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说的是凡事有一点含混,不必塞事计较,事事认真。人生在世,要学会自谦自抑。
对别人宽容,对自己却严以自律。这是胸襟宽广之人的共有品性。曾国藩的作息时间表几十年如一日,可见他自律的功夫。
而对于生活中有些小事,琐事,平常事,但曾国藩看得很大。很重,他就是这么一个把小事上升到一种高度的人。正因为他看得大,看得重,才格外引人深思,这就是所谓从大处着眼,从小事着手。其实人一辈子不就是由许许多多小事组成的吗?世上又有几人有机会或能力去做轰轰烈烈的大事呢?从修身养性的角度来看,小事比大事更难做,因为它容易被人忽略,所以也更能考验人、磨砺人。
①对于家庭
曾国藩十分注重“孝悌”二个字。曾国藩写信给他弟弟说:“现在的人把‘学’字看错了。如果仔细读‘贤贤易色’那一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在‘孝悌’上做到一分便学到一分,做到十分便学到十分。现在人读书,都为了考取功名,对于孝悌伦理纲纪这样的大事,反而好像和读书的关系不大。其实他们不知道书上的记载,写书那个时代圣贤所说的,无非就是要人明白孝悌这个道理。如果事事都能做得到,而笔下写不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事事做不到,并且在伦常纲纪上又有重大缺陷,即使文章中说得再好,也只能算是个名教中的罪人。贤弟你性情真挚而不善于写诗文,为何不多在‘孝悌’两个字上多用些功。《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都照着它做,做到让祖父母、叔父母没有一时一刻不快乐,没有一时一刻不顺心适情,下面的兄弟、妻子、儿女,都和蔼而有理想,都懂规矩,这才是真的大学问。如果诗文不好,这是小事,不值得计较。即使诗写的极好,也不值一文钱。”
他在《家书》中说:“我生活在伦理纲常之中,只有对于兄弟这一伦,所抱着愧疚之心比较深,主要是父亲把他知道的全都教给我,我却不能把我所知道的都教给我的兄弟,这是最大的不孝。”又说:“我曾经对岱云说:‘我想尽孝道,没有别的办法。我能教导我的兄弟让他德业有一分长进,我就尽了一分孝道,能使他德业有十分长进,我就尽了十分孝道,如果不能教导我的兄弟成就功名,那我就是大不孝了。’”
曾国藩对待兄弟,倾力爱护,但不姑息,他说:“至于我的兄弟,我只以德爱他们,不用姑息爱他们。教导他们节俭,规劝他们辛勤劳动、保持节俭,这是用德来爱兄弟。而给他们丰衣美食,让他们随心所欲,这是对兄弟姑息的爱。姑息的爱,使兄弟肢体懒惰,增长骄气,将来丧失品德,做错事情,那是我领兄弟们行不孝啊,我可不敢那么做。”
②对于族人亲戚
曾国藩对待族人亲戚,却主张敬爱。如果把孝敬父母的那份爱用到兄弟身上,那就是友爱。而把孝敬父母的情意用到亲戚身上,对他们就不会不敬不爱。曾国藩从四川办完差事后,曾经请亲戚们吃饭并赠礼。至于对待亲戚的道理,《家书》中说:“对于家族亲戚,无论他和我家有没有过节,我们都应该一律对他们尊敬、爱护。孔子说:‘对别人有广泛的爱才能达到仁的境界。孟子说:‘爱护别人不论他是不是亲人,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仁爱。礼遇别人而不要求别人报答,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敬重。在没有管理家事的时候,就常生嫌弃埋怨之情,将来当家立业后,那别人岂不是个个都成了仇人?从古以来没有和宗族乡邻结仇的圣贤,兄弟你们千万不要凡事只是责备别人!”
③对于师友
对待师友的态度,曾国藩认为应该经常怀着敬畏的心,而不能以怠慢亵读。比如他在写给他弟弟信中说:“丁秩臣、王衡臣两人,我都没见过,可是他们差不多算是你的老师。把他们当作老师,或当作朋友,这由兄弟你自己决定。如果他们两个人风度可以学习,淳朴踏实又学识渊博,那么把他们当作老师是可以的。如果他们仅仅是博学善文,那么把他们当作朋友对待就可以了。不管把他们当作老师还是当作朋友,都应保持敬畏之心,不可以把他们和自己平等相看。如果渐渐对他们怠慢轻亵,那就没法向他们学到有益的东西了。”
敬畏老师,向朋友学习,对于我们一生的事业,有很大的关系。曾国藩说:“每个人都有老师,如果没有老师,就不会有严惮之心。……此外选择朋友,应该慎重而再慎重。韩愈曾说: ‘善行的人即使不和我结交,我也要努力向他学习,不善的人我即使不讨厌他,也要努力不沾染他的习气。’一生的成败,都和朋友贤良与否有很大关系,不可以不慎重!”他又说:“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都要好师、好友、好榜样”。
④对于仆从
对待仆从的态度,曾国藩主张等级界限虽然要严明,然而情义上还要做到。比如在寄给他弟弟的信中写到:“我们家看门的陈叔,因为一言不合而离去。现在换了一名周叔作门人。我十分喜欢读《易经》, 《旅卦》中说: ‘丧其童仆’。《象》说:‘以旅下者,其义丧也’。解释这句话的人说:‘以旅下者,意思是说把童仆当作过路人看待,刻薄而少恩义,漠然而无情,那么童仆也同样会把主人看作过路人一样!我对待下人虽然不刻薄,但也很有把他们看作过路人的意思,所以才招至他们对我不尽忠。以后应当对待下人和亲人手足一样,等级虽然严明,而情义却做到。贤弟你待人也应明白这个道理。”
⑤对于同乡
曾国藩在京城时,同乡很多。曾国藩对待同乡,照料帮助他们,总是尽力而为的。他写道:“同乡有了危急的事,多数都来找我商量。我就效仿祖父星冈公的做法,钱财上尽自己的财力资助,办事上则尽力去帮他们办好。”
⑥对于官吏
曾国藩对于官吏贪污的案件,主张要查办。比如他说:“严丽生在湖南不办公事,不注重自己的形象,声名狼藉。如果调查他真的有劣迹,或有前科纪录,那不妨抄录一份送到京城来,因为正有一位御史在我这里查访。但此事必须机密。”
对于贤良的官吏,曾国藩则极力推荐或挽留,比如他说:“朱明府非常得民心,我已经托人给上面写信,尽力把他留在我处。如果真能办成的话,那么朱明府爱护百姓,勤于政务,铲除罪犯消灭犯罪,我的治下得到的好处就会很多。”
接人待物,曾国藩也有一套办法。他对弟弟说:“从此以后近处是乡里,远处如县城省城,都靠国潢弟你一人和别人应酬。总之,不贪财、不失信、不自以为是,有了这三点,到处都会受人尊重。现在你初出茅庐,更应慎重而再慎重,三条中有一条做不到,就不会得到别人的认可。”
他又说到:“国潢弟在广东处理一切事,都很有道理。拒绝念园、庄生等各处的礼物,尤有可取之处,他办朱家的事,做法也十分诚恳,虽然最后无济于事,但朱家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论语》说:‘说话算数,做事踏实,这在蛮夷之地也行之有效。’兄弟你在外,一切都这么做,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曾国藩对己待人之道,如概括成一二个字,那就是要“敬恕”、要“劳谦”、要“诚”、要“孝”。“敬恕”两个字,他在给鲍春霆的信中说:“一定要以‘敬’来要求自己,用‘恕’来对待别人。‘敬’就要小心翼翼,事无巨细,都不敢疏忽。‘恕’就要凡事都给别人留有余地,有功不自己独占,有过错不推诿,经常记住这两个字,就能担当大任,前途无量啊。”至于“劳谦”这两个字,他说:“‘劳谦’二字,让人受用无穷。‘劳’可以戒除懒惰。‘谦’可以戒除骄傲。能做到这两点,什么样的邪恶不能去掉?什么样的善事不能成就?”
至于接物的方法,曾国藩认为“廉”字十分重要。他《家书》中就有所说的“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恩惠”,这就是“廉”字的一个方面。他说:“我自从己亥年在外面受人恩惠后,至今仍十分后悔,将来万一做了官,成了督抚,或当了学政,以前有恩情于我的人,要么数百要么数千,这都是钓饵啊。如果他们来找我,不答应他们的要求,那我显得过于刻薄,而答应他们的要求,既使做十倍的报偿,他们也不会满意的。所以我从庚子年入京以来,到现在已八年了,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恩惠,情愿别人占我的便宜,我断然不肯占别人的便宜。将来如果作了外官,京城以内,就不会有求报于我的人了。”
曾国藩为人处世,接物待人的原则,不外乎“勤俭谨信”四个字,他在回彭杏南的信中说:“表弟你两次得到奖励,并且得到任用,其实都是靠不断的勤劳得来的,但尚且觉得这不足以报偿自己的功劳。以后应该在‘勤俭谨信’四个字上更下功夫。‘勤’就像大地之间的阳气,立身居家、作官治军,都依靠阳气支持。勤劳就会兴旺,懒惰就会衰败颓废,‘俭’可以端正风气,可以带来后福。‘谨’也就是谦虚恭敬,谦虚就不会遭人忌妒,恭正就不会受人羞辱,‘信’就是诚实,不说一句骗人的话,不做一件骗人的事,这样做得久了,人人都会信任你,鬼神也会钦佩你。”
曾国藩在《日记》中又说:“修养自己管理别人的方法,不外乎‘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句话,这是终身也实践不完的,不在于多,也不在于深。”
曾国藩谈论做人之道,在给陈作梅的信中说:“君子立身,在于仔细体会他的位置和状识。如果真能于内心弄清自己的情况,消灭自己的不足,那上对天理,下对世事,则心中泰然。治长之所以无愧于他的老师,孟子之所以无愧于他的母亲,是因为他们能使自身得到充分的修养。”
在给鲍超的信中说:“阁下现在是威望最盛的时候,得到朝廷很多的恩宠,所以应当小心谨慎,谦虚再谦虚,只有谦虚才是保持福气的方法,在此以前,我曾用‘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来劝诫你,希望你牢记千万别忘了!”
曾国藩认为载福之道,即在于谦虚和谨慎。他在回吴竹如的信中说:“我以为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说话要谦逊才对。有过人的行为,而自己不说;有盖世的功劳,而心中不自满。这才是君子自爱的态度。”
在回欧阳定果的信中说:“立志努力学习作好人,第一在于勤奋,于公方面要早早地工作直到晚上也不断思考,对于自己则要看书写字。第二在于谦恭,外貌肃慕则不会招人羞侮,内心谦虚则可以受人受益,第三在于信实,不要说半句荒唐的话,不要做半点架空的事,做到这三点,即使走遍天下,也会处处顺利。”
在给李续宜的信中又说:“志节轩昂,情致缠绵,二者不可以偏废。”
曾国藩善练“内功”,修养的功夫很了不得。这也是他胸襟开阔,虽万死而不辞,最后终于成功的重要原因。
成功语录: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