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都是党内选举活动中的重要形式，相对而言，直接选举更能够真实体现党内的权力来源和授受关系，更能够真实体现党员的选举意愿、凸显党员的选举主体地位。党内直接选举，关键要考虑：直选范围确定的现实性与合理性，直选对象划定的现实性与合理性。党内直接选举长期以来限定于村、乡两级，在党内选举方式中并未占据主要地位，这种现状虽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的快速的发展、党员及群众的民主诉求和民主能力不断提高新的现实条件下，逐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扩大直接选举作为改革与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的重要内容，首先应逐步扩大直选的范围。直选范围的扩大，当然要以支持和实现选举人的选举权为基本目的，但同时要考虑直选组织工作的便利性和现实性。因此，党的基层组织尤其是村、乡（镇）两级便成为党内直选的“常规范围”。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常规范围”已不适应于日益增长的党员及群众的民主诉求和民主能力，也不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整体的发展水平和要求。因此，在主客观条件基本具备的形势下，党内直选向县（市）级推进则是必然。其次，明确划分选举类干部与非选举类干部的界限。从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来说，党的所有领导人员和一切职务都应该由选举产生。目前，我国尚不具备经由选举产生党的所有领导人员和一切职务的基本条件，但尽可能扩大直接选举类干部的范围和层次、缩小非选举类干部（任命类）的范围和层次则是现实的和必要的。再次，要逐步扩大直选对象的层次。党内直接选举，从选举对象来说，既包括选举党的代表（逐级选举），也包括选举党的领导干部。目前，党内选举领导干部，已经有了村支部书记、乡（镇）党委书记副书记两级直选的经验。与直选范围扩大相关的就是领导干部直选问题，因此，直选党的领导干部理应向上推进到县级政权。考虑直选对象划定的现实性与合理性，并遵循渐进性发展原则，县级政权可以分两步推进：县级部门机关党委（具备直选的充分条件应积极推进）；县委委员、县委书记副书记（根据条件和形势审慎推进）。
2．差额选举应着力于差额比例和差额范围的扩大
一般来说，选举意味着差额选举，等额选举其实应该称之为“推举”，它并不是严格意义的选举。把差额选举作为党内选举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应该说既具有理论依据，又能真实地反映出选举的本质规定和价值取向。就目前党内差额选举现状看，应把扩大差额选举比例和差额选举范围作为重点改进的方向。
扩大差额选举比例，目前的争论是很大的。有些人认为差额的比例越大越好，一般不能低于40%。这种观点认为，差额比例过小，不仅会使一些优秀人才失去当选机会，而且会降低选举人的可选择空间，有碍于选举人选举意志的充分表达。但有些人认为，差额的比例不宜过大，以不超过20%为宜。这种观点认为，差额比例过大，不仅组织起来难度大，而且还会增大选举成本。目前，差额选举作为党内选举的一种主要方式，已得到普遍运用，而差额的比例大体在20%左右。不难看出，争论的核心在于两个问题，即选举人的选择空间和选举成本。进一步看，选举人的选择空间和选举成本，都具有相对性，因此，把低比例差额选举向高比例差额选举转变应是确定的改革方向，至于具体比例应该根据不同层级的选举、不同类型的选举而确定，硬性地规定具体比例反而更不科学也不合理。因为，一是任何选举都需要成本，不能以成本的高低判断选举的成败；二是差额本身就是提供选举人选举的可选择性，而硬性规定比例未必有实效，比如差额40%，如果当选人为1人，按照“四舍五入”法应舍掉差额，候选设为2人就自然递增为100%；三是差额选举本身就是为了杜绝“硬差”或“陪选”现象的，比例过大意味着落选的增多，其带来的各种矛盾也不能忽视。
差额范围应遵循渐次扩大原则，与党内民主渐进发展原则相一致。从原则上说，任何范围和层次的选举都可以实行差额选举。无论从民主的内容来说，还是从保障党员的权利来看，扩大差额选举都是党内选举制度改革的重点和方向。关于差额范围问题，理论界也有争论。有人提出，从地方到基层，应全部实行差额选举。有些人则认为，目前党内选举制度还不十分完善、人们的民主意识还不强，差额的范围不宜过大，主张在基层全部实行差额选举，但县级以上党的主要负责人暂时还应实行等额选举。依据循序渐进原则，差额范围应逐步推进。目前，可以在基层推行书记、副书记差额选举，待条件成熟了再推进到地方各级党委和纪委的书记、副书记差额选举。
党内竞争也是党内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差额选举实质上就是一种竞争性选举。推动党内竞争性选举，就是坚持选举的公平竞争性原则，对于落实党员主体地位、发挥党员主体性动力，以及保证选举质量、推进党内民主发展等都具有积极作用。在非竞争性选举情况下，竞争并非不存在，而是采取更为隐蔽的形式运作（即所谓“做工作”），其结果必然是冲击公正、扭曲民意。因此，把竞争因素引入党内选举制度，建立和完善党内选举的竞争机制，使竞争公开化、公平化、制度化，也是党内选举制度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三、立足于动力效能检验的关键，强化党员监督主体，推动党内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党内监督，就是党内监督主体依照《党章》、《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其他重要党内规章所进行的相互监察、相互督促的活动。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极为重视党内监督，党的一大党纲中提出“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的党员人数多时，可以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当地执行委员会的最严格的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这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发展历史上最早的关于党内监督思想的表述。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进程中，逐步确立、形成并不断发展的。2004年中共中央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的党内监督的专门法规。同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颁布实施，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违规违纪行为加大了党内监督与惩处的力度。这两个《条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工作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对于支持和强化党员监督主体也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党内监督主体，一般是指党内监督活动中对党内各方面工作以及党内的组织、干部和党员实施监督的党的各级组织、专门机关（即各级纪委）和全体党员。不难看出，党员是党内监督的基础而重要的监督主体，而监督权力、监督责任和监督能力是党员监督主体发挥监督作用的主要构成因素。关于党内监督主体，《党员监督条例（试行）》规定中涉及到六种，即（1）党的各级委员会，（2）党的各级委员会委员，（3）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4）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5）党员，（6）党的各级代表大会。这六种监督主体可以归结为两类，有组织形式存在的监督主体，即党的各级委员会和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也有个人形式存在的监督主体，即党的各级委员会委员、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党员和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1）、（3）两项规定的监督者是党的组织，即有全面监督权的党委和有专门监督权的纪委，而其他则都是党员、党代表和党的委员会委员个人。”这两类六种监督主体，在党内基本形成一个监督体系，其中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而党员则是最基础的也是亟需强化的监督主体。
党内监督是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党员作为党内民主的基本主体，其监督权是党员主体地位的构成内容和基本表现。在目前的党内监督体系中，最有力的监督是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但自下而上的权利监督则明显乏力。权利产生权力，权利监督相比较权力监督则更为基础和根本。改善党员监督主体实际存在的“弱监”、“虚监”、“空监”状况，一要把监督权的实现作为激发和凝聚党员主体性动力及动力效能的关键，二要把党员监督作为党内监督的基础和根本，三要准确认识党员监督主体监督效力弱化的主要原因，四要探索提升党员监督主体监督效力的可行路径。
（一）监督权是党员主体性动力效能检验的关键
监督权是党章规定的党员的重要权利，尊重并保障党员监督权是党内民主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首先，监督权与选举权都能作为党内民主发展水平的重要检验指标，相比较而言，监督权的检验权重系数更大。这不仅仅是因为党员的监督权实现难度大于选举权，还在于监督权是党内民主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从实践看，党内在某一个发展阶段推行了选举，也就是有了党内民主生活，但如果缺乏监督或者监督不力，党内民主迟早遭到破坏而走向集权和专制。其次，尊重并保障党员监督权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内在要求。监督以制度为保障，而缺乏制度规范和制度保障，监督往往是无力的甚至是无效的。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党的重要监督原则。《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则在制度层面上为党员监督权利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党内的下级对上级、个人对组织的“上行监督”就可以得到进一步加强。而这种“上行监督”或者称为“权利监督权力”的重要形式，是群众路线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运用，是以监督的形式阐释了、以实践的方式完善着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再次，确立党员的监督责任和保障党员的监督权利，是坚持党员主体地位、发挥党员主体性动力的重要途径。党员的监督权一般是与参与权、知情权、建议权、批评权、检举权等，共同行使、共同实现的，这些基本权利的实现既凸显了党员的主体地位，也会进一步增强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最终表现为在党员主体性动力推动下的党内民主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党员监督权的履行意愿和履行质量，是党员主体性动力效能检验的关键。理论上看，《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对党员监督权的制度保障会增强党员监督权的履行意愿和履行质量，但党员监督权的实现依然存在着五大障碍，即“领导干部有畏难情绪，权利和权力结构失衡，党务工作神秘化，监督缺乏机制保障，党员监督动力不足。”这项研究表明，现实的党内生活中，党员监督权的履行意愿还不强，履行质量还不高。这种党内监督的现状，从责任角度看，部分党员存有明哲保身的态度，稀释了应有的政治责任感；从动力角度看，部分党员认为有纪检机关专司监督，个人监督效力微弱，顾虑事后的打击报复等，而表现出“不愿监督”、“不去监督”、“不敢监督”；从利益角度看，部分党员认为不监督个人利益不会受到损害，而监督可能带来的打击报复会招致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不难看出，党员主体性动力在党内监督环节的弱化与党员的监督意愿与监督质量存在着心理与行为的因果关系，也就不难解释党员监督主体实际存在的“弱监”、“虚监”、“空监”状况。
（二）党员监督是党内监督的基础
监督主体，同权力主体、权利主体、选举主体等都是党员主体地位的基本内容和重要表现。党员主体的活动是党的一切活动包括党内监督活动的基础。不管从权力主体还是权利主体来看，党员权利是党内一切权力的基本来源。在代议制度下，并不是每一个党员都执掌具体的权力，在大多数时候往往是通过选举实现的权力授受而由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行使党的权力。因此，党员权利主体对党的领导机关、各级党组织及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实质上是权力所有者对权力受托人的监督。这种监督，当然地应该成为整个党内监督的基础。党员主体作为党内监督的基础及力量源泉，即党员监督主体，其作用是其他党内监督力量无法替代的。离开了党员主体的监督，党内其他监督往往显得苍白乏力。目前，在总结党内监督乏力时常常听到“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员主体监督乏力甚至缺位。尊重和确立党员主体地位、激发和凝聚党员主体性动力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切实确立党员监督主体及其在党内监督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