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在《说苑·敬慎》指出“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谦的实质即卑已高人,以足为不足,永远不自足,时时,事事,处处都能察觉到自已不足之处,永远保持上进之心。
由古至今,凡是德业皆得大成者,无不注重“戒”骄除傲,曾国藩当然也不例外,他对这方面的诠释可谓“用破一生心”。如曾国藩在给他四弟的信中,很是精彩地说道: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情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能,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论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恃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他又写道:
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胜,自满自足,故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已。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如粪土,或好作诗古,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制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造,曾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方有进步也。
曾国藩的这两段论述直指世中的那些读书人,恐怕他也早就知道,世间只有儒者和将者的傲气最重,然而他自己偏既是读书的儒者,又是带兵的将者,所以,戒傲之心,恐怕是曾国藩穷毕生之意志而力戒的吧。
曾国藩自己是很注意“戒傲”这一修身之要的。如在他的家书中就多次谈道:“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七次考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当时之不敢怨言,诸弟问父亲、叔父及朱尧阶便知。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
曾国藩六岁入塾读书,八岁随父学五经,十四岁应童子试,二十二岁考取秀才,二十八岁中进士。初授翰林院检讨,1846年充文渊阁直学士,次年升内阁学上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升礼部右侍郎,八月署理兵部左侍郎。咸丰帝即位后,他先后兼任过兵、工、刑、吏等部侍郎等职。
曾国藩在仕途上可谓官运亨通,并在京师赢得了较好的声望。但对此,曾国藩反而以“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自谦,可谓“戒傲”功夫深厚,个人修养之成就。
曾家的“戒傲”之风,可谓悠远。从曾国藩的祖父、父辈起,便时刻以“戒傲”为训。
“傲”可以招致“军事之败”,也可使一个大的家族迅速地衰败,曾国藩的这番论述可谓深刻。至于星冈公的“满招损,谦受益”,早已成为当今之名言格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家族里对“傲”的警醒,不亚于对毒蛇的惊悚。
曾国藩“戒傲”,还劝勉其弟“戒傲”,并多次附专门家书严以劝谏。如在给四弟澄侯的信中说:“弟言家中子弟无不谦者,此却未然,余观弟近日心中即甚骄傲。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弟于营中之人,如极高、次看、作梅、树堂诸君子,弟皆有信来讥评其短,且有讥至两次三次者。营中与弟生疏之人,尚且讥评,则乡间之与弟熟识者,更鄙脱嘲斥可知矣。弟尚如此,则诸子侄之藐视一切、信口雌黄可知矣。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也;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傲耳。余正月初四信中言戒骄字,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晏起为第一义。望弟常常猛省,并戒子侄也。”此信可谓严厉。
又说:“家中雇长沙园丁已到否?菜蔬茂盛否?诸子侄无傲气否?傲为凶德,惰为丧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望弟时时留心戒傲。如闻我有傲惰之处,亦写信来规励。”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仅自己唯恐增长傲气,也时刻关心着他的四位兄弟及子侄们也能否“戒傲”。
的确,“骄兵必败,傲军必衰”。曾国藩作为长房长孙,给予家族的威仪和他作为三军统帅给予诸将的严厉,谈得最多的,也是他所最为担心的,便是家族和三军的傲气。
在那个腐朽没落的年代,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易的。反观曾国藩的对手敌人——太平军,则截然相反。洪秀全定都天京后,上至天王,下至各统军将领,一面“傲”字旗漫卷天朝,方招致天京内乱。诸王相互猜忌,为争权夺利而兵戎相见,许多卓越的将才死于自己昔日并肩战友的屠刀之下。太平军的夭折,究起根源便在—个“傲”字。除政治观念的局限外,这恐怕是中国农民革命的又一悲剧成因,上溯到明末的李自成、秦末的陈胜诸豪杰,皆丧身于一“傲”字。
曾国藩一生恭谦,其家其军也颇少傲气,这恐怕也是曾国藩作为一世圣贤的过人之处。我们今天读曾国藩语录,亦有回肠唱叹此慨,默默叹服其良苦用心。
曾国藩不仅告诫自己的兄弟时刻注意着“戒傲”,而且还激励他们:“如闻我有傲惰之处,亦写信来规励”,此等胸襟,其可谓世所罕闻。曾国藩对于曾国藩下一代的成长,也给予了过多的关心和呵护,特别是对下一代的“戒傲”,更在他的家书中屡屡可见。如:
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前函以傲字箴规两弟,两弟不深信,犹能自省自惕,若以傲字告诫子侄,则全然不解。盖自出世以来,只做过大,并未做过小,故切茫然,不似两弟做过小,吃过苦也。
由此可窥,曾国藩对于子侄辈的“戒傲”修行,其刻骨关怀之心。溢于言表;对于曾国藩家族的富贵,曾国藩心似明镜;对曾国藩后代的娇生惯养,曾国藩亦心中了然。所以他在家书中一而再地予以提醒告诫,足见其畏“傲”如毒。中国有句俗话说“家兴,不过三世”,曾国藩深知其中的道理,败家在于一“傲”字。他铭记于此的,几次三番地劝子侄以“戒傲”,他也是为曾国藩的后代子孙做一警示。
他的另一封家书中又说道:“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临行时,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条及力去傲惰二弊,当已牢记之矣,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身之始,务知自重。酷热尤须保养身体。此嘱。”这封信是曾国藩给他儿子纪鸿的,当时纪鸿要赴省城参加考试。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作为一位严父的拳拳爱心。在此之前,曾国藩已去一信以教导,这封补寄出去的信函,足以表达做父亲的对儿子的挂念和一颗热切的爱子之心。在这里,曾国藩告诫儿子:虽为“世家子弟”,但要牢记“及力去傲惰二弊”,连“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的细节也一再叮嘱。“不可送条子”,也正是这位堂堂的一等侯爵所担心的,曾国藩不愧为一代严父。但后一句“酷热尤须保养身体”,却又怎不催人潸然泪下!可谓威恩并存,严中有慈。
曾国藩说: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凡事皆然,愿与诸弟交勉之。此次徽贼窜浙,若浙中失守,则不能免于吴越之痛骂,然吾但从傲惰二字痛下功夫,不问人之骂与否也。
曾国藩关于“戒傲”的论述还有很多,如见于他的日记的:
余身旁须有一胸襟恬者,时时伺吾之短,以相箴规,庶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彼此持论不合……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人不虚心,何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
何丹畦请余为是正文字,严然自任,盖矜心之内伏者,深矣!
傲为凶德,凡当大任者,皆以此字致于颠覆。
前以八德自勉日:勤俭刚明,孝信谦谨。近日于勤字不能实践,于谦谨二字,尤觉相违,惊愧无已!见于家书的,如:
大抵第一要除骄傲气习,中无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坏事。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
为人与为学,初戒骄奢二字。(同治四年乙丑五月初五日致澄、沅二弟)余一切循谦恭之道,欲破除藩篱,而黄(正斋)不免拘谨。
以上都是有关戒傲的话。其在杂署笔记中“气节”与“傲”一篇所论傲之为害,尤属详切。认为“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莫不善于矜”,“不自恃者,虽危而得安;自恃者,虽安而易危。自古国家,往往然也。”又书赠李品仙格言有云:“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则为小人所忌,亦为君子所薄。”又复李少荃书嘱其“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真是至理名言。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由一傲字致败。”曾国藩的这句警语,实乃他穷其一生心智所得的“天籁之语”,我们后世视之岂能熟视无睹,应“顶礼膜拜而真心悔改之”!
成功语录: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傲字致败。……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