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这个时候则是给什么吃什么，生理上的饥饱感没有了，舌尖上的鉴赏力也消失了，山珍海味和粗茶淡饭在她嘴里统统都是一个味儿。他很佩服她的“坐功”，觉得她一旦在写字台前坐下，屁股简直就是粘在椅子上了，小半天不带动一动的。上个礼拜才去买的一沓稿纸，不知不觉中就被她填满了。喂！稿纸没了！她像小时候一样喊她，只不过那时候是让他帮忙打水，或是从树上去毽子、够风筝，而现在变成了买稿纸。
他内心里觉得自己的妻子很独特，不像单位里的其他女同事，逢着歇班就结伴同行逛百货店，买的东西无非那几样：衣服、皮鞋和毛线。他有些不屑，可入秋后看见同事的妻子给新织的毛衣，心里又忍不住羡慕不已。
逢着太阳好的周末，他便把秋冬的衣服捣鼓出来，捂了一夏天，浅色外套上的霉点都看出来了。
你一中午翻箱倒柜的干嘛呢？她问。
晒衣服啊，箱子里都发霉了！你还知道冷啊，大早上起来把我的衣服也套上了。
哦，都入秋了。她说。可她正写着的主人公，还在吃冰棍儿呢。
就这样她日复一日地往那构筑好的框架上添砖加瓦，又一年夏天到来的时候，终于看到这故事越来越完善，像是一座“小楼”了。长篇里的人物不算少，有时候弄得她晕头转向，有时候她则越写越兴奋，深夜里还大睁着眼睛闹失眠。她自己也知道这样下去不行，长此以往，白天的工作非出错不可，于是进了后半夜，她便不得不强迫自己起来吞两片安眠药，又怕翻来覆去吵到他，便不敢再躺回床上去，而是悄声抱了自己的被子去外屋沙发上睡。蚊子一刻也不肯消停，总是在她耳边嗡嗡地响，有一次她连开了三次灯，眼瞅着腿上的七个包心想这次非灭了它们不行。于是就圆睁着眼睛跟它们耗上了，这些家伙一连几天昼伏夜出，喝她的血大概喝上瘾了。他曾经开玩笑说，你呀，一天到晚爱吃甜食，吃得血都甜了，蚊子聪明得很，不盯你盯谁啊？你这文章，还真是‘血’汗换来的！看我，不用盖毛巾被，就穿这背心裤衩，蚊子也不稀得咬我不是？再说人家蚊子也怪不容易的，总共就能活那么几天，值一晚上夜班就为喝点儿东西，咱们人类有的是血，让它喝一滴又有何妨？一想这些话她便乐了，她一认真，它们反倒藏在角落里不出来了，天花板上是显然没有的，这些家伙一个个的都聪明得很，早就摸透了白色对它们来讲最不安全，相反，哪种东西五颜六色最乱你的眼，它们一准都在那儿。她坐了一会儿，又突然觉得自己跟它们耗不起，白天的英文字母和大半夜纵横交错的稿纸方格已经耗尽了她的所有精力，想来它们今天的收获也不小了，也该吃饱喝足了吧，于是又蒙头躺回沙发上，希望药效能在与失眠顽症的殊死搏斗中一寸一寸地前进。
第二日的工作中她倒是没出错，可下了班回家看昨晚熬夜赶出来的手稿，却发现一件事情中的五个人写丢了一个。
他担心她把自己写魔怔了，于是提出周末暂停写作去郊游。她却一口回绝，理由是她已经制定了极其详细的写作计划，而超前或超量完成写作任务，就是她现在每天最快乐的事。更何况今后有无数个日子可以郊游，但手头在写的东西已经在脑子里堆了这么久，真怕一搁就变了味儿，再也写不出它们应有的样子。于是他又改了方针，不断向她灌输文艺工作者在特殊时期中的惨痛经历，这些虽然都是听来的，却被他讲得绘声绘色，他告诉她，自己一个同学的父母当年都是省城话剧团的台柱子，男的叫崔之揾，女的叫田敏，特殊时期中被揪斗的时候，白天做鬼，晚上才是人，两口子开始还很乐观，互相欣赏着彼此的阴阳头，后来崔之揾被迫装疯，想让爱人也跟着自己“疯”，照说田敏也演了半辈子戏了，装疯难不倒她，可她偏偏不肯疯，因为她没法像丈夫那样把麻袋底剪一个口，把头伸进去，两侧各开一口，把双手伸出来，再往泥地里一滚，沾些土到脸上、身上，没等人们把准备好的墨汁往身上泼，便自己一头钻进墨水盆里，还一边嬉皮笑脸地拍手说：“洗脸喽，洗脸喽！”这些田敏统统做不到，她是个不肯低头也不会转弯的女人，宁愿选择去死，也忍不了让造反派把点着的烟头往鼻孔里塞。剧团的后院有架很高的秋千，她一脚踏上去，把它荡得老高，身体几乎要和地面平行了。秋千经过一个俯冲，又一次腾空，势头很猛，却突然失了重心。她飞了出去，走得很痛快。头不偏不斜地撞在篮球架的铁杆上，那是她在几次腾空中瞅准了的。
这些虽都是听来的，却都被他讲得再真不过，说完省话剧团的台柱子，又讲文联的笔杆子。他们都是极有才华的人，他们曾一度风光无限，他们曾经站在高处，所以跌下来时总会最惨最痛。他兜来兜去，无非是劝说她写归写，自娱自乐就好了。
她没有弄懂他讲这些故事给她听的真实意图，特殊时期开始时她年龄还小，又很快进了部队，没有留下太多印象，可这故事仍让她感到骇然，于是反而把他的故事稍作润色写进了小说，气得他要命，觉得这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于是他又换了策略，他对她说，等写完了咱们自己去印，内部传阅，限量珍藏，如何？谁知她说，那算什么，我要正规出版，印它五千册。你这是虚荣！他这么激她。她却毫不犹豫地点头承认，没错，我就是虚荣，不想出版的作者不是好作者。他听了简直哭笑不得，而且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越来越发现，这段时间她同他的全部交流几乎都局限于这篇小说的探讨和完善中，他真盼望她能快点写完，一了百了。她则是把买零食的钱都省了，一则写起来就顾不上嘴了，二来零花钱也被她拍电报用得差不多了。开始她写上一代的事情，有些细节不清楚便写信回山东问父亲。每次总是提上十个以上的问题，后面跟着她手绘的一张笑脸和四个大字——“愿闻其详”。父亲总是回的很认真，每次少说也得写上三五页。后来，她觉得写信太慢，一来一回少说也得二十来天，干脆改发电报了。电报中的一个字就能买一根冰棒，她却舍得得很，这么一来，她发电报到山东问，让父亲从那边写信回，时间省了一半，她却仍觉得慢，父亲也说，要想知道咱们家族的旧事，最该去问的是你伯伯三江，因为他本人就是一本活历史，咱们家族的活历史，也是抗战至今的活历史。她一听又来了劲头，放着活历史不去采访，光在这拍电报所能搜集的资料实在有限。于是她便真豁出去了，在单位编了谎请了病假，买上票就到山东去了。这一趟使她收获不菲，伯伯三江除了给她讲述了不少家族往事以外，还提到了曾经一位学长的故事。这位学长当年在沈阳读东北大学，不但人长得英俊帅气（有老照片为证），而且还因为才华出众被公选为学生会干部，当时的那批学员曾集体加入国民党（干部当然要起带头作用），可那完全是生活环境使然，谈不上什么个人信仰。虽说他不久就退了党，却仍成为纠缠不清的历史问题困扰了他一辈子。正所谓一朝站错队，永远站错队，后来那位学长到了单位，党组织明确表示拒绝接纳，只勉强允许他暂时加入民主党派，他觉得这样也好，谁知刚入“民进”就赶上反右运动，民主党派被批得灰头土脸，他也不再被当做党的同路人，政治前途黯然无光。抗美援朝时，这位学长的亲弟弟被列入征兵对象，一时间举家上下都欢呼雀跃，坚决支持他去朝鲜。多么可悲，当时他们全家人的心理无非是想拿生命的冒险去挽救政治前途，从而改变命运。
她觉得不把伯伯讲得这些素材写进小说实在是太可惜了，于是回到广州以后，又把写好的父辈故事那一章全部“打散揉碎”，为的仅仅是加一个人物进去。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底，她完成了小说的初稿，八三年二月完成了二稿。她最后改写三稿的时候，他开始紧张起来了，因为，这篇创作历时将近两年的作品的付印和出版仿佛就在眼前了。于是她越忙，他越惶惶不可终日。和她的谈话兜来兜去，总能兜回老问题，再来一次特殊时期怎么办?她觉得他有点太过谨慎了，于是回曰，这都什么年代了，最近在《上海文艺》上看到，反思文学已经大量出现了，有这么多文学大家“抬轿子”，我们还怕摔着不成？
这一天他回到家，发现她无精打采的样子，不禁觉得奇怪的很。自打开始这个长篇的创作，她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六神无主的状态了，他问怎么了，她揉着眼睛说眼看三稿就要写完了，一直合作的出版商却突然想让她修改部分内容。说什么军人出身不一定非要写情报局嘛，文工团啊、话务兵啊，这些都随她挑，只要把情报局的特种兵那一段换下来就行。为什么要换文工团呢？她很不解。出版社回说，因为他们比特种兵更有发挥的余地，而且接受起来也不那么费事，毕竟他们最终要考虑的还是销售问题，而她文中不但出现的大量专业术语，肯定让读者吃不消。更何况，她的故事还花了大量笔墨去交待当时的历史背景，这些在出版社看来，无疑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然而，他们又不想放弃她的这篇大部头的文稿，声称前一代的故事都很吸引读者眼球，只要把这一代的略改一下，让后劲儿足一点儿，肯定能大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