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还有人文地理记述。《海经》部分大量记述了当时的一些区域的社会人文风俗、经济发展、科技成果等。有许多关于先民对于疆域的开发，如《海外北经》提到“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
其实不管是许阳，还是大多数人，想到山海经，马上就会想到里面的神曾仙禽。可以说这是华夏最早的一部神话书籍也不为过。而且还是相当全面的一本书籍，后世很多神话故事之中的神兽，妖兽都出自这本《山海经》。
山海经》最重要的价值也许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除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羿射九日、鲧禹治水等之外，还有许多是人们不大熟悉的。如《海外北经》中载：“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这个禹杀相柳的传说充满了神奇色彩，既可从文学或神话学的角度来研究，也可以从中看出共工、相柳、禹三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古代民族部落之间的斗争。
其作为神话学文献，《山海经》至少有三方面价值：一、对七大类华夏上古神话做了程度不同的记录；二、留下了关于神话世界空间的可靠的文字根据；三、保存了大量的凝聚着原始文化信息的原始物占，蕴含着潜在的神话学价值。对于华夏神话的分类，不宜采取以其所体现人类意识和精神成长历程为根据的西方神话分类原则，而应把神话的主要内容、基本精神、内在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重要特征作为主要根据。《山海经》对追溯事物起源的神话（创世神话、部族起源神话、文化起源神话等）记录较少，而对英雄神话、部族战争神话记录较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特点和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
《山海经》中大量存在的这些神话传说，是今天我们研究原始宗教的难得材料。例如：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海外西经》）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大荒西经》）
在《山海经》的神话中，不仅可以看到巫师的活动，也可以看到古代民族的信仰、崇拜等。在《山海经》中，存在着大量的神奇动物的记载，这些动物主要是鸟、兽、龙、蛇之类，它们往往具有神奇的力量。这些动物很可能就是古人的图腾崇拜。如上文所引的《海外西经》中的文字。“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蛇可能就是巫咸国的图腾。研究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山海经》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不仅仅是神话传说，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历史。虽然由于浓厚的神话色彩，其真实性要大打折扣，但是，它们毕竟留下了历史的影子。把几条类似的材料加以比较，有时还是可以看到历史的真实面貌的。例如上文所引《大荒北经》中黄帝战蚩尤的记载，剔除其神话色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场古代部落之间的残酷战争，但却极无荒谬，很难看清其中的真伪。又如《大荒西经》、《海内经》中记载了一个黄帝的谱系：黄帝妻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海内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乃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印）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大荒西经》）这个谱系具有传奇色彩，具有神谱的性质，但是，它与《大戴礼记·帝系篇》、《史记·五帝本纪》、皇甫谧《帝王世纪》基本相同。
《山海经》又是一部科技史，它既记载了古代科学家们的创造发明，也有他们的科学实践活动，还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思想以及已经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例如，关于农业生产，《大荒海内经》载：“后稷是始播百谷”，“叔均是始作牛耕”。《大荒北经》载：“叔均乃为田祖。”关于手工业，《大荒海内经》载：“义均是始为巧亻垂，是始作下民百巧。”关于天文、历法，《大荒海内经》载：“噎鸣生岁有十二。”《大荒西经》载：“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次。”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有一些自然现象的记载尤其珍贵，这在其他书中是看不到的，如《海外北经》载：“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上启下月}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山海经》中还有关于先民科技成果的记载。《山海经》大量记载了中国先秦时代数千农耕文化的科技生产成果。它还记载了农业生产情况：“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爱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华实，草木所聚。”从这些原始的农耕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科技生产水平和科技生产的成果。在《山海经》中还有许多关于水利、车船制造、耕牛使用、乐舞产生及投壶游戏的记载。
山海经》的文学价值是丰富多样的，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探究。至少可以从神话思维（即原始思维）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的影响、原始逻辑的表述方式、人文关怀中丰富的情感体验和实用主义的审美判断等视角对《山海经》的文学价值予以解读和探究。《山海经》中包含着丰富的神话思维，它对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深入地研究神话思维并揭示这种影响，不仅有利于从源头上来探讨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传统形成的深层次影响因素，而且对于弄清各种文学现象形成和发展的规律都有很大帮助。
《山海经》一书的书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传》：“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这表明司马迁读过《山海经》。在司马迁之前，《山海经》的书名应当早就已经有了；而在更早之前，虽然还没有《山海经》的书名，但是《山海经》的文献资料应该也是早已存在。
有学者推测：秦始皇、吕不韦及其门客、屈原都应该读过《山海经》。理由是秦始皇对海外求仙笃信不疑，是因为对古代典籍的信任；后两者，因《吕氏春秋》记述有许多《山海经》的内容，而《天问》中有大量与《山海经》相同的内容，屈原的其它文章亦有与《山海经》相同的记述。庄周则可能读过《山海经》，因《庄子》里面的丰富想象力，应该得益于《山海经》的“荒诞”内容。老聃，则应该读过并整理过《山海经》，因他长期就任周朝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他完全有条件阅读到周朝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各种典籍文献，其中应该包括周朝以及前朝的地理文献。应当指出的是，中国人考察山川物产、部落分布，当然不是自《山海经》而始。事实上，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了解、观察和记录，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早期。
以上是司马迁之前的《山海经》情况，其后，《山海经》的版本沿革基本上有案可查。其中，西汉末年刘秀（刘歆）校订的《山海经》版本，已经不能直接看到了。现能看到的最早《山海经》版本，是晋代学者郭璞的《山海经传》，有宋、明、清三代的刻本，也是迄今（2013年）能看到的并确认的最早《山海经》版本，它包括《山经》5篇和《海经》13篇，各卷著作年代无从定论，其中14卷为战国时作品，4卷为西汉初年作品，有宋代、明代、清代的刻本。多数学者认为，郭璞《山海经传》应当是传自汉代刘向、刘歆（即刘秀）合编校后的版本，根据在于，郭本《山海经传》卷首有刘秀《上山海经表》一篇，刘秀明言献上《山海经》18卷，但其所献古籍早无存世，内容无考。
东晋时小学家郭璞对《山海经》进行了整理，并作了精细的注释工作，对于了解《山海经》原文有极大帮助。现存《山海经》均来源于郭璞注本，如果没有郭璞的注解，《山海经》这部珍贵古籍也许会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并且，郭璞版的《山海经注》是带注、赞、图的，但郭本原图早已佚失，较重要版本、近人袁珂的《山海经校注》，所附插图150幅，绝大多数都是采用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一书的附图，其它有附图的《山海经》版本大多也是选用明清学者《山海经》版本的附图（明、清以前更早的《山海经》版本所附的古图亦均已失传，现所知道的山海经附图，均为单幅插图，没有涉及地理方位）。
之后，据袁珂《山海经校注》一书，比较重要的《山海经》版本及其研究专著，计有明代学者撰写的《山海经补注》（杨慎）、《山海经释义》（附图，王崇庆），以及清代学者撰写的《山海经广注》（吴任臣）、《山海经存》（附图，汪绂）、《山海经新校正》（毕沅）、《山海经笺疏》（郝懿行）、《山海经地理今释》（吴承志）。
20世纪前80年，由于朝代更迭、战乱、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以及政治运动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大陆地区没有《山海经》研究专著出版。根据张步天的《山海经概论》一书的统计，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山海经》研究专著有，袁珂的《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山海经全译》，徐显之的《山海经探原》、《山海经浅注》，喻权中的《中国上古文化的新大陆：山海经·海外经考》，扶永发的《神州的发现：山海经地理考》，宫玉海的《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王红旗、孙晓琴的《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附《山海经点注》），马昌仪的《古本山海经图说》（2007年后又出增订版），张步天的《山海经概论》、《山海经解》。此外，王善才主编有《山海经与中华文化》一书，5次《山海经》学术研讨会分别出版有论文集，例如第一次全国性的《山海经》学术研讨会（1983年，成都）就出版有《山海经新探》一书（笔者的论文《山海经试注（选）》亦收入其中）。需要补充的是，丁振宗（马来西亚）的《破解山海经古中国的X档案》。
这就是《山海经》目前为止出现过的全部，只是许阳手中的这本山海确不同于这些史书上记载的东西。这套绢帛很可能就是史记中记载过的那套司马迁曾借阅过的那套《山海经》！
至于这套古怪的绢帛还有什么秘密，下一章将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