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大化论主要贡献在于变易、反复、两一的学说。西洋和印度哲学有认为变动是虚幻的，中国则一致认为是实在的。西洋辩证法有的是倒置的，认为事物辩证乃是概念辩证的反映，中国则认为事物的辩证是根本，是事物本来的理则。西洋哲学大化论中是目的论与机械论之争，中国既无纯粹目的论，又无纯粹机械论，只有近似目的论的天志论和包含机械论的自然论。多数哲学家主张自然论，而最发达的是一种非机械论的自然论，即神化论。神化论既反对目的论，又反对机械论。
人生论
《中国哲学大纲》的主体第二部分是人生论。人生论是中国哲学的中心部分，发生也比较早。孔子、墨子没有谈宇宙论系统时就开始谈论人生问题了。孔子被称为中国哲学的开端，就因为他是第一个提出人生论系统的。以后哲学家虽然也谈宇宙论，学说的核心部分仍在人生论。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实以中国为最富，其所触及的问题既多，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深。
中国哲学不重区分，所以宇宙论与人生论也常合在一起讲，第一句讲宇宙，第二句讲人生。中国哲人多认为人生的准则就是宇宙的本根，宇宙之本根便是道德的表准。中国哲学的人生论比宇宙论详细，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论。中国人生论的立论步骤经常是这样的：先讲宇宙论的普遍道理，接着讲宇宙与人生的关系，即天人关系，进而论人的本性，再由人性讲人生的最高理想，由此推衍出一系列的关于人生的各种问题。本书就是按中国哲学人生论的逻辑顺序来进行叙述的。
天人关系论
人生论的开端就是天人关系的问题，天人关系论的开端问题，就是人在宇宙间的位置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人是藐小的，在宇宙中不占重要地位；一种认为人虽然藐小，却有优异的性质，在天地间实有卓越的位置。前者以庄子为代表，后者则为多数哲人的见解。老子将人和天、地、道并列为“域中四大”。荀子说人“有义”，知道分辨是非，所以“最为天下贵”。周秦之际儒家所作的《礼运》说人是“天地之心”。汉代董仲舒将人和天地并列为“万物之本”，超然万物之上。“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说法在汉代颇流行。北宋周敦颐和邵雍也都认为人为万物之灵。以后的朱熹、戴震也都强调人的卓越。人与宇宙的关系，中国哲学有一特异的学说，即天人合一论。天人合一有二义：一是天人相通，二是天人相类。前者发端于孟子，大成于宋代道学，后者则是汉代董仲舒的思想。也有不讲天人合一的哲学家，如战国时的荀子强调天人的分别，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认为社会治乱在人不在天。唐朝刘禹锡提出天人相胜的学说：在自然方面，天胜人；在人事方面，人胜天。
人性论
人性是中国哲学长期讨论的重大问题。第一个讲性的是孔子，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与习相对，不讲善恶。只说人的天性是相近的，后来的相异是由于习。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后来讲性，善恶成为争论的焦点。告子认为性无善恶，庄子道家认为人性是超善恶的。介于性善与性恶之间，还有两种学说：一谓性有善有恶，后来发展为性善恶混。一谓有性善有性不善，后来发展为性三品论。性有善有恶论，始于战国时的世硕，后来董仲舒作了详细论述，扬雄发展为性善恶混。性三品论，最初明白的说法出自王充，他认为人性有善、中、恶三等。后来的荀悦、韩愈也都是性三品论者。另有一种性善情恶论，这是董仲舒的思想，后来刘昼、李翱也持这一观点。李翱著《复性书》，主张复性去情。宋代思想家如王安石等人都反对性善情恶论。他们认为：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性情是相应的。
汉唐时代讲情性，到了宋代，产生性两元论，认为人性有二：一是“天地之性”，或“义理之性”，或“性”；一是“气质之性”，或称“气质”。天地之性是纯善的，气质之性是有善有恶的。这种性两元论支配北宋以后数百年的思想界。北宋以前和明朝开始，多主性一元论。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王夫之和清朝的颜元、戴震都主张性一元论。
与性密切相关的是心，心也是中国哲学中一个极重要的观念。第一个注重心的哲学家是孟子，他说：“心之官则思”，心是思维器官。心与性的关系，性在心中，性的四端也都在心中，所以，“尽心”就能“知性”。荀子认为心是感官的总枢，“心居中虚，以治五官”，所以，心是身体的主宰。荀子认为，心与性的关系是性的改变由于心的作用。后汉徐干和晋代傅玄都认为心中含理。二程讲人心道心，以人欲为人心，以天理为道心。论心最详细的是朱熹。朱熹论心有四点：一，心的特质是知觉；二，心是身之主宰；三，心统性情；四，人心道心。
历来的人性论可以按三种标准来划分，一是“性同”与“性异”；二是“性一”与“性两”；三是“性可言善恶”与“性不可言善恶”。性善论、性恶论等属性同，有性善有性不善说和性三品论，属性异。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属性两，性不可分则为性一。性不可言善恶，是告子的说法，宋明清都有推崇这种说法的，但毕竟不如性可言善恶的势力大。按历史发展，性论也有几个比较明显的阶段。在先秦百家争鸣时代，性善、性恶、性无善恶、性超善恶、性有善有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等各种观点同时或先后发生。那时没有公认的一致意见。西汉学者多主性有善有恶论，东汉到唐代，性三品论成为多数学者的共同思想。北宋以后，性两元论有独霸的形势。到明清两代，有些学者主性一元论，与性两元论对抗。讨论人性如此之多，似乎都是为了讨论修养、教育、政治。所以对于性的内容却并不注意。本书对性的内容根据古代哲人的讨论进行条分缕析。性的第一种意谓是“生而自然”。第二种意谓是人之所以为人者，即区别于兽性的人性。第三种意谓是人生之究竟根据。所以，各家所讲的性，名词虽同，含义实有大异。在现代，人性是什么，仍然是一个在争论中的问题，而且人性现代还没有一定的界说。
人生理想论
中国哲学的中心部分是人生论，人生论的中心部分是人生理想论。人生理想论就是关于人生最高准则的理论。人生理想论发生最早，创始于孔子。孔子和墨子的哲学的主要部分就是人生理想论。人生理想，古代称为人道，在《论语》中，所谓“道”，即专指“人道”。人道有“当然”之意。中国哲人论人生理想，对哲学有较大贡献，有比较丰富渊闳、博大精深的理论。
中国古代哲人各有自己的人生理想论。儒家创始人孔子则以仁为人生理想，墨家创始人墨子则以兼爱为人生理想，道家老子则以无为作为人生理想。以后各家又各标一帜，成为丰富的人生理想论系统。
孔子以仁为人生理想。仁的含义，孔子有多种说法，后来各家有不同理解。本书认为仁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求立，并使人亦立，自己求达，并使人亦达，也就是说，自己要自强不息，同时要善为人谋。简单地说，就是成己成人。仁的观念，所涵甚广，境界极高，是一个宏大而切近的生活准则。孔子对仁的论述包括三方面：一忠恕，二克己复礼，三力行。进一步解析，有四方面内容：一是人己兼顾；二是尊重别人；三是由己及人，以自己为起点；四是仁固然包含情感上的爱及物质生活上的扶助，而更注意道德上的励导。仁者对别人的爱助，目的在于使其成为有德行有成就的人。孔子对中国思想的贡献，就在于阐明仁的观念。孔子也讲义，义是宜，指当然的准则，其内容就是仁。所以，孔子的义不是一个特殊的道德。孟子发挥孔子的思想，以仁为人生的第一原则。同时极注重义，仁义并举，都作为基本的实践准则。孟子认为实行仁义，达到生活的最高境界时，便有一种浩然之气，到达这种境界，不止是个人有至高的快乐，而且对别人也有感化力。这里有一种神秘的成分。孟子以后，汉代董仲舒对仁义有新的阐析，他认为爱人为仁，正我为义。仁用于对人，义用于自制。他又认为仁智必须并举，惟仁而无智，则虽爱人，而不能明辨祸福利害，结果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仅智而不仁，虽知利害，不肯救助，也不行。这是对孔子思想的推衍。
墨子以兼爱为人生的最高准则。他以利来解说孔子的仁和义，认为能为天下人民兴利除害的人就是仁者，有利于天下人民的事是应当做的，这样做了就是义，反之就是不义。墨子所以贵义，就因为义可以利人，可以利民。他认为要使天下安定，就要实行兼爱。兼爱，简称“兼”，兼统各种道德。只要兼，那么其他道德也就会齐备了。墨子认为只要办事都为天下大众着想，不谋一己之私利，也不为亲近的人谋私利，就是实行兼爱了。墨子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表现了崇高伟大的精神。后来宋钘和墨家后学继续宣传兼爱主张。周秦之际儒家著作《礼运》中的“大同”说，也是以兼爱为原则的社会理想。《礼运》对有秩序的社会分为小康和大同。小康即儒家理想的社会制度，大同是墨家兼爱的社会制度。《礼运》吸收墨家思想而产生大同说。
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他以无为作为人生理想。老子的贡献在其宇宙论，他的人生论是以宇宙论推衍出来的。他认为宇宙的本根是道，道是无为的，人应遵循道，所以人也应当无为，无为就成了老子人生论中的中心观念。老子之后，彭蒙、田骈、慎到、庄子都深受老子的思想影响。庄子以神秘的精神生活为人生的最高理想，由无为发展到逍遥。他主张忘世、忘一切物，忘掉自己，这样就能达到一种新的境界。达到这种境界，就能得到最大的自由，庄子称为“悬解”。达到“悬解”境界的人，庄子称为“真人”。真人就是一切任其自然。汉代《淮南子》认为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干，而只是要随顺万物的必然趋势，遵循万物的发展规律来干一切事。总之，不违背自然规律的作为，就都是无为。魏晋时代，何晏、王弼、阮籍、向秀、郭象也都主张无为，其大意与庄子、《淮南子》相同。向秀、郭象《庄子注》认为，凡出于本性的活动，都是无为。无为就是“任其自为”。
孔、墨讲有为，老、庄讲无为。战国末期的荀子针对庄子的极端的无为思想，提出了彻底的有为哲学。先秦哲学家多数是尊崇天的，以天为人的表准，以合于天为生活的理想。惟独荀子不尊崇天而持重人，不赞成使人合于天，主张使天合于人，用人为来改造天然。荀子认为不需要讲宇宙之道，不求知天，只要讲人生之道，发挥人为作用，就可以宰制天然。荀子与西洋科学倡导者不同，在于：西洋科学倡导者认为了解自然乃克服自然的途径，知天然后才能胜天。英人培根认为“知为力”，知自然乃所以征服自然。荀子不重知识，以为人只要团结成群体就能战胜自然。用礼和义来团结人群。实行礼仪，就是荀子的人道。
荀子的有为哲学是道家无为的反动。魏晋时代又盛行无为，于是有裴頠的崇有学说。裴頠的崇有论不及荀子所讲的宏大而卓拔，但有一点较优越，即所谓择宜、存宜，颇近于进化论中所谓适应之义。
战国时代，子思的《中庸》以诚为人生之最高境界，人道的第一原则。诚，按古训是真实无欺的意思。本书“补遗”中，认为诚的意思可分为两个层次：一，诚就是有常而不已；二，诚又是自然与当然的结合。如春夏秋冬的变换是一定的，就是有常，年年如此，以至无穷，就是不已。有常而不已，便是诚。自然有常而不已，其中有当然之理。人按这种当然之理行动，也是诚。诚相当西洋所谓合理性。黑格尔讲：“凡现实的必是合理的，凡合理的必是现实的。”诚兼实在与有理二者，与黑格尔所说的意义相当。
诚是天之道，人如能诚，就与天合一了。诚是合内外之道，也可以说是合天人之道。与天为一，是北宋张载及程颢的思想。张载认为万物同属一气的变化，人物本性都是气，因此人生的最高原则就是泛爱所有的人，兼爱所有的物。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同胞，所有的物都是自己的同类。
北宋程颐以“与理为一”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他认为持敬可以明理，严肃专心，就可以致知穷理，能知而后能行。所以，明理是道德实践的根本。明白一切道理，那么一切行动就都能循理，这样就达到了与理为一的境界，这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他也讲天人非二，但不是人与万物为一体，而是人与万物共一理。朱熹发挥程颐的思想，认为“心与理一”，就是“心中天理流行”。天理指什么呢？“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暖爱人利物之心”，天理就是仁，“复乎天理”就克服私念，恢复仁。仁是修养的最高境界。程朱主张“与理为一”，注重知识与人生的关系，而不喜欢读神秘经验。这也是程朱学派的最大特色。
与程朱理学对立的有陆王心学。南宋陆九渊讲人生之道，以发明本心为主旨。所谓本心就是人所固有的仁义礼智之心，即人所固有的道德意识。所谓发明本心，就是彻底反省自己心中固有的道德意识。他认为人只要明心，就自然会循理办事，就会具备各种道德，而不必勉强。朱熹讲穷理明心，陆九渊讲明心穷理，朱学以理为先，谓理学，陆学以心为本，谓心学。王阳明发展了心学。心学家注重内心的修养，也最注意于神秘的经验。这是心学家修养的一个特色。
心学注重“内心”修养的时候，引起了一种注重“向外发展”的哲学。这种哲学持重人为，是王夫之、颜元、戴震的哲学。这三人的哲学注重形体的发展，与理学家注重致知穷理、心学家注重发明本心，正是鼎力的三说。本书称王夫之等人的人生论哲学的“践行”。践行的意义有两方面：一是发展形体的各方面机能，使之达到完善的程度；二是使形体的各部分都达到合理的程度。这里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世俗之人唯以形体为重，不知如何合理；另一种是鄙视形体，如庄子和佛教都重精神而轻形体。践行说认为形体与道是统一的，以形体去实行道德。王夫之践行说重人为，重形体，强调人能思能勉，实是有唯物倾向的人本的有为哲学。颜元认为性行是合一的，要尽性，就必须践行，如何践行？必须“见之事”，“征诸物”。要在事物中践行、尽性。因此颜氏之学，可以名为“事物之学”，事物之学强调干实事，反对冥想和空谈。戴震在宇宙论方面也重视事。因此，颜、戴之学，可以简称为“事学”或“气学”。
总之，自南宋到清朝的哲学主要有三大派：即理学、心学、气学或事学。理学的人生理想是“与理为一”，心学是“发明本心”，事学是“践行”。理学的特点是阐明知识与生活的关系，心学的特点在于提出一个最简易的内心修养方法，事学的特点则在启导一种活泼充实的生活。心学注重神秘经验，理学重知识不太讲神秘，事学的人生理想最合乎人类生活的本质，完全没有神秘的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