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琪
在观众与戏曲艺术之间，审美关系是二者最基本、最为重要的关系。作为欣赏主体的观众，进入剧场最简单的目的就是看戏。“有味”，“没味”是戏迷对某一流派继承人艺术造诣高低的直观评价；“有戏”、“没戏”则是观众对于一出戏演出成功与否的基本判断。从本质上讲，这两者都是在审美感受和审美经验基础上对某一艺术表达了自己的审美判断。本文拟从审美角度出发，对陇剧艺术作一些散点式的漫谈。
美与丑是一对相互对立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存在形态和样式内容日趋复杂，人们对于美丑概念的认识和界定也呈现出多样性，从而为戏曲艺术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戏曲在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美与丑时，不仅拥有美的形式，而且拥有美的内容。前苏著名美学家鲍列夫曾指出：艺术的美就是形式的完善、内容的深刻、驾驭题材的自由性、作品艺术构思的重要性。因而可以这样认为，戏曲作品在揭露、讽刺生活中的丑行时，作品的情感内容和思想内容却可能是完善的。
陇剧在运用喜剧手法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丑行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假婿乘龙》中，西安知府胡进是一个令所有观众记忆深刻的人物。这不仅因为该剧创作上的较大成功，主要还在于观众感觉到这一人物的影子经常存在于我们周围以及自己的身上。胡知府的形象不同于以往传统戏曲中那些插科打浑、卖弄谑，头的丑角。他是一个至今在现实生活中仍很有典型意义的实用主’义者代表。被百姓讥为胡面酱的知府，头脑并不糊涂，他拥有一整套生存处事的实用哲学。“火气重小反上怎得官星旺，不装糊涂无下场”。可见，装糊涂是胡进在宦海中求生存的基本手段，至于拍马奉迎、专拣高枝往上爬则是他继续发展的法宝。从胡进审理薛玫庭一案的过程中，观众可以看到真正吸引胡知府的不是案情，而是薛是否是相府的乘龙快婿，机遇和挑战此时摆在他的面前。在这段戏中剧作家巧妙运用语言的魅力活画出胡进急切焦灼的心态（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胡进：（追问）是什么亲戚？
春草：（自知失言）嗯，这……
杨浩命：什么亲戚？是薛玫庭姓李，还是李阁老姓薛？
春草：（语塞）这，嗯……
胡进：是呵！既不同姓，又不同宗，是什么亲戚？
春革：（心想编一个）是……
胡进：是李阁老的外甥吗？
杨浩命：哼！李阁老并无姐妹，哪儿来的外甥！当我不知道！
胡进：欧！莫非是内侄？
从追问到介入式的询问，直致猜测，他的心理已经起了微妙变化。此刻，对于剧情心知肚明的观众则由于这一系列有趣的对话而激发了更大的欣赏热情。观众在欢笑的同时也充满了对于台上胡进和台下自己的怜悯。下场戏“闹轿”的观赏性在该剧中是最强烈也是处理得最好的一个高潮点。艺术家运用强化的戏剧动作夸张地烘托出胡知府如坐针毡的焦急心态。在可鄙心态下产生的荒唐举动是一种滑稽的美，这种美是具体的、特定的，并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知府跑路扮跟班，、r环坐轿充太爷这段情节的诙谐特写深化了观众对于赃官丑恶嘴脸的认识和批判。也许正是由于喜剧人物胡进的这些极为荒诞的表现，加深了人们对于此类丑行的判断，因而观众在情感上充满了对这个小人物的喜爱。
由于各种不同的条件而形成了美丑事物的多样性，因而戏曲创作才拥有千变万化的人物和情节的多样曲折。观众有时也会看到美丑界限之间的突破和对立统一的复杂情节。陇剧《草原初春》中的勒尔图是一位性格粗率、爱打抱不平、不受人欺的热血汉子。在剧中他曾经有过三次用刀的好戏。第一次勒尔图雪山打猎空手而归，看到“神符”落地，自己的妻子气息奄奄，并发现了药包和针管后，头脑简单地认为这一切是李贡所为，顿时怒火中烧，唰的一声抽出雪亮的钢刀跪天发誓：“不杀曼巴，誓不为人！”接着口衔宝刀，抱起卓玛，去找李贡报仇。第二次，怒衔钢刀，怀抱卓玛的勒尔图来到医疗组帐篷的门前，放妻子于草坪上，就在医生李贡急忙去诊断之时，气势汹汹的他将钢刀甩手剁在距李仅有半尺之隔的树根上。第三次，勒尔图面对李贡的凛然正气，桑太老人的怒斥，思想有了很大的起伏。李贡告诉他：“勒尔图！我没有什么可怕的，我是共产党派来的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也是我早晨到你家的目的。相信等卓玛醒过来的时候，她会告诉你，谁是你的仇敌。”勒尔图的回答剧作家写得很精彩，是地地道道的本色派。勒说：“好！愿你金子般的语言，塑成佛爷的法像。可你也要记住我们藏家的一句话：仇人不倒，刀不入鞘！”说罢，反手掷刀，将刀插于树干之上。该剧在运用某种道具，通过人物行动塑造人物形象和推动剧情发展上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勒尔图一次叼刀，两次掷刀的行动都是有力和突然的，有效地衬托出一位草原大汉的燥急和犟牛般的性格。无疑，藏家硬汉子的行为语汇熔铸了一种令观众怦然心动的阳刚美。观众从勒尔图的身上深切地体会到藏民族粗犷豪放的天性和思想的简单纯朴。受敌人蒙蔽的勒尔图在行动的实质内容上却要威胁到李贡的生命安全，从而引起观众的普遍担心。正是这些独具匠心的安排造成的情节突转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为更好地展示主要人物李贡的人格魅力打下了铺垫。导演、演员较为准确地通过动作传达了勒尔图的感情——仇恨。引起他错误仇恨的事件是严重的，因而他的错误行动亦是很值得观众同情和理解的。
在美学思想史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崇高是美的最高程度。在戏曲中有一类人物具有这种最高境界的美，那就是英雄人物，并且是那些具有超凡品格、惊人毅力的英雄人物。文革期间的样板戏是英雄神化的极端表现，而在此之前的现代戏作品中的英雄则更贴近于人性的真实，这并没有损伤他们的崇高美，反使这种美更真切、更感人、更伟大。托名为朗吉弩斯的《论崇高》一文中对作家主要作了下面几点要求：（1）具有庄严会场伟大的思想。（2）慷慨激昂的热情。（3）掌握一定的技巧。陇剧《草原初春》的创作者们正是在当时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大背景下，满怀激情地投入到该剧的精心创作上。艺术舞台上的李贡形象能在藏区受到牧民的认可和爱戴，仅此就足已说明李贡事业的非凡成就和人格的伟大。他是一位坚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位救死扶伤的好曼巴，一位藏胞的亲人。观众可以通过剧中主人公的伟大精神取得思想的升华和灵魂的净化。无疑，该剧的审美教育意义是其他题材所难以达到的。剧作家笔下的李贡机智勇敢，与敌斗争并不一味蛮干，其间智斗巴拉是较精彩的一笔。李贡的出场首先是以闯帐圈、阻法事、救卡加等超人般的传奇行动开始的。然后李贡又对敌献上哈达，以免过早激化矛盾。一面陈述事理情由，指出瘟病流行，并非天灾，是由于牧民喝了含有牛羊口蹄疫污染的河水所致，以此来证明卡加并不是巴拉所说的什么瘟鬼的化身，撕破了巴拉的阴谋，并警告他们烧死活人是要受到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的。而后取出上级的介绍信，递给头人乔盖，说：“政府派我来扑灭部落的瘟疫，头人和大喇嘛不会反对吧！”头人和巴拉不得不说：“欢迎，欢迎！”下面戏中的斗争剧作家用对唱的形式串联起来，很别致，也很有戏剧性内涵。矛盾冲突在词句中不断转换变化。巴拉恭维地唱：“李曼巴在草原……”乔盖急忙抢着奉承：“大名鼎鼎，河两岸谁不知。”巴拉接唱“神医李贡……”（下略）李贡接过回赠的哈达，唱道：“河西扑灭伤寒病，听说河东又流行。群众日夜心惊恐，奉命连夜到河东。抢救病人任务重，望二位大力共担承。”巴不甘下风：“我正在驱瘟把鬼送，虔诚褥念平安经。”李贡针锋相对：“人民政府有法令，杀害病人犯罪行。”与反动封建宗教势力代表人物的首次交锋以李贡的获胜而结束。观众在开场中就已领会、体味到李贡已经踏上了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巴拉不甘失败，暗设毒计企图利用勒尔图刀杀李贡。面对不明真相、失去理智的勒尔图李贡不畏不怨，毅然跨过刀界为卓玛治病。身处逆境中的李贡此刻向人们展现出超常的胆识和毅力。为了治好卓玛的烧伤，争取受迷信蒙蔽和胁从的牧民不参与巴拉阴谋策动的叛乱，李贡遂排除一切医疗条件简陋的困难，为之献血，并惊人地献出自己的皮肤为卓玛做异体植皮手术。李贡用实际行动，用自己的血与肉与藏族同胞建立起了一条牢不可破的血肉纽带。剧中李贡崇高的行为是超乎观众想像的，产生了一种震撼人心的作用。这段强烈的艺术表现增强了人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哲学思考。李贡崇高的美也因此具有了广泛、积极的社会意义。他的崇高美与中国人颂扬爱国英雄的传统具有一样巨大的社会效应和审美教育意义。
在戏曲艺术形象里，由美丑引起的观众的情绪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戏剧情境的环境衬托，陇剧特有的“嘛簧”，即一种女声幕外帮唱起到了很好的烘云托月的作用。以《草原初春》为例，在惊雷炸响、暴雨倾盆、狂风怒吼的风雨之中，卓玛猛然站起狂奔急呼。幕外女声唱：“天旋了地转了天旋地转，心痛碎肝痛裂肠断痛翻，泪烧干声烧哑仰天呼喊。”卓玛已知法水是毒水，勉强掏出怀中的药包。由于伤痛难忍，身摇手抖，药包失手落地。卓玛大呼：“天呐！”“嘛簧”声调激越：“天无言地无语跪倒佛前。”如果试想上述几句唱词若由卓玛本人来唱，艺术效果又有怎样呢？当然不如由幕后伴唱来烘托更有气氛。它不仅说明此刻卓玛痛苦至极、难以言语的艰难处境，同时艺术形象地表现人物痛苦的行动引起了观众相应的痛苦体验。“嘛簧”在增强人物情绪状态的表现强度时，观众也似乎通过它将自己的情绪状态表达了出来。
观众主动参与并体验人物的特定情境，也就是说艺术形象的情感已转移到观众身上。
以上我仅从戏曲审美的角度谈了一些陇剧在塑造艺术形象美丑方面的粗浅见解。我认为从美的方面认真分析几部代表性陇剧，对于它的新剧目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文中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