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们想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一个理想的步骤就是先当上国家主席。
人们都很清楚，“九大”是在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
当时，在“造反”和“夺权”运动的冲击下，全国省市级党委基本瘫痪，在林彪和江青集团的活动下，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选进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只有53人。
八届十一中全会时的政治局委员陈云、陈毅、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等人被排除出政治局；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谭震林、李井泉、陶铸、宋任穷等人连大会也未能出席，处于隔离审查之中。
而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21名政治局委员中，林彪的主要干将和追随者达12人之多，占60%，已占多数。所以林彪酝酿提出的要当国家主席的设想，似操有胜券。
可是毛泽东在1970年3月8日召开的为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做准备的会议上，偏偏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3月9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的建议深深触动了林彪集团敏感的神经。在他们眼里，四届人大是继党的“九大”以后又一次分配权力的会议，他们想通过会议捞到更多的油水。
林彪当时住在苏州。他知道了毛泽东的意思，又喜又忧。喜的是，毛泽东表示他自己不当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当然就要轮到他这个第二号人物当了。忧的是，毛泽东同时又提出主张不设国家主席。如果真的不设，那就是说，谁也别想当这个主席。
向来是“毛主席表态我表态”的林彪，这时也顾不得自己创造的“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名言了。因为他很清楚，现在如果不反对，到时毛主席正式讲了话，大家肯定都会举手同意，到那时就不好办了。他下了决心，果断出击，尽早让毛泽东改变主意。
3月9日，也就是毛泽东提出意见的第二天，林彪指使叶群给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打电话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要他们制造设国家主席的舆论，先稳住阵脚。
接着，林彪又两次给毛泽东打电话，提出“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意图很明显。他希望听到毛泽东说：国家主席我是不当了，要当，你就当吧。
可是毛泽东不仅没这样说，还让秘书给林彪回话，说“问候林彪同志好”，其他的什么也没说。这倒使林彪捉摸不透：问候我好，莫非是觉得我不好？是指身体，还是头脑？
4月11日深夜，在苏州的别墅里，林彪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是从他偶尔跳动一下的眉尖上，判断他是在下什么决心。果然，夜里11时30分，林彪把秘书叫进来，口述了他的一份所谓“建议”：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转引自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中央文献出版社）
为了这个“建议”，林彪真动了一番脑筋：第一条，他直接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好像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已经解决，而只有设了国家主席，毛泽东才可能当；后面两条：他不当副主席。那就是说：要么毛主席当，要么他当，副的他是不当的。这几条建议，说出口还可以冠冕堂皇，而把自己的意图又曲折地表达出来，这真是林彪的一份“杰作”。林彪不愧是谋略家，阴险的谋略家。
林彪口述完自己的建议，让秘书复诵一遍，确认无误，便叫秘书立即用电话报告中央政治局。
4月12日，中央政治局向毛泽东报告了林彪的意见。毛泽东作了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4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毛泽东用三国时的历史故事，告诫林彪等人，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对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的话对林彪是个沉重的打击。但他并不死心，就像当年要攻克敌人据点一样执著。他发动他的党羽四处活动，制造坚持设国家主席的舆论。同时，指使参加政治局宪法起草小组的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要他们坚持在宪法草案中规定设国家主席。
叶群还约吴法宪来毛家湾谈“事情”。叶群对吴法宪说：“九大后，一○一是副主席，是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上了党章的。但是，还没有相称的行政职务，这对于首长来说，是不合适的，工作起来也不方便，我把这个意见曾向首长交换过，他也有同感，你的意见怎么样？”叶群经常不停地在一次讲话中变换着对林彪的称呼，多数是随着谈话对象以往的称呼，有时又有很大的随意性。
“我的看法与主任一样，有什么指示请主任说，我一定照办，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一定坚持这点。”投靠毛家湾以后，“照办”成了吴法宪的第一选择。
“九届二中全会，将讨论四届人大的事宜，许多人事安排将被提及，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总怎么办？往哪里摆？”
“是的，主任的看法很正确。”
“林总对你很信任，你又是林总的老部下，所以在庐山会议上，你一定能紧跟首长。”
“这没问题，我一定听林总的指挥，听叶主任的安排。”
当天晚上，叶群又去钓鱼台找陈伯达。不几天，陈伯达就转来一份马、恩、列、斯论天才的语录。
但是林彪的活动，遭到了江青一伙的反对和抵制。江青他们也不肯把“国家主席”的职位让给林彪。他们抱定的一个念头就是他们年轻，可以等。所以参加政治局宪法起草小组的康生、张春桥，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在讨论中多次发生争论。
最激烈的一次争论，发生在8月13日下午的会议上。开始争论的是，要不要在宪法里提“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要不要提林彪在《再版前言》中提出的“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吴法宪坚决贯彻林彪的旨意，和张春桥大吵起来，坚持要把这“三个副词”写进去。会议期间，吴法宪还给黄永胜打电话，告诉他会上发生的争吵。要黄永胜立即打电话报告林彪、叶群。黄永胜当即表示完全支持吴法宪的意见。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散会后，吴法宪到陈伯达家里密谈。14日上午，吴法宪又自己打电话向林彪、叶群报告了情况。
林彪听说张春桥竟敢否定自己讲过的话，大发脾气，要给毛泽东写信。还是叶群沉得住气。她估计写信不一定有好结果，劝林彪说：“张春桥算老几，犯不着同他斗气，显得我们小家子气。”
林彪这才作罢。他让叶群给吴法宪打了一个电话，表示嘉奖和慰问：“林总说，吴胖子抓住眼镜（指张春桥）的辫子，放了一炮，说得对，干得好，有功。”鼓励他继续和张春桥等人对着干。
但是有江青撑腰的康生、张春桥也硬得很，不肯让步。
8月21日，林彪、叶群的专机在九江机场降落。已是中午时分，机场安排了饭菜。叶群指挥着：“这顿饭就在这里吃，吃过饭就上庐山。”
早有内勤通告了林彪、叶群的饮食习惯。所以端上来的菜很别致：林彪的是青蒜狗肉一盘，清蒸鲑鱼一盘，再加一碗三合面糁儿的粥（黄豆面、大麦面、玉米面）；叶群是清蒸哈蜊肉一盘，红烧斑鸠肉一盘，再加上几盘时令鲜菜。林彪吃得很少，吃罢就退席回贵宾室去了。叶群吃饭很慢，饭菜也不对口味。但碍于是出差开会，偶然一顿，就算了。要是在毛家湾，她动起火来，能把饭菜掀了。
登上庐山，林彪、叶群被安置在一座傍峰的别墅里，即汪精卫别墅旁边的一栋设施条件较好的新建别墅。而其他老帅的住房就相对差一些。如朱德住的236号别墅和叶剑英住的237号别墅，都比较破旧。林彪住的这座别墅，平房数十间，客厅、卧室、卫生设施一应俱全。离别墅不远的山峰上，还有一座用竹木搭成的竹楼，环境十分优雅。
林彪和叶群向来不同居一室，上了庐山也是如此。林彪住在临近客厅的一间卧室里，叶群住在他旁边较小的一套房子里。
往常，陈伯达总往毛泽东那边跑，如今在毛泽东那里不讨喜欢，他又朝林彪这边跑。林彪抵达庐山的当天下午，“理论家”去林彪那里，谈了一个多小时。
他们商量了如何对“陆定一式的人物”发动攻击。陆定一早在1966年5月被打倒了。眼下，他们所说的“陆定一式的人物”是有着特殊的含义——指的便是张春桥。因为直接与毛泽东冲突，他们不敢；与江青、康生交锋，还不是时候；最合适的攻击目标，便是张春桥。在他们看来，张春桥的腰杆还不算太硬。“先打弱小之敌”，兵家历来如此。
8月22日下午，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林彪住处，与林彪、叶群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李作鹏、邱会作和陈伯达都是与林彪同一天到达庐山的，吴法宪则早一天到达。林立果乔装“军委秘书”，一起上了山。他们还安装了6条电话专线，并带了两架云雀式直升机在山上待命。几个人谈完了，叶群提议去逛仙人洞。那几个人都明白，游玩事小，主要是叶群要借这个机会留个合影，以表“团结战斗”的决心。这年的5月14日，叶群就和四员大将站在长城上合过影。
他们按黄、吴、叶、李、邱的次序，胳膊挽着胳膊，紧紧挨在一起，一字排开，好一个“长城永不倒”，一个个眉开眼笑。当然这不是一张普通的游览照，而是为了纪念“五一三”事件三周年。1967年5月13日，林彪利用一次文艺团体演出的事件，挑动派性，支持和保护了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从此，他们便把这个日子作为一个纪念日。每年这一天，都要搞向林彪、叶群表示效忠的活动。那时，他们发誓要“相将奋起卫红旗”，而今要“乱云飞渡仍从容”了。
但这些人也发现叶群不像以前那样，游玩时手舞足蹈，拍照时指手画脚。她的脸上隐约挂着一丝忧虑。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叶群虽然嘴上仍为同伙们鼓气，刚才坐在汽车里还对吴法宪等人说：
“设国家主席的事，还是要坚持。”她还从皮包里拿出一叠语录卡片，摇晃着说：
“如果不讲天才，马列还算不算数！”但她心里明白，这场斗争的前途不会太妙。
他们不仅面对着江青、康生、张春桥那一伙，最主要的是他们的主张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就在这天上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了会，为即将开幕的九届二中全会做最后的准备。会上，林彪、陈伯达再次提出了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结果又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还提出，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会，不要开成分裂、失败的会。这不是一般意义的方针，而是针对两个集团说的。实际上也是警告林彪等人，不要再挑起争论。看来，设国家主席的事是凶多吉少。
叶群心里不痛快，还有另一层原因。这就是与她越来越近乎的“老情人”黄永胜没有来，既无法合影留念，也无法团结战斗，不由得一阵茫然。
原来黄永胜是要来的。可是临出发前，8月18日，周恩来确定，会议的前一阶段，黄永胜留在北京看家，到会议的后一阶段再派别人来换他。黄永胜提出不同意见，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他没法儿，只好留在北京了。
说来也巧，他们正在仙人洞下说东道西，天空竟淅淅沥沥下起雨来了。叶群等人连忙钻进汽车往回跑。几个人都不说话，一种不祥的预兆像雨一样飘落。
刚吃过晚饭，陈伯达来访。照例是叶群接待。两人坐在客厅里闲谈一阵便转入主题。叶群夸奖陈伯达说：“首长对你历来很欣赏，你写的条幅‘天马行空，猛志常在’就挂在首长卧室的正堂上，很醒目。”
“天马是一种神马，出入六合，游乎九州。那是对首长一生戎马生涯的写照。”陈伯达从古典解释着现实。
“要把我们的观点讲给委员们，凭你身份、才华和渊博的知识，你说话是很有分量的，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敢说，不敢说。”陈伯达谦虚起来。
“你摘录的马、恩、列、斯、毛称天才的语录很好，会后要给你庆功。”
“那是我动了脑子的。”陈伯达也不客气。
“坚持毛主席是天才是对的，毛主席就是天才。国家没有个头，名不正，言不顺。”
“那是，那是。”
“不设国家主席，首长往哪里放。”
“我理解，我理解。”
大概也就坐了20分钟，陈伯达就要告辞。叶群送他走出客厅，言犹未尽，站在门口又对陈伯达说：“总之，我们的原则、方法都是在北京定了的，只要老帅一发言，定了调子，几位大将一表态，代表们还不是随声附和，主席也不会驳大家的面子。”
陈伯达仍是点头同意。
8月23日，习惯于上午睡觉的叶群一大早就起了床。布置秘书：“下午全会要开会，首长可能要讲话，赶紧把原来准备的讲话稿改一改。”
秘书把讲话稿誊清后，叶群、林立果立即拿着稿子，钻进林彪的房间，进行了长时间的策划。
下午3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人民剧院礼堂开幕。开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毛泽东问周恩来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
毛泽东的话刚一落，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
周恩来、康生都说：“那好吧，你先讲。”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
毛泽东看了看林彪，说：“你们三人讲吧！”
这时，开会的铃声响了。常委们进入会场并在主席台上就座。毛泽东宣布开会，林彪首先讲话。
林彪一开头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
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林彪在讲完开场白之后，逐渐转入正题，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我们有今天的胜利，决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
林彪还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他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