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虽然处世有“圆融通达”之称,但他对于涉及社稷存亡的事,敢于进尽忠言,甚至不怕触怒皇上,可以说“忧国而忘其身”了。尤其表现为“为国为民,直言谏上”上。
曾国藩自翰苑升任侍郎以后,才有了上疏奏事的机会。在此期间曾国藩多次陈言,而屡蒙嘉纳。譬如他有感于朝纲不振,是非不明,“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降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均道光三十年庚戌三月初二日应诏陈言疏中语)。乃效孙嘉淦以自是规高宗、袁铣以寡欲规大行皇帝的骨硬作风,上敬陈圣德三端一疏,也就是严肃批评了皇上的三个错误,并且言辞直露而激烈。其要点有三:
一为防琐碎,他写道:
汉之陈平,高祖不问以决狱;唐之房杜,太宗惟骨以求贤;诚使我皇上豁远达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必且默然深思,求所以宏济艰难者,此臣所谓防琐之风也。
二为去虚文,他又写道:
去岁下诏求言,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闻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亚蒙允许,今皇上春秋鼎盛,须稍迟数年,再行刊布,昭示天下以敦崇实政,不尚虚文之意。
三为戒骄矜,他更写道:
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通人共之。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供其药厂,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得人才而用之哉。
左宗棠曾说他对曾国藩的“谋国之忠”是“百愧不如”。曾以收复伊犁而闻名的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意气推崇尚且如此,那么曾国藩对国家的忠心,可想而知。
当然,曾国藩的此次上疏,除了表明其“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一片忠心外,其处世哲学的寻觅时机,也显见一斑。当时咸丰刚刚嗣位,其欲为一开明圣主的雄心方起,纳一大臣稍嫌逆耳的忠言以抚众臣,于己并无多大妨碍。曾国藩上疏前后,多已预料到最终结果如此,而这一疏,却成就了为君者的宽容,也美誉了为臣者的忠贞,时机的难觅,恐在于此。但话说回来,伴君又如伴虎,风险毕竟是存在的,直言陈上虽不至于有杀头之虞,却也有招致嫌恶之可能,假如咸丰帝心存芥蒂,以后给小鞋穿也足以能够断送曾氏前程的。所幸的是一切还好,曾国藩得的不是嫌恶而是美誉。
现当今学术界都有这样一句话:“晚清无昏君,晚清无奸臣。”晚清的皇帝从道光,咸丰再到同治、光绪都不是像前明嘉靖、天启那样的昏愦之君,他们都想扭转国家的衰退局面,可是他们失败了!同样曾国藩、左宗棠以至李鸿章,虽然后人对他们的评价毁誉参半,但有一点有共识的,曾左以及李都为大清“穷尽心智而尽孤忠”。所以说,曾国藩对于国家可以说是“俯仰天地,无愧于心”。
成功语录: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必且默然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