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于一八八０年旧历九月二十日出生在天津一个富裕的家庭，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后人开玩笑说，李叔同出生时，父亲六十八岁，母亲十九岁；孔子出生时，父亲七十岁，母亲十七岁；欧阳修出生时，父亲四十九岁，母亲二十岁；胡适出生时，父亲四十九岁，母亲十九岁。这就是诀窍。老夫与少妻的搭配，天高与地厚的结合，往往产得麟儿，纵然不成圣人，也会成为颖秀的才子。其父李筱楼是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的进士，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同年会试，是挚友，且官任吏部主事。后辞官经商，先后创办了“桐达”等几家钱铺，挣得偌大一份家业，被人称为“桐达李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李叔同的父亲乐善好施，设立义塾提供免费教育，创立“备济社”，专事赈恤贫寒孤寡之人，施舍衣食棺木，有“李善人”的口碑。李筱楼晚年喜好佛经，尤其耽爱禅。很显然，他的言传身教对儿辈尤其是李叔同影响极大。童年时，李叔同常见僧人来家中诵经和拜忏，即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以床罩做袈裟，扮成和尚，口诵佛号。
天津深厚的文化底蕴给李叔同的幼年影响很大。李叔同幼年和当时一般文人一样，攻读《四书》、《五经》。而他儿时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位姓刘的乳母，她常教李叔同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虽只有八九岁光景，他居然能理解荣华尽头是悲哀的意思，悟性已赶上了二十岁的贾宝玉。对于书法、金石，他十三、四岁时，篆字已经写得很好，十六、七岁时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元礼）学填词，又从唐静岩（育厚）学书法。
李叔同五岁时父亲去世，十八岁时遵奉母命与俞氏（津门茶商之女）结婚。百日维新时，他赞同康、梁“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因此在当局者眼中李叔同乃是不折不扣的逆党中人，他被迫携眷奉母，避祸于上海。
辛丑年（1901年），李叔同二十二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与黄炎培、邵力子等人同学。有趣的是，这个特班中举人、秀才居多，普通资格的教师根本镇不住，结果校长何梅笙专诚请来翰林学士蔡元培做国文教授，用意自然是一物降一物，名师出高徒了。在此期间，李叔同涉猎了诗歌、书画、戏剧、音乐等许多领域的研究。当时上海文坛有着名的沪学会，李叔同应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一，深得人们的称赞。从此他就为沪上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广，终以“才子”驰名于当时的上海。“二十文章惊海内”，即是他早年才华横溢的最好证明。
他参加城南文社的集会，与江湾蔡小香、宝山袁希濂、江阴张小楼、华亭许幻园义结金兰，号称“天涯五友”，个个都是翩翩浊世佳公子，不仅才华出众，而且风流倜傥。许幻园的夫人宋贞曾作《题天涯五友图》诗五首，其中咏李叔同的一首尤其传神，李叔同诗酒癫狂之态活灵活现：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着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
李叔同竟然把杜甫呼作“小友”，真是比盛唐时期的“饮中八仙”还要奔放。他风神朗朗，是俊友中的最俊者，其才艺不仅使朋辈折服，也使当时的名妓为之倾心，朱慧百、李苹香和谢秋云都曾以诗扇就正于他。此时此际，国事日非，好男儿一腔热血，无处发泄，乃寄托于风月间，“走马胭脂队里”，厮磨金粉，以诗酒声色自娱，果真能“销尽填胸荡气”？李叔同的“休怒骂，且游戏”，无疑是一句泄露少年情怀的说辞。
可以说，青少年时期的李叔同是一位在艺术各方面都得到了充分发展的浊世公子。无论对儒家文化，还是美术、戏剧以及诗词等学科，无不博涉旁通。他的交游也不止是古学之士，而是社会各方人士：有饱学儒士，有文人骚客，有艺人名妓，有释子名流。而李叔同不仅能不拘小节地潇洒风流，还能吟诗填词绘画作书，还能粉墨登场唱京戏，真正是“津沽风流在叔同”。
李叔同天性纯孝，丧母之痛乃是其人生至痛。1905年农历四月，李叔同的母亲王氏去世。沉痛之馀，李叔同改名李哀，并与同年秋，东渡日本留学。李叔同留学的目的，可以从他临行前填的一首词里，看出他的精神旨趣。他在这首词里写道：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从“破碎山河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几句来看，李叔同此时的心境，和与他同时代的秋瑾及鲁迅并无多少差别，他们留学的目的都很单纯，都是为了挽救正在沉沦中的中国。
在东京，李叔同一边补习日语，一边自修美术和音乐，课余时间还写作诗词和文章，同时在日本编辑出版了我国最早的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并且在国内发行。他创办刊物的目的就是用音乐唤起民心，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音乐小杂志》中，还刊登了他创作的三首歌曲《我的国》《春郊赛跑》和《隋堤柳》。
1906年9月，李叔同考入东京美术学校，师从名画家黑田清辉学习西洋油画，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出国学习音乐绘画的进步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我国最早学习西洋音乐的人。大概由于那时中国人学油画的特别少，所以东京《国民新闻》的记者专程前往东京美术学校采访了李叔同。除了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外，李叔同还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同时又师从日本戏剧家川上音二郎和藤泽浅二郎研究新剧的演技。1906年年底，李叔同和同学们在东京的留学生中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1907年春节期间，中国淮北发生百年不遇的水灾，死伤无算。远在日本的春柳社闻讯后，马上在日本举行了赈灾演出。这是春柳社的首次公开亮相，他们公演了法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李叔同饰演茶花女。这是中国话剧艺术实践的第一部，也是中国话剧史上记载的第一次正式演出。通过春柳社的演出，李叔同对西方戏剧的布置设计、服装、化妆、刀具、灯光等方面进行了潜心研究和大胆实践，这对日后中国话剧在舞美方面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据老辈戏剧家欧阳予倩回忆，李叔同演戏并不是为了好玩，他的态度十分认真：“他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儿供自己研究。得了结果，就根据着这结果，设法到台上去演。”他还特别喜欢扮演女角，在《茶花女遗事》中饰演茶花女，被日本戏剧界权威松居松翁赞为“优美婉丽”。他还在《黑奴吁天录》中饰演了爱美柳夫人。从留存至今的剧照看，李叔同居然将自己的腰肢束成楚宫细腰，细成一握，真是惊人。为了演剧，他还很舍得花本钱，光是女式西装，就置办了许多套，以备不时之需。
东京美术学校为五年学制，李叔同毕业时已是1911年春，三十二岁。这一年，他家中遭到了两次票号倒闭的池鱼之灾，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对此他处之泰然，不以为意，倒是对于辛亥革命成功，大好河山得以光复，感到异常欢忭：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叶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作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他的这首《满江红》并不输给岳飞的那首《满江红》，同样是力透纸背，义薄云天。他无疑是琴心剑胆的高才，挥动如椽巨笔，哪怕一生只挥动这样一次，一生只铸下这样一首伟词，也足够了不起了！
李叔同学成归国后，起初任教于上海城东女校，参与了南社的各项活动，旋即出任《太平洋报画报》主编，刊发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画报停办后，他欣然接受旧友经亨颐之聘赴杭州出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改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图画音乐教员，但他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即必须给每位学生配备一架风琴。校长以经费拮据、市面缺货为由，想打折扣，李叔同则答以“你难办到，我怕遵命”，硬是逼经亨颐乖乖就范。美学家朱光潜曾称赞李叔同“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此语赞得十分到位。据画家刘海粟回忆，李叔同是中国最早使用裸体模特儿进行美术教学的人，在民智未开的当年，他能如此引领风气，真是不简单不容易。他的教学方法颇为别致，其弟子吴梦非曾回忆道：“弘一法师的诲人，少说话，是行不言之教。凡受过他的教诲的人，大概都可以感到。虽平时十分顽皮的一见了他老人家，一入了他的教室，便自然而然地会严肃恭敬起来。但他对学生并不严厉，却是非常和蔼的，这真可说是人格感化了。”
李叔同在任教期间写了《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西洋乐器种类概况》、《石膏模型用法》等文章，介绍西洋文学艺术各方面的知识。他教的图画，采用过石膏像和人体写生，这在国内艺术教育上是个创举。音乐方面，他利用西洋名曲作了许多名歌，同时又自己作歌作曲，向学生灌输新音乐思想。学生中有图画音乐天才的，他特别加以鼓励和培养。如后来成名的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就是李叔同一手培养起来的。
可以说从26岁到39岁（1905—1918）的13年间。这是李叔同生命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艺术创造的巅峰时期，许多艺术珍品，不论是诗歌、音乐、美术、书法、金石，大都创作于这个时期。他在审美思维和人生追求上也渐趋务实，一扫过去以“修治平”为奋斗目标“学以致仕”的儒学体系，逐渐确立了“以美淑世”、“经世致用”的教育救国的思想取向。
1918年，对于李叔同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在历尽了世间的繁华和坎坷后，李叔同结束了学校的教务，到杭州虎跑定慧寺皈依佛门，正式名为演音，号弘一。
李叔同出家后，谢绝俗缘，尤其不喜欢接触官场中人。四十六岁那年，他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静修，温州道尹张宗祥前来拜望。弘一法师的师傅寂山法师拿着张的名片代为求情，弘一法师垂泪道：“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见客可也。”张宗祥自然只吃到了一道好不扫兴的闭门羹。
弘一法师深恐堕入名闻利养的陷阱，他律己极严，从不轻易接受善男信女的礼拜供养，以免自己变成个“应酬的和尚”，因此每到一处，必定先立三约：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嘘。他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笋、香菇，理由是它们的价格比其他素菜要贵几倍。除却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他身无长物，一向不受人施舍。挚友和弟子供养净资，也全都用来印佛经。夏丏尊曾赠给他一架美国产的真白金水晶眼镜，他也送给泉州开元寺，以拍卖所得的五百元购买斋粮。弘一法师对重病视若无事，每天照常工作，并曾对前往探病的广洽法师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有没有念佛。”他这样虔敬的宗教情怀岂是普通僧人可及？或如好友夏丐尊所形容的，从“翩翩浊世佳公子”，一变而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这种变化，在常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在心理上难以承受，而李叔同却以平常心澹定自然地完成转化，成了弘一法师。
一代奇才虽超尘脱俗，但身处乱世，绝不会无视生民的苦难，弘一法师早年作《祖国歌》，发誓“度群生哪惜心肝剖”，其爱国心老而弥坚。1941年，弘一法师作《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题记，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爱国之心不泯，护佛之志尤坚，弘一法师晚年的精神力量即凭此得以充分外现。
弘一法师以名士出家，钻研律部，发挥南山奥义，精博绝伦，海内宗仰。他日常以“习劳、惜福、念佛、诵经”为功课，以“正衣冠、尊瞻视、寡言辞、慎行动”为座右铭。弘一法师喜欢以上乘书法抄写经书——他曾打算刺血写经，为印光法师所劝阻，并集《华严经》中的偈句为三百楹联，凡求书法者则书之，作为礼物，送给有缘者，使人对佛经起欢喜心，将此视为普度众生的方便法门。弘一法师早年“以西洋画素描的手腕和眼力去临摹各体碑刻，写什么像什么，极蕴藉，毫不矜才使气，意境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总的来说，弘一法师早年的字得力于张猛龙碑，高古清秀，少着人间烟火气，晚岁离尘，刊落锋颖，更显示出平淡、恬静、冲逸的韵致。用这样的书法抄写佛经，自然是绝妙佳品了。
日复一日在晨钟暮鼓中的蒲团生涯，那过份自律到自伤的律宗修行，都不能完全泯灭一代大师的艺术天才。李叔同选《南山律宗》作为化教制教的《圆教宗》，以“心法”为戒体。受戒后持律精严，护生戒杀，正行弘法。他选择了佛教宗派中最重修持的律宗。他不但深入研究，而且实践躬行，事实上他也最大程度地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观他一生行藏，无论是在俗时的交友，治学，育人，乃至他所从事的某一项专业，一经涉足便全身心投入，力求做得最好。可见，他一生做人的确是凡事认真而严肃的——他要学一样就像一样，做什么就像什么。李叔同先生僧腊二十四年，随着他佛教典籍的问世和嘉言懿行的传播，在宗教界声誉日隆，一步一个脚印地步入了高僧之林。
1942年，一代艺术先驱李叔同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享年63岁。如今在泉州清源山，弘一大师李叔同墓碑上写着他最后的留言“悲欣交集”。生命直到这个时候，才显得辛酸无助，满目沧桑。一代大师用“悲欣交集”四字，这四个字完整地表达了他告别人世前的心境：悲的是世间苦人多，仍未脱七情六欲的红火坑；欣的是自己的灵魂如蜕，即将告别娑婆世界，远赴西方净土。让我们不仅将悚然于人生的无奈，更感叹一位大师一生的锻炼与升华，蜕变与成长竟是这样无解。一个人生时能了悟生死，这并不足奇。但在死后犹能凭借生前的超常智慧给世人留下许多思索，又那么扑朔迷离，亦真亦幻，实在叫人扼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