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名就之机，急流勇退，可以避祸保身；避让三舍，可以化解危机；有进有退，不拘一格，则可以时时掌握主动。
镇压太平天国，名列“中兴名臣”之后，对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曾国藩十分忧虑，他恨自己回天无力。有一件事再次触动了他的心思。一天，曾国藩同赵烈文谈到：
“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绔，民穷财尽，恐有异变。”
令曾国藩不解的是，堂堂天子脚下竟有此等事情出现，他不由得担忧起来，实在不敢继续设想下去。反倒是赵烈文直言指出：
“全国统一的局面已经很久，合久必分。但自清以来，皇帝的权威一直很重，地方割据的形势尚无根基，除非中央政府垮掉。依目前情形而看，国家无主，各自为政的情况的出现，大概不会超过五十年。”
曾国藩虽然不能接受赵烈文此一推断，但他又没有更为确切的理由去反驳，但曾国藩仍企望那拉氏有扭转乾坤的能力。
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曾奉上谕“着调补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着马新贻调补”。为了陛见那拉氏和同治帝，曾国藩没有到达保定治所，而先抵北京。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一月二十日，曾国藩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他除了访亲会友，拜见各方要员，还先后四次得到了那拉氏的接见，破例赐其在紫禁城骑马，两次参加了国宴，并在宴会上以武英殿大学士排汉大臣第一位，真可谓荣耀之至。
在此之前，曾国藩从来没有见过那拉氏、奕昕、文祥等人，朝中很多大臣也没有见过曾国藩了。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了解，他对于朝中的重要人物都有比较深的认识。他发现，从上到下一片混乱，朝中没有得力的干将，所谓的“同治中兴”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而骨子里清王朝已经没有振兴的希望了。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日（公元1869年3月2日），曾国藩离开了北京。次日，他巡视了永定河河堤工程。二十七日到达保定，接直隶总督任。
当曾国藩再一次同赵烈文谈起清王朝命运时，他的侥幸心理已经不存在了。
“两宫（慈安、慈禧）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奕鎯），文（文祥）数人。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人自辅。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良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
曾国藩一向看人很准，清王朝统治阶层的无能与腐败是难逃其慧眼的。历史也证明了曾国藩的判断，之后的清主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挤压下，尽管有李鸿章、梁启超、谭嗣同等干将拼力维护，仍然很快土崩瓦解，并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乾隆盛世之后，清王朝闭关锁国，中国丧失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自然演变的机会，从而落后于历史的进程。
由于清朝坚持封建制度，从本质上与历史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衰败是必然的结果。振兴清王朝毕竟不是修修补补就能够实现的，必须从根本上变革。但是，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清王朝的统治阶级，包括曾国藩在内，都不可能认清这个基本的事实，并选择合适的道路。
从曾自藩个人的角度，生于衰世的他，面临不可避免的时代败局。
中国传统人士一直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曾国藩生于忧患，经世致用的理想十分强烈。在《挺经》中强调，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勇于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曾国藩认为，要想兼济天下，必须有一定的权势，并参与各种重要的相关事件，才能实现经世致用的理想。
而曾国藩乃一介草夫，祖上没有一位达官贵人，要想躬身入局，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要实现曾国藩远大的理想，必须做官，而且要做大官。曾国藩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躬身入局的理想，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事实上，所有的躬身入局，无论是兼济天下的大局，还是发家致富的小局，通常都有一定的进入代价，经济学中有一个专业概念——进入屏障。
清政府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满汉内外有别。汉人做高官往往是摆设，大清王朝的皇帝最忌讳的就是汉人掌大权、拥重兵。
曾国藩在朝做官，尽管位及二品，却发现自己很难获得皇帝的信任，向皇帝推销自己经世致用的方案，仅仅成为皇帝沽名钓誉的装饰；稍微重一点，差点落个革职查办。曾国藩终于明白，尽管做了高官，实现自己的理想还是不可能。欲成就自己的理想，非成为清王朝的“救火队员”不可，也就是掌大权、拥重兵。
曾国藩创建湘军之后，拥有了重兵。但皇帝也很高明，一直不给予曾国藩带兵的名义和地方的实权，使曾国藩长期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曾国藩为了维护自己“救火队员”的资格，就必须让大清皇帝对自己放心。
事实上，曾国藩创建湘军以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使皇帝对自己放心，因为“救火队员”资格的决定权一直在皇帝手中。做事都有资本，做大事必须有大资本。曾国藩作为大清王朝的“救火队员”做的都是关系太清王朝存亡的大事，例如镇压太平天国、“剿”捻、洋务运动等，因此必然会支付大量的成本。如何让皇帝相信所有的支出都是必须的，如何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也是曾国藩面对的巨大难题。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算是功成名就，“剿”捻则是无功而返；天津教案更是为清王朝鞠躬尽瘁，置自己多年声誉不顾，确实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竭尽所能维护清王朝。曾国藩尽管成为清朝权势最大的汉人，但从来都没有获得“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明确地位。朝中与他地位相似的重臣比比皆是，除了自己的嫡系湘军，曾国藩事实上不能直接控制任何人。
曾国藩为了获得“救火队员”的资格，就必须抑制自己的实力，让大清皇帝放心；但同时自己的嫡系兄弟劳苦功高，也不能白忙活一场。平衡这两方面因素，的确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说，清王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纵然曾国藩有“经法”要术也不能挽救，当然曾国藩的思想也并非是一无是处，只是清王朝这棵“大树”已经千疮百孔，叶死枝枯了。
成功语录：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皆为平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