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样的故事，常常会让人联想到年轻时对于爱情的期待。每个人都想象过娶一位宛如天仙的美女，嫁一个英俊又阔绰的郎君。哪怕没有这样完美的结局，那种不期而遇的美好记忆，也会鼓舞人痴痴地幻想一生。
电影《非诚勿扰》其实非常生动地描述了爱情和人生的根本规律。葛优（秦奋）刚遇见舒淇（笑笑），一下子呆了，心想这种好事怎么会落到我头上。后来发现这事整个就是一个局，自己还要在条约上认可女朋友和太太心里必须有另一个人这样的尴尬和屈辱。故事的结局是美好的，但是你想，那是葛优这么聪明的脑瓜花了那么多心思才得到的。但凡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请而至的美女，上赶着找你的诱人工作，都往往是一个凶险的陷阱。
那么到底有没有理想的工作，我们是不是要永远地放弃理想？其实，你要是把理想的工作看成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你就可以在保持理想追求的常态中不断地实现理想。比如，刚刚参加工作，最好找一家大公司，或者有影响的政府部门；积累了经验后，要注重挣些钱了；钱也有了，也许要考虑出点名；当然，等到了李开复先生和唐骏先生那样的境界，对常人来说就太高了。
最重要的是，要使变化成为常态。职场的大忌就是追求静止的目标，就像前面说的那样，你要是追求具有最人性化规定的企业，那么你会发现被公司的烂事熬得都受不了了，还没能找到一个法国男朋友；公司天天逼着你休年假，可就是不给你长工资；晚上泡吧第二天就可以不上班，你会发现你这个经理对部下一点办法也没有。
最好的职场状态，是借着目前的工作帮你实现你眼下最需要的人生目标，同时，做一点不那么切实际的梦，让自己的生活保持那么一种新鲜感，保持那种“出界”的准备。
前几天遇到一位在法国米其林公司做旅游和美食指南的朋友，他说起他们为了编那套全球负有盛名的餐厅和美食指南，会专门雇一些食客，每天的工作就是到各种餐厅试吃各种美食，然后把吃的感受描述给编辑听，由编辑写成文字。
我听了简直急不可耐了：“我又能吃又能写，做这个工作最合适，还能省掉你们一个人的钱。”
朋友说别把这事想得太简单了，我们选人的标准非常严格，包括从事餐饮业的经历，对美食的见地，营养学知识，对食品材料的搭配能力，文化底蕴。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你必须对你的职业保密，对谁都不能说你是米其林公司的食客，必须保证评论的绝对公平。
还有间谍色彩，不能暴露身份，这简直是我的理想工作了。临走了我一再嘱咐朋友：“你们在中国招人一定要秘密进行，这么好的事让人都知道了会麻烦。看在咱们关系不错，我是善意提醒你。”
职衔有永恒的魅力
珍稀动物最珍贵的是它的毛皮
在成为商务人士之前，我做过若干年的记者。
当记者最大的好处是，你一辈子只有一个职衔——记者。当时我们新闻界的老前辈们，自己当了部长，中央委员，一发表文章署名都是：新华社记者穆青，本报记者郭超人。你瞧，记者这职衔有多大，影响有多大。
后来不做记者到企业，第一份工作的职衔是“公关官员”，这名字听着很怪，是英文翻过来的，叫“communications officer”，这officer就是“官员”的意思。
要是现在，招聘经理或是猎头之类的都很有经验了，他们会不耐烦地问你：“少来这些废话，你汇报给谁吧，你老板的职务是什么？”
我就想，要是公司把所有职衔都搞得匪夷所思就好了，可我的不是，我要战战兢兢地说：“我汇报给的老板是经理。”
当时我就以“官员”身份在公司内外忽悠了一段时间，同事中起哄的比较多，他们说你厉害，公司全球最高级别的领导才叫执行官“officer”，你一来就是了。
后来我还是跟老板说，把这个奇怪的头衔改成了经理，叫“传媒经理”，跟老板的“公关经理”区分开来。
然后我换了很多地方，当了很多年的经理。
后来不知怎的引起了猎头的注意，他们说：“你该当总监了，我们帮你找地方。”
我这个经理后来一直向总监汇报，这时我也想，是时候了。
于是就到了现在这个地方，当了八年多的总监。
这八年世界变化很快，变得对职衔越来越敏感。重要标志之一是，新闻界也开始讲这个。那种让人自豪一辈子的职业标志“记者”，现在也不时髦了，代之以“主任记者”、“高级记者”。如果说这些都是国家职称体系中认可的职衔，那么像“资深记者”这样的头衔就比较暧昧，资深是典型的形容词，什么样的记者“资深”到可以被称为“资深记者”？
从去年开始，猎头找我比较多了，他们说：“你现在已经是很资深的总监了，该考虑一下职业发展了，你看谁谁谁，已经从总监升为VP（副总裁）了。”
本来我不在意这些事情，可总被他们提起，心里也怪痒痒的。
前些天某企业组织高尔夫球赛，这种活动就是一个大家交往，可是我报上名后却给人打了回来。
“李先生，您的职务是总监，可是这次来打球的都是总裁和总经理，您的身份恐怕不太合适，我们也怕其他客人有意见。”
这种事当然是鲜见的极端案例，但也让人不得不考虑怎么才能做既有实惠又有面子的工作。
猎头不失时机地来了。
“李先生，我们现在有一家全球著名的私募基金，正在寻找中国公共关系副总裁，您是否愿意考虑一下呢？”
“副总裁！”我眼睛一亮：我做梦都想当副总裁。
猎头迅速传来了JD（工作介绍）：美好的工作，美好的前景，美好的薪酬。
就是最后一段说副总裁要汇报给中国区的“director”（总监），让我不解。
正好有个朋友最近去了这家公司，我一问，朋友说，以前我是副总裁，到了这里变成了总监，因为总监比副总裁大，还有，我们现在把director翻译成“董事”，听着就比较大了。
这样一来，我觉得自己的几种前景都不错。
第一，到这家新公司去做副总裁，起码以后打高尔夫不会被人拒绝了。
第二，留在现在的公司继续做，把职衔改为“董事”。
这几天公司传来消息，中国本土的经理人已经有人被提拔到全球最高级别的“officer”（官员、执行官）了，大家都欢欣鼓舞，每个人都觉得有奔头了。
只有我冷冷地跟大家说：“激什么动啊，我十几年前就做过officer了。”
职衔就像皇家卫队头上戴的狗熊帽，戴上以后人家就认出你是谁了，你就跟别人不一样了，至于戴着是不是捂臭汗、是不是长痱子，只有你自己清楚。
职场成功需要发点呆
为什么大多数职场思考的结局都是：明天继续上班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开始思考要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了。如何思考，思考什么，一直伴随着我们职场所有的成功与坎坷。
通用电气的前CEO韦尔奇先生，出了一本《赢》后，又印了一本《赢的答案》，里面有许多关于职场设计的篇幅。
有位捷克的学生问，我17岁，要上大学，将来要从事商业活动，我是不是应该学习葡萄牙语。英明的韦尔奇先生与世界上所有英明的企业家一样，语重心长地说：学习葡萄牙语肯定对你有帮助，但是你真的应该学习汉语，因为等你毕业的时候，中国很可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语言只是一种手段，韦尔奇先生真正的建议是，不管你学什么专业，从事什么职业，你都要走一条“展露你的才华，释放你的热情，感动你的灵魂”的路。这三点中做到一点还不算太难，要三点都做到，恐怕只有像韦尔奇先生这样的超人才行。
有人问戴尔电脑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如果让你倒退回1984年，你还会再次做出当年的创业选择吗？”戴尔说：“肯定不是做计算机组装业务。”戴尔先生比较实在，要是中国的老总们，为了股市也肯定会说，“我们的行业仍然处在最好的时期”。
对于创业和职场发展来说，最难的就是预测将来，又容易又难但是最现实的就是干起来再说。干一段时间后，你再看这份工作能不能“展露你的才华，释放你的热情，感动你的灵魂”，应该再加上一个“满足你的物质需求”——挣足够的钱。
其实，有时问题并不复杂，简单的标准就是，你想不想去上这个班。现在企业家也好，公司老板也好，你不用吹你的企业文化多么伟大，得到了多少企业公民奖，你只要让人问问手下的员工，每天早晨起来后想不想去上班就行了。
当然人为了实现目标，往往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那么在一份工作、几份工作做起来之后，我们就要思考，到底适合不适合我，要不要再做下去。
分众传媒的江南春先生，当年在创造这个家业之前，曾用了整个一个春节思考，用他的话说就是发呆，在上海绍兴路的汉源书店，一坐就是七天，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思考如果超过了一定的时段，就可定义为发呆。你在一个地方不动窝呆八个小时，就是发呆。
但是江南春先生的发呆，其实是思考之上的一种冥思，是思考的更高境界，且不脱离现实。人家就想，我苦苦做这么一个广告公司，挣了一千万、两千万，又怎么样，下一步怎么办。应该有一个新的模式、新的冒险。于是就有了分众传媒，于是全国人民就开始在电梯和各种生活的角落里遭到广告的轰炸，纳斯达克又成就了一个新的中国传奇。
可是你去看看我们生活中大多数人的职场转折，一般都是回到原地。你对工作不满了，跟老板吵架了，想明天就辞职，但是家人劝朋友劝，说你的工作多让人羡慕呀，你的老板确实很变态但其本质还不错，你辞了这份工到哪里去找这般收入好上班离家又近的活儿呀。
所以，你真的要转折，真的要思考，你就得像江南春先生那样发呆去。排除干扰，好好发呆，然后一举杀出山去。
当然，思考达到了发呆，发呆以后做出重大决定，实现职业转移，仍然不是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是无所思，无所求。
这个问题我研究了多年，在我开始怀疑是否自己游离于非现实的幻境时，生活中忽然出现了真实证据。
我的大学学长老傅，职场经历风雨无数，现在是上海某大型企业副总。老傅去年开创了一项活动——西湖走路。每个月的一个周末，老傅乘早上七点四十五的动车组从上海至杭州，从火车站出发步行前往西湖，沿湖西行，经灵隐，访龙井，过虎跑，再回湖边南山路，一路走回火车站，时长八小时，中午仅在杨公堤进简餐。严冬、春天、39度的酷暑，老傅一次次走过来，偶有走伴，但陪走一次后都坚辞不再。老傅乐此不疲地坚持，也不断有支持和崇拜者通过老傅的博客在网上和网下声援。
我们都知道万科的王石先生登山，好利来蛋糕的罗红先生情迷非洲动物，但像老傅这样的高级商务人士自我涂炭的却不多见。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七嘴八舌地提问：
“老傅，没有一个红颜知己一直跟你走下去？”
“你一路走一路想什么？”
老傅笑而不答。在我看来，老傅是受制于思考的负担，不得不将过于沉重的思想通过物理消耗的形式予以挥发，并形成新的思考空间。
凡？高说：“我越是理智分裂，越是虚弱，就越能进入一种艺术的境界。”
天才如此，天才的意境也是如此，你越是接近癫狂和匪夷所思，你往往就越接近思考的真谛。当然，在老傅西湖暴走的事实后面，其实还隐藏着一种职场也好人生也好，那令我们激动和追求的东西——无限的可能。
商务活动的面条和不面条
《哈姆莱特》那段“to be，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的台词中，还有一句是“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变成了懦夫”
如果你是商务活动的主办者，你最怕什么？怕客人不来；怕客人一开始就说不来；怕客人一开始说来后来又不来了；怕客人一开始说来后来也一直说来，到最后一分钟说不来了；怕客人一开始说来后来也一直说来，到最后一分钟还说来，但这人硬是没出现。
这根本不是在说绕口令。在我们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每天都有无数的宴会、发布会、上市会、展览会、签约会、研讨会、聚聚会、开开会等需要人出席才能完成的事情。保证人员的出席，是活动关键之关键。
作为跨国公司的公关部负责人，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组织各种各样的会。在中国做国际会议时，我在美国的同事都很有经验地拿出一套组织活动的流程，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在六个月前确定活动的时间和地点，提前三个月一定要把请柬发给你邀请的客人。
我说三个月太早了。
他们说那两个半月吧。
我说两个半月太早了。
他们说那两个月吧。
我说两个月太早了。
已经有很多国际同事认为我是在抬杠。抬到最后的结果是，他们说，那你说提前多长时间发请柬？
我说，两个星期吧。他们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我在中国看不见他们，但是我从电话听筒里可以感觉到他们瞪大的眼睛和张大的嘴。
在中国，你邀请人参加一个两周以后的活动，一般人都会说，好啊好啊，到时候再说吧。
本来从文化的潜台词上解释，“到时再说”就是“算了吧”的意思。但是我现在的经验是，真的是“到时候再说”。人们心里都有一本账，要把最宝贵的时间留给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事。你今天讲的事可能今天对他是最重要的，但两周以后的今天，你的事情也许完全不重要了。
这种作风从哪里来的？商务人士中很普遍，但更普遍的是我们的政府。约见政府领导，永远是提前一天，甚至到最后一刻才会确定。我们公司的老板是外国人，每次来中国访问都要拜会政府官员，政府官员总是不能提前确认会见，老板身边的人每天每时都在追问，问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差一天了你们还确认不了？
结果是，我们公司政府关系部的人都有惊悸症。国外大老板来的时候，手机一响就惊悸。政府通知你说明天约定的领导会见取消了，你马上惊悸了；吃了药反复深呼吸终于压制住了惊悸，手机又响了，领导决定接见你们，改在今天，你们40分钟以后赶到，你又重新惊悸。
其实，我们的政府和商界人士的这种作风和习惯，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机构的高效率运转，因为每天解决的都是最紧迫的事情，各级组织对于经济高速发展中出现的复杂问题，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应对而不受限定日程的约束。
当然，对于商务人士来说，是否出席一个活动，也存在着《功夫熊猫》中所描述的“Quit，don"t quit，noodles，don"t noodles”（退出，不退出，面条，不面条）这样的选择。
这种艰难的心理过程，作为活动主办方的我总是有深刻的体会。客人会自己或通过秘书反复打电话来问：都有哪些人确认参加啊？我（我们领导）需要不需要讲话啊？我（我们领导）宴会时坐在什么位置，左边是谁，右边是谁，左边的人会不会晚到啊？右边的人会不会提前离席啊？
我开始以为，对自己在公众面前被刻意安排的形式过于在意，是严重缺乏自信的表现。但是他们会说，我不是在意我自己的形象，而是保护我们公司，或者我代表的这一级政府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