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主和农业组织对协议普遍感到满意。他们认为，随着中国粮食进口关税的降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将增加。通信、银行、保险、影视和证券等行业更感到欢欣鼓舞。协议规定，从中国“入世”之日起，将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电信服务业；美国可以在中国投资因特网业务；中国“入世”两年后，外国银行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人民币业务，五年后可开办私人银行业务；中国每年至少进口20部电影，是目前的两倍；外国证券、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这些行业的公司正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在中国开展业务而跃跃欲试。英特尔公司乐观地预计，中国到2000年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市场。美国有线公司认为，中国开放包括因特网服务在内的通信市场，将加速整个地区电子商务的发展。
（5）中外媒体：中国“入世”，利大于弊。
对中国决心加入WTO，美国主要媒体给予高度评价。《华盛顿邮报》11月16日的报道说，“中国朝着一个新的、更加开放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迈出了重大而有风险的一步。”报道称，“中国加入WTO可与1978年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的重要性相提并论”，“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外交都将产生长远的影响”。
此间媒体同时认为，中国加入WTO，有利有弊，利大于弊。
——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据世界银行估计，这项协议可使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增长3倍，达到10%，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两家西方研究机构认为，加入WTO可使中国年经济增长率提高05—1个百分点。随着美国取消进口中国纺织品配额，中国纺织产业将增加530万个就业机会，可以吸收大量农村失业人口，从而促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将推进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中国的司法体系、企业制度和经济规则都将作出调整，与国际接轨。
——有助于中美两国改善关系，巴尔舍夫斯基的这句话被广泛引用：“美中关系喧器不定，起起伏伏。协议将对稳定中美关系起到巨大作用。”
——将使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往来更加密切，有助于缓解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虽然目前协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完全公布，但至少可以推断的是：美国承认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有了这一条，中国可以对薄弱产业实施相对较长时间的过渡期保护；美国容许中国每年递增纺织品出口量，直至最终取消纺织品配额；美国将在12年内防止中国向美出口猛增，期满后中国输美任何商品不受配额限制；美国不再坚持进入中国电信市场控股的要求。
从美方公布的信息来看，中国关税将从目前的221%削减至17%；中国以“关税比例配额”开放农产品市场；中国将允许美国公司进入银行、保险和电信业务；汽车关税分阶段削减至2006年的25%；中国将取消出口补贴；中国将给予美国出口商分销权等等。
从眼前看，中国的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业等将直接受益，而某些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如汽车业等将受到一定的压力，一些技术落后、竞争力差的企业将加速被淘汰。关税降了，洋货多了，老百姓消费可选择的面儿大了；外资银行多了，外资保险公司来了，服务行业的素质会在竞争中提高。
从长远看，加入WTO会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办事，更有利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合作。
中国入世谈判结果是中美双方的再次双赢，一个友好的中美关系符合双方及世界人民的利益。对于中国来说，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同美国的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第一，同美国保持正常外交关系有利于中国执行对外开放和扩大交流的政策，有利于创造经济建设的良好国外环境。第二，美国科技先进、资金雄厚、市场庞大，中美发展经贸关系有利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中美关系的改善，有利于中国保持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稳定，也便于中国顺利发展同日本和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对于美国来说，保持同中国的平稳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第一，这对保持亚太地区局势和世界局势的稳定有重大利害关系。第二，对中美在联合国和其他世界组织中的合作，对双方协力防止地区动乱、制止恐怖主义蔓延、改善环境、加强缉毒合作等是不可缺少的条件。第三，中国经济正在腾飞，是美国很有潜力的资本、技术和商品市场，如果美国切断来往，美国的竞争者将捷足先登，美国将坐失良机。第四，为了减少地区军备竞赛、防止偶发军事冲突、防止核武器和其他致命武器的扩散，美国保持同中国的对话和交往，特别是维持军事领域的某些合作，也是十分必要的。
中美之间利益的互利性，决定了双方既合作又竞争，在合作中共进，在竞争中妥协，互谅互让，求同存异，从而实现双赢的生存理念。中国入世——中美双方再度合作的双赢。
三、和平共处——双赢外交的经典铨释
“赢”是各国外交的最高目标，和平共处是“赢”的前提和保障。本着这一指导原则，中国已成功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澳门回归也指日可待。历史和实践证明，“和平共处是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准则，和平共处就能“双赢”，和平共处就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二战结束以后，由于民族、种族、世界问题、领土争端等因素，世界共发生过180多起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大的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波黑内战，小到安哥拉内战，索马里动乱，萨尔瓦多冲突等等。可以说，世界一天也没安宁过。由于现代局部战争往往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里相对集中地使用大量的武器和技术装备，因此物资消耗量相当可观，对物力、财力的需求与以往的战争成倍增长，严重消弱了交战国的实力，给交战各国的人民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求和平，求发展成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识。
中国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指出：
“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所以，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
“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位伟大的战略家对“双赢外交做出了经典诠释，即要用和平共处来指导国际关系。
1.求同存异：亚非拉国家团结合作的双赢策略
“中国代表团不是来吵架的而是来求团结的，中国代表团不是来立异而是来求同的”。（周恩来语）1955年4月18日上午9时，万隆独立大厦。29个摆脱了殖民统治的亚非独立国家的代表济济一堂，共商亚非地区事务。会议第一天的各国代表发言，大都谴责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但是由于美国的挑拨，伊拉克代表团团长贾马利却诬蔑共产主义是“新式殖民主义”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也声称亚非人民当前的任务不是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而是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他俩还提出什么“共产主义威胁”、“颠覆活动”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其矛头显然指向与会的中国。
当时会议气氛相当紧张，必须迅速作出反应。但是如何反应呢？美国记者幸灾乐祸，多数代表则惴惴不安，担心会议从此陷入分裂而遭夭折。
第二天下午，轮到中国代表发言。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热烈的充满期待的掌声中健步走上讲台。他的第一句话就大大出人意外：“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周恩来那亲切、宽容的话一出口，会场里立时便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周恩来待掌声平静我以后，又从容不迫和充满诚意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周恩来又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最后，周恩来诚恳地欢迎各国代表到中国参观访问，他热忱地呼吁：“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18分钟的发言引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驱散了两天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浓厚乌云，使会议绕过了美帝国主义煞费苦心设置的暗礁，大大缩短了中国和亚非国家的距离。许多国家代表纷纷上前与周恩来握手致贺，赞扬他的心胸广阔，大肚能容，且当机立断，力挽狂澜于既倒。此时，连美国记者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发言是对中国和解态度的最好说明，其外交技巧已登峰造极，它是两天公开会议的高潮！”
周恩来表明的和解立场在各国代表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与会者多很乐观。这便急坏了以美国为首的阴谋破坏者。在他们的幕后挑唆下，4月21日的亚非会议又呈现出不祥气氛。
当天上午11时，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突然在他下榻的处所举行记者招待会，扬言要台湾“取得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还说对和平共处难以理解，“容易使人和共产党情报局的活动联系起来”，公然呼吁让“中国公开地和正式地要求各国的当地共产主义团体解散！”
这时，与会代表又变得忧心忡忡，害怕锡兰总理的“建议性炸弹”投到大会上去。果然，科特拉瓦拉在下午发表了节外生枝的发言，声称亚非会议应该谴责苏联对东欧各国进行的殖民主义统治。
会议走到了危险的十字路口。
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含糊。周恩来在会上首先声明不同意锡兰总理的一些言论，不过却没有迎头回击，只要求第二天给他答辩的机会。
会后，周恩来邀请会议主席、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陪他去见科特拉瓦拉，询问他在大会上讲的那句话的含义，特别是想了解科特拉瓦拉第二天是否继续采取行动，向大会提出决议草案协议。
周恩来作为大国总理，亲自到小得不成比例的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那里登门拜访。虽然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主张是人人赞同的，但在国际社会真正做到这点却是极为困难的。科特拉瓦拉见周恩来来找自己，首先在心态上和缓了大半，他热情招待周恩来坐下，也不再有激烈的不逊之言了。
通过交谈，科特拉瓦拉说，他只是想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情绪，并不想引起争论，更不愿意会议失败。
第二天，也就是4月22日上午，周恩来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
周恩来首先明确表示，中国不能接受锡兰总理关于新殖民主义的提法以及对台湾地位的理解。接着话锋一转，说道：“科特拉瓦拉总理阁下提出，要求一切拥有殖民地附属国的国家应在10年之内给它们以独立，这种积极精神是应该得到支持的。”周恩来的态度，使科特拉瓦拉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会上，中国代表团本不准备讨论台湾问题，但台湾问题还是被提出来了，因为有些国家对当时台湾地区局势持有模糊的看法。周恩来在会下的接触中，向代表们阐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但并不要求会议进行讨论。他向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代表团团长阐明中国的立场说，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第二，造成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中国政府愿意与美国谈判解决，但这丝毫不能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张——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和行动。
在4月23日的八国午宴中，周恩来还向各国记者发表了一个69字的奇特声明，向美国政府作出了友善的表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
周恩来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但又合情合理，以理服人，使各国代表理解到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与促成亚非会议成功的一片苦心。
亚非国家之间，虽然有众多的共同点，但由于各国制度不同、情况各异、分歧不少。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却是：求和平是最大的原则，而实现这一原则可以采取灵活策略。周恩来针对有人不喜欢用“和平共处”的字眼，提出：就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一词吧！众所周知，当时，我国是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的，可为了求团结，周恩来仍说：我们并不一定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措词，我们同意对五项原则有所增减。接着，周恩来根据对各国情况的调查研究，灵活地提出了七点和平宣言，供各国与会者参考。在周恩来的和解精神带动下，万隆会议终于达成了能为各方接受的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内的十项原则。
万隆会议尽管是亚非各独立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聚会，但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渊源的不同，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拨离间，原本该是充满矛盾与对抗、充满火药味的。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处于中间如若措置不当，势必会使其外交活动陷入被动与孤立地步。针对此，周恩来巧妙而小心地绕过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抗，将与会者的视线引向共同的利害关系。加之他的诚恳和通情达理，使中国外交又一次顺利地绕过了危险的暗礁，走向了开阔的海洋。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所运用的谋略的核心点，就是“求同存异”，而不是“求同立异”，努力去寻找亚非国家的共同点并使之凸现出来；至于分歧，在阐明并坚持我方的原则立场的前提下，又尽量予以回避和淡化，从而为亚非国家的和平共处开辟出一条可行的现实主义的途径。万隆会议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周恩来“求同存异”的双赢外念理念的胜利。
2.化干戈为玉帛：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双赢的和平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