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所提的问题，特别是一些重大案件，当年都经毛泽东同意、支持或批准的，现在予以纠正势必涉及到毛泽东，涉及到“文化大革命”。
法拉奇确实“厉害”，在邓小平招呼她坐下后，竟无一句客套话，开口就直奔主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还要永远地保留下去？”
邓小平的复出成为焦点问题
当“四人帮”被顺利解决，并在党政军高级干部中宣布时，人们雀跃欢呼，有的人比如空军司令员张廷发由于太激动，竟当场晕倒，被送进医院抢救……此时，叶剑英最想把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告诉给邓小平。
其实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邓小平的子女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回到家里，怕所住的房间有窃听器，邓小平夫妇和几个子女一起躲到厕所里，关上门，并打开自来水龙头，在哗哗地流水声中，邓小平终于听清了儿女们讲的事：“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儿女们兴奋得手舞足蹈，连一向沉稳的邓小平也禁不住激动起来，他手中拿着的香烟在轻微地抖动。10月10日，当消息再经证实后，邓小平郑重地拿起笔，给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心情：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对国家也包括对自己都充满了信心。
令人遗憾的是，华国锋对邓小平充满热切赞颂的信反应很冷淡，把它放在了一边。
原来在他的脑海里，要坚持毛泽东的既定方针，那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毛主席生前定的，现在就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所以，在粉碎“四人帮”5个月之后，华国锋仍在各种文件和讲话中反复强调这一点。而跟他关系密切的汪东兴则讲得更加透彻：“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把刷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做接班人……”
叶剑英、李先念等一大批“元老们”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最有能力解决中国面临问题的只有邓小平。这些老将们极力保荐邓小平再度出山。叶剑英是其中最积极也最有办法的人物。他与其他老同志做过多种努力。他后来同别人说：
“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作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叶剑英接见英籍著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时，信心十足地说：“邓小平肯定会出来工作。”
邓小平女儿毛毛在她描写父亲的书中写道：“记得，为了让我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的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长叫了一声‘老兄’，两人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
两人坐定后，叶剑英把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向邓小平细说了一遍。邓小平对这个伟大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喜悦。他兴奋地吸着烟，脸上泛起红光，说道：
“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那怎么行！”叶剑英毫不掩饰地说，“中国的许多事情还等着你来做呢。”
不久，叶剑英安排邓小平由城里搬到西山25号楼住下，一如既往，像个老大哥一样关心着邓小平的身体健康，把自己能看到的中央文件，派办公室王守江主任和李俊山送到邓小平那里，以后又设法搞了一份，让李俊山按时送去，有什么消息也及时传递，联系十分紧密。
邓小平的复出成为焦点问题。因为邓小平是遭到江青集团打击迫害的最后一个党的高层干部，邓所代表的老干部形象和业绩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影响，而且邓小平的威信为世所公认，围绕邓的复出，上层再次出现大的分歧。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听了宣传部门的汇报后就指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批“四人帮”，也要批邓，一定要注意，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不能批。
1977年2月，华国锋要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内容写在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提纲中，后来，汪东兴提出写社论。于是在华国锋错误思想指导下，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公开要求把“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推行到全国去。
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导下，不但“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许多老干部不能恢复工作，旧的大量冤假错案不能平反，而且有些地方和部门又制造了新的冤案，给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设置了严重的障碍。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工作会议，初步总结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的工作，并部署了当年的工作任务。
3月14日，华国锋发表长篇讲话，在讲话中继续宣扬“两个凡是”的方针，强调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中央确定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是经过反复考虑的。在谈到当前思想政治动态时，华国锋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华国锋还对天安门事件发表了意见：“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不过，这时候，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1976年12月5日中央曾就此问题发出过通知，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有少数人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到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上来，甚至点名公开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为了论证不能急于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理由，华国锋在会上说：“对邓小平同志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明确的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应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对邓小平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做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华国锋和汪东兴对邓小平的压制，遭到党内许多人的反对。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
李先念立即表态同意，但华国锋仍然不吭声。
在这之前，大约粉碎“四人帮”的第六天，叶剑英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胡耀邦。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1977年7月21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官复原职，重新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四项职务。
“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的交锋
“官复原职”的邓小平并不满足，他要将他认定的思想和原则发扬光大，这就不能不与华国锋代表的思想体系发生冲突，集中到一点就是“两个凡是”。
所谓“两个凡是”，取自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这篇文章中说：“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同心同德，步调一致，牢牢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
这个社论所表述的思想，后来被概括为“两个凡是”。它反映了华国锋等人的一贯主张。这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继续强调“两个凡是”的思想，说：“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在解释邓小平问题和天安门事件时，华国锋说：“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深入地想一想，提出“两个凡是”，有其现实的政治目的，这主要是为了树立和加强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的政治权威，巩固这个权威的合法性依据；另一方面，以此来回答党内外日益增大的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
现在，邓小平已经复出，天安门事件也已平反，关于“两个凡是”的论争又摆到了桌面。其实，在邓小平4月10日写给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的信中已经暗示过：“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24日，邓小平又明确地在讲话中批评了“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那样对待这个问题。”
这是邓小平几年来在台上台下主要思考的课题，涉及到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和怎样才能高举毛泽东旗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已经蕴含着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两个十分敏感的内容。多数人对多年来的过头宣传的极左思潮心生疑问，但大胆地讲出也缺乏勇气，或者觉得未到气候。邓小平说出了人们想说的话。
由“两个凡是”引出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在中国继续前进中的思想分歧。
当然，批判“四人帮”应该作为一个批判的前提，但仅仅这样还不够。不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进行重新认识，就跳不出“左”的思维定式，就不可能摆脱思想羁绊，大踏步前进。
其实在民众和理论工作者中，不乏思想敏锐者。他们早已对“两个凡是”不满了。
1977年8月，南京召开了一个理论讨论会。会上，《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结识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两人很谈得来，分别时王强华约胡福明为《光明日报》的哲学版撰稿，但没有出具体的题目，让胡“有感而发”。
胡福明很是认真，将自己思考已久的问题写成了两篇稿子，投寄王强华。其中一篇是批判江青“左”的错误的，另一篇是阐述真理标准的，题目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光明日报》看中了后一篇，并对其进行了修改加工，寄还作者同意后，准备在该报《哲学》专刊第77期发表。
打出清样后，第5次改样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由马沛文、王强华定稿后拼在《哲学》专刊大样上。1978年4月初，这篇文章的大样被送到刚刚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手中审定。杨西光原为上海市委书记兼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是中央党校复校后第一批高级班学员。他同党校《理论动态》的孟凡是华东野战军的战友，私交甚密。杨西光到党校学习后，二人来往就多了。由于孟凡的引见，杨西光两次到胡耀邦那里，后来还参加了胡耀邦组织的实践标准的讨论。刚从中央党校学习结束的杨西光，一下子就感到了这篇文章的分量非同小可。他感到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决定继续修改，放头版发表。
大约4月10日，杨西光知道中央党校孙长江也在写同一主题的文章。杨西光通过吴江（中央党校临时党委委员、哲学教研室主任，实际上是胡耀邦在理论上的主要帮手）和孟凡，邀孙长江到《光明日报》，帮助他们修改加工那篇稿子。孙长江回中央党校后，吴江对他提出：“尽量把两个稿捏在一起，吸收胡文的好意见。”吴江也看了《光明日报》那篇稿，认为写得很有勇气，但联系实际不够，分量不够。
修改的主要要求和目的是增强现实针对性。恰在这时，原作者胡福明来北京参加理论讨论会，报社便请他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一起讨论修改那篇稿子。4月13日晚上，《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里灯火通明，谈笑风生。杨西光、胡福明、孙长江、马沛文、王强华聚在一起。谈起修改稿子的事。最后商定，稿子仍由胡福明自己修改。
胡福明在北京改稿，于4月15日把改好的稿子送到《光明日报》，就回南京去了。所改的稿子增加了批判“四人帮”的内容，但总的三段式结构没有变化，那天晚上大家议论的意见也没有写充分，于是马沛文和王强华又修改了一遍。杨西光约孙长江完成对这篇稿子的最后审改，把大家讨论的意见都补充进去。与此同时，孙长江还将题目改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小小的改动，将文章的主题大大深化了。这期间，胡耀邦对此文提过多次意见，孙长江都认真吸取。杨西光要求5月1日之前一定要定下来，不能再拖了。
就这样，这篇文章先后10易其稿，历时7个月，终于定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