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的后部分，仍然沿用了小说中K．的叙述视点，因此小说中的人物也变得令人难以把握，而人物话语所体现出的人物个在处境更加强了这一特征。比如在写到K．的两个助手时，小说这样描述：“K．心里很清楚，那是两个严密监视他的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盯着K．。”“K．心理很清楚”，这表明这是K．单方面的想法，这两个由城堡派给K．的助手无疑是小说最滑稽的两个人物，不但长相一模一样，还到处插科打诨，但是究竟是不是像K．所认为的那样是城堡派来监视他的，我们不能肯定。而K．确实如酒店老板娘所说“到底是个外乡人，一个保人都没有，家庭情况在这里谁都不知道”，因此老板娘怀疑K．也是理所当然的，K．也是值得怀疑的。所以K．的情人弗丽达也在老板娘的怀疑之下揣测“你之所以打我的坏主意，跑来纠缠我，因为你把一个酒吧女招待错误的看成命中注定的、随便哪个伸手求欢的酒客都可以玩弄的牺牲品。你当时不知什么原因想在贵宾楼过夜，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唯一的办法当然就是利用我。认识我以前和认识我之后你都坚决要见克拉姆，而现在呢，有了我这条可靠的路子，靠我就能很快地真正去接近克拉姆，甚至以更优越的身份去到克拉姆跟前了”。如果弗丽达的揣测是真的，那么K．追求她则完全出自功利目的：试图通过城堡官员的情人弗丽达而接近官员并进入城堡，这就不可避免的打破了《城堡》最后的神话———爱情神话。而反过来说，也可能弗丽达是最不理解K．的，正是她衬托出了K 是被真正放逐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由此我们看到，从小说的第四章开始，小说回避了叙事者的声音，开始完全由对话来讲述。这种局限的视点和没有任何背景的声音让我们对人物话语的真实性无从判断，因此小说呈现出不可解释性和真理的不可捉摸。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开始说话，正如男教师所说：“我不是一部机器，是个活人，我得把我的看法告诉您”，每个小说中的人物都成了活人，他们迫不及待的表达自己的看法，人物开始脱离叙事者，他们在小说中有了自由的话语和独立的意识。正是在各个人物的话语所显示出的种种不同又合理存在的生命境遇与思想观念之中，K．的声音被边缘化了，成了可有可无的声音。小说打破了以往我们在阅读小说时习惯无条件地认同主人公并以主人公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的心理机制，在《城堡》的后部分，在“众声喧哗”的对话中，我们发现，K．的声音不再那么确实可信了，K．成为无确定性和无意义的形象，正如他的名字所表示的那样。
巴赫金强调现实世界，导致他复调理论的作者立场问题总是遭人怀疑和诟病，而黑格尔的追随者们仍然坚信精神统一是艺术小说的核心。巴赫金把精神统一完全排除在外确实值得商榷，因为就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巴赫金所谓的复调特征也可解释为小说家为佐证和肯定统一的精神而进行的自我辩白，尽管他的肯定似乎远比他要否定的东西来得软弱。但最终，在《罪与罚》里，作者还是让索尼雅的上帝战胜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超人”理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又用佐西马长老的临终遗言来驳斥了伊凡·卡拉马佐夫的“现代俄国无政府主义大杂烩”。从这点来看，在卡夫卡荒诞的“现实世界”里，巴赫金人物的独立性和对话性与多种声音复合的复调特征变得更加成为可能，在小说总体性荒诞的背景下，卡夫卡比他的先辈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得更远了。
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创作，无论从其形式方面还是内容方面来看，主要的激情是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一切人的价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化进行斗争。”认为正是这种让人取消内心自由的心灵物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中心。他的主人公时刻面临这种危机，因此不断与自己和他人进行着紧张的对话，顽强努力的确认自己，并且很难同自己取得一致。正因为这样，他的主人公总是生活在自我的内心世界，外界的社会环境反而成了他们自我意识的附庸。而在卡夫卡这里，巴赫金所谓的“物化”具体表现为了一种荒诞的形式，世界的真相各执一词，毫无真理可言，而K．只能被任意摆布而不由自主，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而在小说后部分的对话中我们看到，小说中的每个人物又都和K．一样，对他们来说，K．也是这荒诞世界的一部分。所有人的努力都是徒劳个体的命运被荒诞和未知掌控，这就是人类的生存状态。米兰·昆德拉说：“卡夫卡的世界与任何人的所经历的世界都不像，它是人的世界的一个极端的未实现的可能。当然这个可能是在我们的真实世界背后隐隐出现的，它好像预兆着我们的未来。因此，人们在谈卡夫卡的预言的纬度。但是，即便他的小说没有任何预言性的东西，它们也并不失去自己的价值，因为那些小说抓住了存在的一种可能（人与他的世界的可能）， 并因此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是什么， 我们能干什么。”輥就像《城堡》中的那个土地测量员K 一样。
因此，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人物的自我意识不同，《城堡》中的人物处于无真理并且无意义的荒诞世界中，这个世界没有杀人赎罪的道德评判（《罪与罚》），主人公也没有像伊凡·卡拉马佐夫那样的“伟大而尚未解决的思想问题”（《卡拉马佐夫兄弟》），有的只是在荒诞不解的世界中左冲右突，却找不到任何出路。卡夫卡所展示的只是“荒诞的现实”，并具体表现为小说中彼此矛盾的不同声音，即对话，而这种对话的相互辩难性和复调性标志着某种统一的一元性真理被打破了，没有什么人掌握惟一正确的真理，使世界呈现出荒诞。因此，在《城堡》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应该是对话，并且对话不是作为一种手段，而是作为目的本身。存在就意味着对话的交际，存在的本质是荒诞的，且与对话的本质同质。而小说《城堡》中前三章所交代的故事背景和主要情节反过来却成了这“荒诞的现实”的附庸部分，成了对话展开的序曲和铺垫，成了实现目的的手段。对话带有了某种抽象性，没有被镶嵌进情节框架里。小说的故事性被弱化了，情节和典型失去了建筑小说现实的意义，而由具有复调特征的对话来承担，这也是呈现世界荒诞性的最好形式，实践了作家解释世界的可能。
三
《城堡》中这种具有“复调”特征的对话现象所呈现出来的小说现实可以理解为卡夫卡式的微观社会图景。小说中的K．就如同《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当他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虫时，他只想到一个挂念，就是如何在这个新状况下准时去他的办公室上班，而当K．
发现了城堡的不可理喻和自己的存在不过是个错误时，他仍然还想着能在村子中做土地测量员的工作。他是一个土地测量员，这是一种人的可能性，一种存在的基本方式。可是存在是一个错误，可能性无法实现，这是一个没有真理，没有创造，没有行动，也没有出路的世界。
其次，小说中的人物处于与他人不断的矛盾对话之中，在无意义之中左冲右突，行动变得机械化，人们不知道他们所作所为的意义。从情节到对话，K．的行动被完全淹没在这个充满不同声音并相互矛盾的荒诞世界中了，K．在现实中的行动越来越少，在对话中，K．被局限在其他人物的时间意识之中了，因此离他自己的未来时间越来越远，他进入城堡就越来越成为不可能。这是一个时间停滞的世界。
第三，对话使小说人物都处于话语之中，叔本华说，话语是人的意志的表征，而人的意志世界是抽象的，和具体的行动是相对的，因此，这是一个抽象的世界。
在小说人物话语所建立起的这个没有出路、时间停滞和抽象的世界中，人的惟一行动就是从同这个人物对话到同另一个人物对话。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放置小说，这是和史诗的本质相反的。昆德拉说“卡夫卡‘发现’了人的一种可能性。他没有预言。他只是见到了‘那后面’的东西”。正是卡夫卡这一“发现”的真理，使这种反诗性的材料转化成为伟大的诗性，将K．无法得到被允诺的职位这个平凡故事转化为了神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堡》的无穷阐释性正是由复调性的对话特征生发的。事实上，很多研究者把《城堡》看成是一个寓言，而这正是因为卡夫卡在作品中加入了虚无的元素，撕裂了创作上的统一性，这也与对话的复调特征相一致。
作者简介：王晶晶，女，辽宁人，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2008 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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