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和里斯利意识到问题不是出在项目结构上，而是出在了时间上。黑德·斯塔特找来的孩子还不够小。不知为什么，贫困孩子在进入项目之前（三四岁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陷在智力的老旧观念中。哈特和里斯利开始探求原因和方式。他们想知道，是什么在孩子那么小的时候阻碍了他们的成长。束缚他们的是劣质的基因、肮脏的环境，抑或其他？
他们设计了一套全新（而且详尽）的方法：在3年的时间里，他们对家长说给孩子的实际单词数目进行了抽样，这些孩子来自于3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分别是：靠福利救济生活的家庭、工薪家庭、专业人士家庭。
抽样结果的差距大得惊人。专业人士家庭说给孩子的单词数平均每个小时比靠福利救济生活的家庭的孩子多出5000个。以一年计算，数量差距达到近800万个，那么到4岁为止，总量在3200万个。哈特和里斯利还发现在语调及词汇复杂性上也存在着巨大差距。
在对数量进行处理之后，他们发现早期语言经历的多寡与后来成绩的好坏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哈特和里斯利在他们的著作《耐人寻味的差距》一书中写道：“我们对数据揭示出的差距感到非常震惊。令我们难以忘怀的是，家庭间和孩子间的差距竟是如此之大，孩子在3岁之前的累积经历竟是如此之多和如此重要。”
很自然地，心理学协会抱着千种好奇心和万个谨慎来研究这个发现。1995年，一个心理学协会的特别工作组写道：“这种关系可能是由基因和环境或仅仅是基因促成的。”注意其中的“仅仅是基因”。1995年，主要科学家有可能认为表现较好的孩子只是从父母亲那里继承了较为聪明的基因，说给孩子的单词仅仅是基因的结果，而非原因。
现在我们知道得更多。我们知道基因无法代替环境因素起作用，它们交互起作用，也就是G×E。基因差距的确存在，但是，这些差距并不能将我们束缚在原地；它们是橡皮筋，在等着我们对它进行一次次拉抻。当发现积极的环境诱因（如父母亲对孩子说话）后，正确的反应不是在可能的不相关性面前裹足不前，而是加强它们对基因乃至生命的影响。
我们现在已知的诱因包括：
?早早地与孩子经常说话。这一诱因明白无疑地出现在哈特和里斯利的研究结果中，北卡罗来纳大学启蒙教育项目用一种与受控组织相比所获颇丰的研究课题支持了这一诱因，该启蒙教育项目从孩子一出生就向他们提供一个丰富多彩的环境。
?早早地让孩子经常阅读。2003年，一份全美国性调查报道了早期亲子阅读的积极影响，这一点与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无关。2006年，一份类似的调查再一次发现了同样的事情，这一次调查排除了任何来自于种族、种族划分、阶层、性别、出生顺序、早期教育、母亲的教育情况、语言能力和关爱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