《汉书》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65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于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汉书》包括本纪12篇，表8篇，志10篇，列传70篇，共100篇，后人划分为120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简称“纪”，“列传”简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和《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
《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跟。
（三）《后汉书》
《后汉书》90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生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24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汲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
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四）《三国志》
《三国志》，65卷，包括《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
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乡南氏）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他在蜀汉做过官，30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
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
（五）《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撰。294卷，又考异、目录各30卷。编年体通史。
司马光初成战国至秦二世八卷，名为《通志》，进于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奉命设书局继续编撰，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完成，历时十九年。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讫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取材除十七史以外，尚有野史、传状、文集、谱录等222种。帮助编撰者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各就所长，分段负责，先排比材料为“丛目”，再编成“长编”，然后由司马光总其成，删订定稿。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全书贯串1362年史事，有“考异”以明取材不同之故，有“目录”以备查阅之用，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较系统而完备的资料。注释主要有宋末元初人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清初严衍著《资治通鉴补正》，为《通鉴》拾遗补缺，刊正错误，也做了一些工作。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力求符合历史事实，做到言必有据。全书取材广泛，涉及历代政治、军事以及民族斗争等方面的史实，文笔生动流畅，因而这部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历史上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比美。鉴于司马光的巨大成就，人们将他与西汉的史学家司马迁相提并论，视为中国古代史学界的两大伟人，并称为“两司马”。
（六）《通鉴纪事本末》
《通鉴纪事本末》是袁枢在严州任教授时所撰。袁枢（1131—1205），字机仲，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中进士，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书。袁枢生活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比较紧张，南宋王朝内外交困，许多有志之士希望能给赵宋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虽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可资借鉴，然而，由于《资治通鉴》叙事，往往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很不方便。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集中抄录原文，“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使读者能明其种因结果，成败得失之故。把《资治通鉴》294卷的内容、1362年的历史改编为239个以事件标目的专题，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共42卷。
袁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以“时”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正如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所评论的那样：“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文史通义·书教下》）梁启超也称赞此为“善抄者可以成创作”的典型范例。《通鉴纪事本末》的问世，极大地丰富、完善了古代史书体裁，使纪事本末体同纪传体、编年体一起，成为中国古代史体的三大支柱。
（第七节）史评“双璧”
中国传统史学中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与批评专著只有两部，唐刘知几的《史通》和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二书自成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堪称中国古代史评“双璧”。
（一）《史通》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步史学评论专著。《史通》包括内篇39篇、外篇10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49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
《史通》对我国古代史学作了系统性的评论，在史书编纂、书事曲直、史家修养以及史馆监修等方面都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看法。他主张直书，反对曲笔；主张一家独断，反对官府垄断；主张实事求是，反对附会臆说。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初以前的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
它对史书体裁的看法，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说的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亦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致要求以生动的客观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已往史的批评亦往往失于偏颇。
（二）《文史通义》
清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是我国史学评论史上唯一可与唐刘知几的《史通》相提并论的史评名著。《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共62篇。章氏撰写《文史通义》，大约始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至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为止，历时30年。
章学诚认为“道”是客观事物之规律，“求道”应根据对事物的实际考察。章氏理论核心，旨在阐明“六经皆史”，提升史学地位。他主张治经以考证史料和发挥义理相结合，将治经引向治史，反映其解脱旧经学传统束缚学术趋向。论文注重内容，反对拟古和形式主义倾向，批判了当时桐城派的流弊；他还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认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他将史书分为两大类，史家的“独断之学”（即史学著作）和文献资料汇编（即史料纂辑），第一个严格区别史著与史料；他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研究，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不但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的工作中。
【本章参考资料】
[1]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 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 严文明、袁行霈. 中华文明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 王树民. 中华史学纲要. 北京：中华书局，2007
[5] 何兆武. 历史与历史学.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6] 张恩富. 国学简史.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7] 上下五千年历史网 http：//www.hxlsw.com/
[8] 铜雀夕照（中国历史专题网） http：//www.tqxz.com/
[9] 历史与社会教学网 http：//www.lsys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