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让一个人看起来不好，他们自己表现出自己。照片就是你的镜子，就是你。
照相馆橱窗里的人像
在照相馆林立的都市里，已经很难令人在橱窗前驻足留意一下照片，因为大半都是新郎新娘照，或是用来吸引顾客的明星大头照。
这些尽量表现幸福、得意、重要时刻的浮面记录，很难引起别人的关注，也很少有人重视照相馆师傅的影像表现工作。其实早期的摄影家几乎都以此行业营生，人像摄影的经典作品不是出自照相馆师傅的手，就是用同一种方式拍摄下来的。奥古斯特·桑德正是这一行里最卓越的一位大师。
桑德每一张照片上的人物，都是摆好姿势，刻意打扮过的。人物的举止透着自认为最适当的仪态，表情显示着：我希望别人知道我的这一面。有的人很努力地在维持自己精神最饱满的状况；有的人已经坚持不住而显得松弛，反倒露出自在的神色。然而这些人都有着严肃的性格和或浓或淡的忧愁与伤痛。他们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子民。由于战胜的协约国要求德国重新建立户籍档案以便管理，每个人都需要一张新的身份证照片，桑德正是当时应接不暇地按快门的照相师。桑德蒙在黑布里，透过笨重的木制大相机的镜头，从毛玻璃上观察自己的同胞。他比别人看得更远，他不只是为别人留下影像，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同胞做最客观的见证。他希望拍下整个时代的脸孔，让后人看到真正的日耳曼民族的心灵。这些照片使桑德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人像摄影家。
时代脸孔的留影者
1964 年因中风去世的桑德，不只在视觉表现艺术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也被视为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印记，几乎所有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文化重建工作的论著，都会提到他，就连通俗如“读者文摘公司”所出版的书籍亦不例外。在《20 世纪世界大事》一书中，“1929 年至1939 年：艺术与文学”一章中这样提到桑德：
奥古斯特·桑德在大部分艺术家争着发表他们的政治信念的那十年间，宁愿描绘自己看到的非政治的世界。他是个摄影家，决定以既不嘲笑又不过分推崇的客观态度，拍摄整个日耳曼民族的众生相，作为他的终身事业。
开始时，他拍的是故乡威斯特沃的农民，最后他拍摄的对象广及农村和城市的各阶层人物，同时也是德国典型人物的剪影。
由于他卓有成就，纳粹党人大感不满。他们梦想雅利安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桑德清澄雪亮的观点，和这个梦想格格不入。1943 年，他们把桑德的《时代的脸孔》一书销毁。幸好有许多底片保存下来，给我们留下当时那一段历史的记录，否则这段历史就要永远消失了。
桑德是唯一被视为改变我们生活大事的摄影家，他在历史经纬中占了那么重要的位置，这和他完全客观的态度有关。他在自己的同胞中找到一种原型—德国人的真正性格。任何人看到他的照片都会感受到：这就是日耳曼民族。
这位照相师傅不只是拍一张张人像，而是拍了整个时代，为时代留下了脸孔。
矿工家庭里的幸运儿子
桑德出生于科隆西边的一个矿村中，是九个兄弟中最矮小的一位，父亲是一位颇有绘画天分的矿场木匠。虽然桑德从小就跟父亲学到一些素描基础，而家人也极希望他会有较好的出路，但是迫于生计，桑德在小学毕业之后就进入矿坑工作，差点埋没在不见天日的洞窟中。
幸好，他被矿场工头选中，做一位风景摄影家的助手。这位摄影家让他从30cm×40cm 的大相机镜头观看，这一看决定了他的一辈子，从此就不曾离开过照相机了。
桑德的家人纵容他学习摄影，一位富有的叔叔为他提供了所需要的装备，包括当时最小尺寸的相机—13cm×18cm。父亲甚至在谷仓边搭了一间暗房给他。只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的他特别上进，所有事都靠勤奋的自学，即使是应召入伍时也没阻碍他成为摄影师的努力。在行伍生涯中，他一有空就替士兵拍照，好让他们寄回去给家人看。退伍之后，桑德开始在国内旅行做商业摄影师，并且学习建筑及工业摄影以拓展工作机会，同时还在德累斯顿的艺术学院选修了一年的绘画。20 世纪初他在奥地利林茨城的一个摄影棚当助手。
二十六岁时，桑德回到德国娶妻生子，决定在故乡创业。但是老家的暗房已被弟弟们改成洗衣间，早期的底片都被毁掉了，他不得不又回到林茨，开始拍摄油画式的人像照片糊口，赚了很多钱。
桑德在异乡发迹，但很快就因投资错误而背了一身债务，情急之下回到德国避债。当时他已三十四岁，然而一切都得重起炉灶。他在科隆又开了一家照相馆，除了平常为顾客拍照之外，他拟订了一个计划，开始从事决定自己一生功业的重要工作。
人类的家谱
奥古斯特·桑德选了威斯特沃这个乡村作为研究的对象。他曾如此回忆：
从小我就熟悉这些人的生活……因此，一开始我就从个别类型的村民当中，看到一种相同的典型。那是人类品质的记号。
这种以一个特定的地方作为自己记录一个时代特质的基地的方式，很是有效。人们同在一块土地上，说同一种方言，有着同样的习俗、信仰，自然就形成一种精神化的类型。
桑德尽量在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当中，抓住同一血缘的内涵。他在不同的脸孔、异样的眼神、各种各样的姿势和互异的裁切构图当中，都表现出日耳曼民族的骄傲、倔犟、严肃、不轻易放松自己的同一品性。他们都背负着同样的传统包袱，在压力下有着同样深沉的忧郁。
他的工作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断。被召回军队的桑德也尝到了战败的苦果。战后，他的摄影棚被急需身份证的人们所挤满，最后他干脆叫一大堆人排在一块儿，拍成团体照，再一个人头一个人头剪下来成为个人照。这种方式养成他日后很喜欢表现群体人物的习惯。
众所周知，两个人以上的照片最难拍，因为很难从不同个性的对象中，组合出新的意义来。然而桑德的多人照片里，却传达出“族群”的新含义。
桑德所拍的个人照片几乎都有一种“我是民族的一分子，不只是个人而已”的意味，而他的多人照片更是强化这种“人类族谱”的特质，明确表达着“我们是这时代的一分子，而非只是哥儿俩”的境界。
为20 世纪作见证
等为身份证而来的人潮消退之后，桑德的照相馆生意才恢复到正常的节拍。他开始感受到德国战后新兴艺术潮流的冲击，也结识了同年代优秀的文学艺术家，成为现代艺术萌芽期的热情支持者。他与画家斯威特结为终生好友。
斯威特努力劝服桑德放弃有油画味道的凹凸布纹放大纸和放大之后的上脂处理，以摆脱模仿绘画的趣味。桑德接受好友的建议，开始试验新的放大方法，用最简单的平光相机，把底片原有的细节一一再现，没有原先模糊化的浪漫效果。这样一来，他的作品中的脸孔更确切地反映出人物的真实性格。
从此桑德信心大增，着手另一项更庞大的计划，以“20 世纪的人”为主题，进行系列性的摄影创作。
不幸的是，20 世纪30 年代桑德的儿子艾力克因为活跃于社会主义及反纳粹政府的活动而被捕入狱，并于1944 年死于集中营。纳粹党人开始搜索市面上《时代的脸孔》一书及作者家中的底片，并将之烧毁。
这场风暴逼使桑德躲在威斯特沃，他的一些底片也因存放在乡下而保留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试着将底片理出脉络来，然而大半不是损坏就是彻底毁掉了。因此，《20 世纪的人》这本巨著始终未能出版，只在他的专集中以小单元的形式出现。
尽管这样，桑德仍旧是20 世纪的见证者。评论家赫兹这么写着：
桑德成为魏玛共和国的编年史，横跨威廉大帝的没落和希特勒的升起。那段日子的德国在矛盾的激情中沸腾，是一块梦想和梦魇、希望和堕落交替出现的土地。令人兴奋的早期政治自由气氛，慢慢地转变成极权带来的噩运。桑德平静地观看，他的相机不带热情地追寻德国人的心路历程……当我们在那失去的岁月搜寻那些脸孔时，我们惊愕地看到自己的反射。
冷静和诚实正是桑德洞察力的主要因素，他从不去捏造对象，他所努力的就是：要使自己的同胞能在脸孔上焕发出民族的血缘，而不去故意使别人看起来有特别的意识形态。
他曾对孙子吉尔德—一位摄影家及艺术馆长这么表示：
我从不让一个人看起来不好，他们自己表现出自己。照片就是你的镜子，就是你。
我们可以说，桑德把对别人的尊敬，视为自己的最重要原则—诚实。唯有如此，这些人物才会呈现出人类相同的品质，才会是整个时代的脸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