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痛苦彷徨，纪晓岚找不到一条出路。他身上集中体现出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聪明人，无可奈何的孤独虚无。苦闷忧愤的纪晓岚看不到那个社会有任何前途和亮光，他只能借助疯疯癫癫的一部《阅微草堂笔记》来隐约表达自己的一些思想。然而即使胸中有难以消弥的积郁，惧于君主无处不在的淫威，他也不得不曲身危行，采取隐晦的方式书写内心世界。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大谈鬼怪神异，用以映射现实中的种种荒唐与混乱。这部明显受了蒲松龄《聊斋志异》影响的笔记体杂记，除了语言文才斐然、行文亦庄亦谐、故事引人入胜等几个优点外，倘就思想性而言，无非是在重复一些“因果报应”的老调，根本没有一点自己独特的观点和见解，实在贫乏虚脱。连纪晓岚本人也并不看好，他曾经写诗自嘲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难登大雅之堂：
平生心力坐消磨，纸上云烟过眼多。
拟筑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
前因后果验无差，琐记搜罗鬼一车。
传语洛闽门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诗中满带萧瑟苍凉之气，历经宦海沉浮、看透人间冷暖，年轻时的意气风发、壮志雄心，转瞬已变成今日的意气消散、与世无争。“大儒”和“犬儒”虽只一笔之差，但在纪晓岚身上却如此界限模糊。正如他明明喜欢小说这种体裁，但为了迎合朝廷立场，他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尽弃所谓“鄙诞”之书，一方面却私下悄悄抄录下来满足个人喜好。专制独裁的统治模式用社会恐惧和舆论导向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控制人们的思想，而这些强制措施、恐怖效应必然造就大量的“面具人”和“两面派”，成批量涌现的口是心非的人是这种政权最显著的特点。
然而，纪晓岚并没有因为被朝廷“招安”就高枕无忧，他依然深知自己所处的真实地位和处境。尽管他时时小心，步步在意，但宦海险恶，风云难测。乾隆三十三年初，他正值春风得意，却因泄密被免官流放乌鲁木齐三年。这次仕途突变更加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后半生。后来虽然时来运转，身居高位，但他如履薄冰的心境无以复加，在《又题秋山独眺图》一诗中，他凄怆地描摹自己的处境：
俯见豺狼蹲，侧闻虎豹忠。
立久心茫茫，悄然生恐惧。
置身岂不高，时有磋跌虑。
徒倚将何依，凄切悲霜露。
而文字狱又给本已焦虑万分的纪晓岚更深的压力，令他无时无刻不战战兢兢。为了时刻警醒自己曲身危行，三缄其口，他在天天使用的砚台上写下了这样的自警诗句：
捧来管砚拜彤庭，片石堪为座右铭。
岁岁容看温室树，惟应自戒口如瓶。
以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为代表，今天的人们一提起这位清代名人，总是津津乐于他如何才高八斗，潇洒风流，既敢与和珅这样的大贪官斗智斗勇，又敢在乾隆皇帝面前插诨打科，耍贫斗嘴，充满智慧幽默，令人忍俊不禁。但从上面这些他本人的自述中，可以看到一个“立久心茫茫，悄然生恐惧”的纪晓岚，在皇帝面前如何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据说在编修《四库全书》的时候，为了防止引发火灾，乾隆明令禁止在文渊阁编书处吸烟。纪晓岚是个老烟民，偶尔犯了烟瘾便只能偷偷到厕所过瘾。尽管这样，在当时也是违例的事情。他的左右明知确有其事，谁也不便越级禀报皇上。
可是，天下事无巧不成书。有一天，纪晓岚正在文渊阁的厕所里偷着吸烟，忽然听传到外面太监的喊声：“皇上驾到！”他赶紧把带火的烟袋插入朝靴，跪迎皇上。乾隆皇帝步入殿堂之后，纪晓岚开始禀报编书的进度情况。谁知奏对良久，火炽于袜，纪晓岚疼痛难忍，不觉得呜咽流涕。此时他的靴筒中冒出一股股烟雾和异味，不禁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注意。皇上惊问之：“纪晓岚，你的靴子里怎么冒烟啦！”纪晓岚忙答道：“禀奏皇上，臣靴筒内‘走水’啦！”皇宫内讲话忌讳谈火，着火不许说着火，而称作“走水”。乾隆皇帝哈哈大笑，纪晓岚乃急告退，直奔厕所，脱靴浇水，在场的太监也帮他一顿乱扑乱打。烟消云散之后，纪晓岚的脚心脚面肌肤全被烧焦了，伤筋动骨，竟然百日不愈。后来，纪晓岚的烧伤脚疾年久不愈，终日上朝一瘸一拐，十分吃力。于是人们私下赠他一个雅号：“纪李铁拐”。
令我难以想像的是，中国和法国虽然远隔重洋，而纪晓岚的身影居然出现在了同一时代的狄德罗的笔下，而且更加入木三分！站在同一时代的起跑线上，纪晓岚显然无法在精神制高点上与狄德罗平起平坐。当纪晓岚在大清帝国的铁屋中迷失徘徊时，狄德罗正用手中犀利无比的笔，为所有这些随波逐流的文人们奏出了一曲震撼心灵的灵魂挽歌，那就是《拉摩的侄儿》。
文人是怎样出卖灵魂的
1762年，当39岁的纪晓岚春风得意地行走在离京赴福建学政的路上时，在地球的另一端，49岁的狄德罗饱经生活磨难，开始动笔创作最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拉摩的侄儿》。这部小说直到1779年才最后定稿，狄德罗生前仅以手抄本流传。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但狄德罗却以惊人的敏锐洞察了所有纪晓岚这样一类人的内心。
《拉摩的侄儿》是一部对话体的哲理小说，是一部惊世骇俗的作品，它通过一个放荡无耻的人物“拉摩的侄儿”的言语，使他的灵魂和盘托出，一个极其复杂的畸形人物便跃然纸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阅读此书后受到深深的震撼，马克思称之为“无与伦比的作品”，恩格斯则誉之为“辩证法钓杰作”。
拉摩的侄儿是一个潦倒文人，长期过着流浪生活，以教唱为生。随着生活的浮沉和环境的变迁，他就象魔术师一样不断变幻着自己：
“有时他瘦削憔悴，象到了末期的痔病患者一样；你可以透过他的腮帮数得清他有几颗牙齿……到了下一个月，他会长得肥胖丰满，好象不曾离开过一位金融家的餐桌。今天，他穿着脏衬衣，破裤子，衣衫被褛，差不多光着脚，明天，他扑着粉，穿着鞋子，光着头发，穿着漂亮的衣服，神气十足，活象一位体面的绅士。他过一天算一天，早晨第一件心事就是要知道在哪里吃午饭，午饭后便想起到什么地方吃晚饭；夜晚没有住处，或到郊外酒店里，用面包和啤酒来等候天亮，或向他的马车夫朋友求助，睡在稻草上。他有出色的歌喉，富有音乐才能，还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演员。他思维敏捷，知识丰富，善于观察，见解深刻。但是他却没有职业，流落街头，常常到那些贵族上流之家去充当食客，扮演十分卑贱下流的角色。他以机智戏谑给主人取乐，以卑躬屈膝、阿谀奉承得到主人的欢心，还要厚颜无耽，、嬉皮笑脸地接受主人的侮骂。这样就可以在餐桌上饱吃一顿，或得一点资助。”
这就是拉摩的侄儿，一个失意落魄的无赖文人，一个遭遇悲惨而又鲜廉寡耻的寄生虫。但他绝不是个一般的流氓无赖和堕落文人。倘若我们进入他的灵魂深处，就可以看在他身上，人类的才智与愚蠢，高雅与庸俗，疯狂与沉静，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卑鄙低劣与光明磊落那么奇异地融为一体！再没有人象他那样深刻地意识到自我的尖锐矛盾和个人的双重人格。他对人生有精辟的见解，对社会有深刻冷静的分析，他那尖锐犀利的言辞能引起人们那么多的思考，而他的揭露和唾骂又是何等的有价值。他不仅愤慨遣责社会不平，而且明确指出是金钱和财富遮掩了社会的恶习和罪行，一针见血指出了社会弊病的要害。他清楚地看到在拜金主义、人欲横涛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冷酷和残暴。“在自然界中，一切的种类互相吞噬，在社会中，各种地示位的人互相吞噬”。
他如此激烈地揭露和谴责现存制度，毫不留情地撕下现实社会的假面具，但却又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社会道德正义的存在。在他的心目中，根本没有什么祖国和人民的位置：“从北极到南极，我只着见着暴君和奴隶”。他更没有对社会应有的责任感，甚至连对自己妻子、儿女应尽的义务也没有——“拉摩应该保全他的本来面目，做许多富有的强盗中间一个快活的强盗”，这就是他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他的全部人生哲学。
拉摩的侄儿的作恶是在对社会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他的堕落完全是自觉自愿的。他对社会的冷嘲热讽，深刻揭露，甚至顿足唾骂，无非就象一个无赖去指责流氓，或一个流氓指斥无赖一样，最终的目标还是要合伙打劫而同流合污。他看到了弱肉强食的现实，看到了社会的残酷黑暗，非但不否定它、反对它，而且积极地肯定、适应它：
“我多少次对自己说：‘喂，拉摩！巴黎有一万张豪华的费桌，每张桌安排十五人到二十人的席位，而所有这些席位中竟没有一个是你的！有许多钱袋满装着金币，这些金币或左或右地流出来，但没有一个金币落在你的手上！……成千的无聊的阴谋家都穿得很体面，而你将要赤身裸体！难道你愚蠢到这步田地吗？难道你不会象别人那样谄媚吗？你不会象别人那样说谎、发誓、作伪誓、许诺、守信或食言自肥吗？你不会象别人那样四脚在地上爬着吗？”
这些就是他经常的独白，是他的信念和“祈祷词”。他的心胸如此坦率，又如此矛盾。一方面他无情地唾骂、揭露并鄙视醉生梦死的上层社会，一方面又死皮赖脸地要钻进去，作统治者的帮闲，低三下四，任人作贱。甚至为了一个铜板他也曾“吻过小胡丝的臀部”。而这一切的目的都在于获得金钱。如果有一天他富起来，就不仅要吃好的、赌钱、喝酒和玩女人，而且还会象一切重新得志的乞丐一样——“我就会把他们施于我的侮辱回敬他们！”他要用同样的残暴回敬这个冷酷的社会，他谴责恶行又要制造罪恶。真是坦率得可爱，又恶毒得惊人。
拉摩的侄儿绝不是一个滔滔不绝的空谈家，而是一位才华冠绝的杰出人才。他能把三十个不同的曲子杂乱地混在一起演唱，一忽儿唱着深沉的低音，如降到地狱；一忽儿又用假嗓高唱，好象把高空撕裂一样。一面还用步伐、姿态和手势来模仿歌中的各种人物，愤怒、温和、高傲、冷笑的表情信手拈来，惟妙惟肖。
凭借他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对人类有所贡献，但他却始终是社会的“多余人”，一个蠢虫。无怪乎狄德罗也惊讶道：“这样的精明和这样的卑鄙在一起，这样正确的思想和这样的谬误交替着，这样一般地邪恶的感情，这样极端的堕落，却又这样罕有的坦白”。
尽管他自轻自贱，厚颜无耻，但内心并不平静：“我懂得对自己的轻视，天生我才，却一无所用，这才是一切痛苦中最残酷的痛苦。一个人到了这步田地，几乎比没有生出来还好些。”当他卑贱地取悦于权贵的时候，他甚至这样可笑地想：
“当他们收留我们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晓得我们的本性，我们自私、卑劣和背信弃义的灵魂吗？如果他们认识我们，那就很好。彼此就有了不言而喻的协约，他们将要给我们好处，而我们早晚要以恶意来报答他们对我们的恩惠。”
这种农夫和蛇似的流氓哲学，真诚和坦率简直到了令人可爱的地步，使他的丑恶甚至披上了一层马戏团小丑似的灰谐外衣。
拉摩的侄儿的人生哲学看似很达观，阅历很深厚，他玩世不恭地声称自己要作一个富有快乐的强盗，但他并不快乐，或者说内心其实有些悲凉。灵魂的悲剧造成错落的性格，堕落的性格滋长可悲的灵魂。他的玩世不恭和看透世界其实很不彻底，既不象宗教信徒那样否定现世而寄望于来世，更不是无为而治去静观其发展，而是一种赤裸裸的无赖享乐主义，带着一种深刻的人生凄凉。他说：“在最后一瞬间，我们都同样地富裕了，伯尔纳用盗窃、强夺、和使人破产的办法留下了二千七百万金币，和什么也没有留下、慈善院将给一块裹布作为他的寿衣的拉摩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在大理石下面成是在泥上下面腐烂着，你总是腐烂。”人死皆空，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一种何等的凄凉和虚无。他向“我”反问道：“你们相信有一种给所有的人造出来的同样幸福。这是多么奇怪的幻想呵？”他根本不相信任何真理，不相信人类会走向光明和进步。他的议论很容易便我们想起《浮士德》中的魔鬼和《高老头》中伏脱冷的语言来。
拉摩的侄儿厚颜无耻的自白变成了对现存制度的无情控诉，而恰恰是这种制度产生了这样的人物。他是新旧交替时期所产生的一个怪胎，是人类文化思想之树上结下的一个毒果。狄德罗以深邃的思想和高度的艺术表达能力，表现了一个可悲的震撼心灵的灵魂——他给同时代的纪晓岚，也包括今天大大小小的纪晓岚们立下一个最生动传记。对此，狄德罗这样语重心长地说：
“如果在一群人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会象一颗酵母一样，开始发酵，使每个人都恢复了他自然的个性的一部分。他动摇着和鼓动着人们，他令人们对他表示赞许或斥责，他使真理显示出来，他使人认识谁是善良的人。他把恶棍的假面具揭穿了；这时候有知识的人才倾听他并且学会辨别他们。”
四、狄德罗的预言并未过时
易中天的现实逻辑
狄德罗创作《拉摩的侄儿》整整两百年过去了，但正如人们惊讶于从未在任何极权国家生活过的英国人奥威尔，何以有天才般的预见和洞察创作出《一九八四》一样，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中对某些文人心理的透视和灵魂的刻画，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今天的中国文化界被人津津乐道的，是“文化名人出场费”的报价单，是“作家富豪排行榜”，是这个奖那个奖满天飞的幕后暗箱操作传言。当著名学者资中筠呼吁要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时，易中天先生颇为严肃地提出“劝君免谈陈寅恪”。问题是，没有人想让“文化名人”单独生活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之中。但是，我们扪心自问，今天还有多少人不是把金钱当作唯一衡量知识分子价值的标准？有多少人不是沦落到为权贵和资本鸣锣喝道的家奴？又有多少人还没有把公众的期待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担当进行自我放逐？鲁迅在《“题未定”草》中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照老先生的观点，今天知识分子也如果一味朝“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的方向狂奔，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不会是个战斗的“勇士”，而极有可能就是个“性交大师”。
所以和易中天先生比起来，这个小伙子毕竟还是嫩了点。易先生的逻辑更加周到严密：
“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就得坚持独立立场；要想坚持独立立场，就不能附在某张‘皮’上；要想不附在某张‘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义能不能实现。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即等于没有意义。因此，当我们决定选择和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时，就得先问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连‘意义’都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