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公以举人留京师，因友人郭嵩焘见侍郎曾国藩，语京师琐屑事。移时去，曾国藩目送之，回顾嵩焘诧曰：“生平未见如此人！”既而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死。”是时天下固承平也。曾国藩名能知人，与公相契神明之表，有不可测者。（养知书屋文集）
曾国藩能得人之心，惟在推诚相与，这在郭嵩焘所作《赠总督湖北巡抚胡文忠行状》中可以知之其中说：
公自为湖北巡抚，念国家多难而身负重任，刻自砥砺，益务绳检其身，较其寸尺毫厘，而待人一秉大公，推诚相与，无粉饰周旋。尝谓人曰：“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曾国藩，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养知书屋文集）
（六）左宗棠评曾国藩
刘蓉、郭嵩焘均为曾国藩至人好友；左宗棠虽亦为曾国藩之友，惟趣尚颇不一致，意见间有分歧。吴汝纶所作《左文襄公神道碑中》说：
公性刚行峻，不为曲谨小让。始未出时，与曾国藩胡公交，气陵二公，出其上，二公皆绝重公。公每语人曰：“曾胡知我不尽。”三人者相与会语，公辄题目二公，亦撰语自赞，务压二公，用相嘲谑又尝言；“当今善章奏者，我第一”余二人，谓二公也。公与曾国藩内相倾服，至趣舍时合时否既出治军，交欢无间矣。及金陵平，又以事是非不合。（桐城吴先生文集）
但当曾国藩逝世时，左宗棠对曾国藩甚为推许；如在安定大营寄其子孝威书中说：
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已致赙百金，挽联云：“知人之时，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见何小宋代恳恩恤一疏，于侯心事，颇道得着。阐发不遣余力，知士力刚亦能言父实际，可谓无忝矣。君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丧过湘干时，尔宜赴吊，以敬父执；牲体肴馔，自不可少；更能作诛哀之，申吾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明杨武陵与黄石斋先生不协，石斋先生劾其奋情，本持正论。后谪戍黔中，行过檀渚，惧其家报复，微服而行。武陵之子长苍（山松）闻之，亟往起居，怡然致敬。可谓真知敬其父以及你之执者。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织懦，妄生揣疑之词，何直一哂耶？（左文襄公家书）
友朋中相得者，措词揄扬，不足为奇；友朋中不相能者，犹能博其好评，诚非易易。左宗棠意气是尚，对曾国藩之逝，竟以“知人之明，谋国之忠”相推许，则曾国藩平素修养如何，自可知。
（七）李元度评曾国藩
李集曾国倍之友人、门生、故吏于一身，虽曾与曾国藩患难相依，亦复积有恩怨者，莫如李元度。但当曾国藩逝世时，李元度至为悲痛；其《祭太傅曾文正公文》中说：
生我者父，知我者公，公之于我，地拓海容。我实公负，羊鹤，匪我异趣，赋命则穷。时艰势拙，力不心从。公犹亮我，曲宥微衷，胜章昭雪，引疚在躬，不惜自贬，以拯予侗。休休者量，旷古难逢。而今已矣，孰听焦桐？私恩公谊，云何弗恫？（天岳山馆文钞）
李元度对于曾国藩生平，能窥见其大；其所作《曾文正公行状》，曾说：
公自人词垣，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学，兼治诗古文辞。善化唐公鉴人为太常卿，公相从论学唐公授以朱子书，公遂兼穷宋学。与蒙古文端公倭仁，六安吴公廷栋昆明何文贞公桂珍，窦公序，仁和邵公懿辰，茶陵陈以兖，汉阳刘公传莹，往复讨论。所作日记，力求改过，多痛自刻责立课程十二则，曰主敬，曰静坐，曰早起，曰读书不二，曰读史，曰谨言，曰养气，曰保身，曰日知所亡，曰月无忘所能，曰作字，曰夜不出门。毕生之志趣，定于斯矣。
又说：
公之学以关闽为宗，于许郑之训诂，复加综观。尝言圣人之所以修己治人，礼而已矣。论语求仁雅言执礼。孟子亦仁礼并称。异端鄙弃礼教，正以贼仁也。张子正蒙，朱子经传通解，于礼三致意焉。近儒王船山注正蒙，秦文恭作五礼通考，知其要矣。诸子百家，公无所不窥。尤好庄子史记汉书通鉴文献通考五礼通考，治之三反。古文宗扬马韩曾，诗自李杜外，笃嗜苏黄。治经喜高邮王氏书。治军行政，先求踏实；或筹议稍迂而成功转奇，或发端至难而取效甚远，或初为众所骇怪，而徐服其精。所见既定，百折不回，出入死生无所怖。处功名之际，则师黄老之退逊；持身型家，尚禹墨之俭勤。生平持之有恒者，日不诳语，不晏起。自奏疏至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即抚外夷，驭降将，亦推诚布公，耻用权术。在军在官，数十年如一日。读书有常课，虽存亡呼吸间，不常度也。公于中外之防，持之尤力。（天岳山馆文钞）
对曾国藩完成事功的原因，李元度有天时、地气、人谋之说，颇能发前人所未发，如《上会爵相书》说：
窃维运会辐凑，有天时，有地气，有人谋。请得进而毕其说。自古拨乱反正，天必预生戡乱之人，为生民请命。是故有安史之乱，即有李郭；有朱泚、李怀光之叛，即有李晟马燧浑瑊；有金人之祸。即有宗刘韩岳二吴；有土木之难，即有于忠肃；有宸濠之变，即有王文成。其器识勋名之大小，则视其时变之大小为衡。而其征又往往先见诸天象；如四星聚柳张而光武兴洛，四星聚牛吴而晋元王吴，荧惑出东井而姚氏有秦，景星见箕尾而慕容复燕，分野之验，凿凿可据。道光己酉庚戌间，京师啧啧，谓天下将苦兵，将星在翼轸分野，将才出湖以南。时粤逆尚未起也。迨辛酉八月朔，今皇帝嗣服，适有日月合壁，五星联珠之论，言付史馆。识者已卜天心厌乱。未几，我公大拜递克竟此大勋。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数穷六十。以元会运世之说考之，令为上元景运，宜奏荡平。
天下山河之象，存乎两戒。南戒自岷山嶓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商山熊耳外方，自上洛南逾江汉，携武当荆山，至于衡阳，乃东循岭徼，达东瓯闽中，是为南纪。自三代及汉唐，人才多出西北，东达齐鲁其后渐及于吴。宋兴，西江始盛；南宋迄今，闽越称尤盛焉。然楚南未大显也。邵子云：“天下有道地气自北而南。”衡岳洞庭之气，蜿蜒磅礴，郁积数千年，始大发其奇于今日。而湘乡适当衡山之麓，自蒋公琬以社稷之器见重武侯，越二千年而夫子应运生其地。以同怀兄弟，同日应茅社，以一邑而备有侯伯子男之封，其他建旄仗铖，寄专阃及方伯连帅之属，至于千百计。而蒙赐御服，赐孔雀翎，赐勇号，赐世秩，赐谥，赐祠者，偻指不能毕数，实古今未有之奇。韩子曰：“五岳于中州，衡山最远，而独为宗。其神独灵。其水土所生，白金水银丹砂石英钟乳，橘柚之色，竹箭之美，千寻之名材，不能独当之。
自来成大功者多席全盛之势，合群策群力以图之。惟夫子张空拳，援桴鼓誓众，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受事时，即以天下自任，创水师，制贼死命，拔将帅于厮养走卒中，亲出人行间，与士卒均辛苦，屡更挫恤，百折而不回，两次墨绖从戎，累疏恳辞，不许。先帝手杖，有“忠诚耿耿，朝野皆知”之谕。考本朝名臣，如朱文端梁文庄陈文恭，皆两次夺情起复。然率在无事时，未若夫子急公家之难，不得已而出此也。在军，不避艰险，不规小利，不惑游谈，不以一享遗朝贵。坚忍肫挚，壹意以爱民戢士为本，遂能得人死力，士虽饥罢不忍背。介弟二人，先后死王事，不懈益坚其后望益崇，任益重，受宠若惊，嗛嗛口蓉不自足。见人一善，誉之不容口。其识力之高深远密者，不可隐度论也。其行事适机宜，风采可畏爱，殆韩子所谓“天资忠孝，郁于中而大作于外”者欤？此人谋之说也，人事尽而天时地气举不期而与之会矣。（天岳山馆文钞卷三十六）
他所谓天时地气之说，就现代目光看，似觉荒诞无稽；然而可见李元度能注意时代及环境的影响。
又曾作《曾文正祠雅集团记》，对天命人力之说，有所阐明：
文正公之功，横被六合，虽妇孺走卒，罔弗讴而颂之矣。独其倡义之始，备历诸险，则元度言之有余恫焉。贼之再犯长沙也，在咸丰四年春。自湘阴宁乡窜陷湘潭，时会城门书闭，饷道断，邦人士扶老携幼，势岌岌莫能终日。公檄塔忠武帅师复潭，水师继之。又躬率水军之半，及贼于靖港。战失利，公投水者三。幕夜掖以起。公知事不可为，乃止妙高峰，草遗疏及遗属凡二千余言，密令季弟靖毅公市榇，将以是夕自裁。会湘潭捷书至，乃再起视事，然且以师不全胜自劾。维时谤伤丛集，承宣提刑量储监法诸使者，至会牍上巡抚劾公。公若弗知也。厥后师败于九江，左次南昌，困守于祁门，濒死者数矣。公百折不回，转战十二载，歼渠捣穴，卒葳大勋，弼成我国家，丕显休命。虽曰天命，抑岂非人力哉？
“虽曰天命，抑岂非人力哉？”玩其语意，虽兼采时势运会之说，固以人事为重也。
李元度对于曾国藩，推崇备至。当其《上会爵相书》时说：
我夫子不特为昭代及楚南弁冕，直举古萧曹魏丙房杜姚宋韩范富欧阳之局而一扫空之。求其功绩相伯仲，惟汾阳西平足语此。若理学经济文章，则新建伯一人而已。此非阿好乏谀词，盖尝上下千古而见为确然也。（天岳山馆文钞）
李元度以为曾国藩实能兼三不朽而有之，不仅生前如此，即于曾国藩身后，亦复若是；其所作《祭太傅曾文正公文》说：
公之立德，道味腴浓，惟唐惟何，切琢磨砻，洛闽无郑，汉宋交融。公之立功，赫赫熊熊，节制七省，剑倚崆峒荐贤活国，雨高苗巩。公之立言，玉佩金镛，文昌黎伯，诗双井翁，声满天地，铮铮睾从。（天岳山馆文钞）
总之上述评论也有失实夸大之嫌，但从总体上还是对曾国藩这个“中兴第一名臣”作出了客观的评价，可以说也是对曾国藩一生的功业所作出的论断，为后人研究曾国藩提了很好的史料来源，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