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很不情愿地作了个决定，将已收到的“西饷”开单送交转运局，为数约四十万两，胡雪岩只须垫十万银子，便可保住他对洋人的信用。
但就在写好复信，正发出之际，来了一个人，使得他的决定整个儿被推翻。
这个人便是盛宣怀，由于筹办电报局大功告成，不但成了李鸿章面前有数的红人，而且亦巴结上了醇亲王的关系。此番是衔李鸿章之命，到上海跟邵友濂来商量，如何“救火”。
“救火”是盛宣怀形容挽救眼前局势的一个譬喻，这也是李鸿章的说法，他认为由越南危局引起的中法冲突，他有转危为安的办法，但主战派的行动，却如“纵火”，清流的高调，则是火上浇油。但如火势已灭，虽有助燃的油料，终无所用。意思就是打消了主战的行动，清流便不足畏。
那么，谁是“纵火”者呢？在李鸿章看，第一个就是左宗棠，第二个是彭玉麟。至于西南方面如云贵总督岑毓英等，自有办法可以控制，即使是彭玉麟，倘无左宗棠的支持，亦可设法让他知难而退。换句话说，擒贼擒王，只要将左宗棠压制住，李鸿章就能掌握到整个局势，与法国交涉化干戈为玉帛。
“小村兄，你不要看什么‘主战自强’、‘大奋天威’、‘同仇敌忾’，这些慷慨激昂的论调，高唱入云，这不过听得见的声音，其实，听不见的声音，才是真正有力量的声音，中堂如果不是有这些听不见的声音撑腰，他也犯不着跟湘阴作对--湘阴老境颓唐，至多还有三五年的富贵而已，何必容不得他？反过来说，如果容不得他，就一定有非去他不可的缘故在内。小村兄，中堂的心事，你先要明白。”中堂是指李鸿章。
盛宣怀的词令最妙，他将李鸿章对左宗棠的态度，说得忠厚平和，一片恕词，但在邵友濂听来，是非常明白的，李、左之间已成势不两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了。
“是的。”邵友濂矍然警觉，“我明白。不过，我倒要请问，是哪些听不见的声音？”
“第一是当今大权独揽的慈禧皇太后，她辛苦了大半辈子，前两年又生了一场死去活来的大病，你想，五十岁的老太太，哪个不盼望过几年清闲日子的，她哪里要打什么仗？”
“既然大权独揽，她说个‘和’字，哪个敢不奉懿旨？”
“苦就苦在她什么话都好说，就是这个字说不出口。为啥呢？洪杨戡定大乱，从古以来，垂帘的太后，没有她这样的武功，哪里好向廷臣示弱？再说，清流的论调，又是如此嚣张，只好表面上也唱唱高调，实际上全不是这么回事。”
“我懂了，这是说不出的苦。”邵友濂又问，“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当政的恭王，他一向主张跟洋人打交道，以和为贵，如今上了年纪，更谈不上什么雄心壮志了。”
“英法联军内犯，恭王主和，让亲贵骂他是‘汉奸’，难怪他不敢开口。可是，醇王一向主战，怎么也不做声呢？”
“这就是关键所在。如今的醇王，不是当年的醇王了，这几年洋人的坚甲利兵，”盛宣怀停下来笑一笑说，“说起来倒是受了湘阴的教，西征军事顺手，全靠枪炮厉害，这一点湘阴在京时候，跟醇王谈得很详细。醇王现在完全赞成中堂的主张，‘师夷之长以制夷’，正在筹划一个辟旅顺为军港，大办海军的办法，醇王对这件事，热衷得不得了，自然不愿‘小不忍则乱大谋’。”
“嗯！嗯！有这三位，中堂足足可以择善固执。”
“提到择善固执，还有个人不能忽略。小村，你是出过洋的，你倒说说看，当今之世，论洋务人才，哪个是此中翘楚？”
“那当然是玉池老人。连曾侯办洋务都得向他请教。”
“玉池老人”是郭嵩焘自署的别号，“曾侯”指驻法钦差大臣曾纪泽。事实上不仅曾纪泽，连李鸿章办洋务亦得向他请教，因为李鸿章虽看得多，却不如郭嵩焘来得透彻，同时亦因为李鸿章虽然亦是翰林，而学问毕竟不如郭嵩焘，发一议，立一论，能够贯通古今中外而无扞格，以李鸿章的口才，来解说郭嵩焘的理论，便越觉得动听了。
“现在彭雪琴要请款招兵，王阆青已经在河南招足了四千人，这就是湘阴派出去‘纵火’的人，一旦祸发，立刻就成燎原之势。中堂为此，着急得很，不说别的，只说法国军舰就在吴淞口外好了，人家已经亲口告诉中堂了，随时可以攻制造局，这是北洋的命脉之一，你想，中堂着急不着急？”
听得这话，邵友濂大吃一惊，他总以为中法如有冲突，不在广西，便在云南，如果进攻高昌庙的制造局，便是在上海作战，他是上海道，守土有责，岂不是要亲自上阵跟法国军队对垒？
转念到此心胆俱裂，结结巴巴地说：“上海也有这样的话，我总以为是谣言，哪知道人家亲口告诉了中堂，是真有这回事！”
“你也不要着急。”盛宣怀安慰他说，“人家也不是乱来的，只要你不动手，就不会乱挑衅，你要动手了，人家就会先发制人。”
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邵友濂立即答说：“无论如何不可让湘阴把火烧起来。放火要有放火的材料，没有美孚牌煤油，没有一划就来的火柴，火就放不起来。杏荪兄，你说是不是？”
“一点不错，这就叫釜底抽薪。”
“要釜底抽薪，只有一个办法。”邵友濂说，“煤油、火柴都在胡雪岩手里，没有胡雪岩，湘阴想放火也放不成。江宁官场都不大买湘阴的账，他说出话去，多多少少要打折扣，只有一个人，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就是胡雪岩，譬如--”
譬如山东水灾助赈，江宁藩台无法支应，左宗棠向胡雪岩借银二十万，如响斯应，这一回王德榜募兵援越，不但四千杆洋枪由胡雪岩筹划供给，补助路费亦由雪岩负责等等，邵友濂举了好些实例。
结论是要使得左宗棠“纵火”不成，非除去胡雪岩不可。
挤兑风潮
“本常，”胡雪岩指着邵友濂复他的信说，“你看了这封信就晓得了，人家说得很明白，各省的款子收齐了，马上送过来，限期以前，一定办妥当，误了限期，一切责任由他来负。他到底是上海道，说话算话，不要紧的。”
宓本常看完了信问：“洋人的限期是哪一天？”
“放宽十天，只要十一月初十以前付款，就不算违限。”
“呃，”宓本常说，“大先生预备啥辰光回杭州？”
这句话问得胡雪岩大为不悦，“十一月初五的好日子。”他说，“今天是十月二十九，你说我应该啥辰光动身回杭州？”
由水路回杭州，用小火轮拖带，至少也要三天。喜期以前，有许多繁文缛节，即便不必由他来料理主持，但必须由他出面来摆个样子，所以无论如何，第二天--十月底一定要动身。
宓本常碰了个钉子，不敢再多说一句，心里却七上八下，意乱如麻，但胡雪岩不知道他的心事，只着重在洋债的限期上。
“这件事我当然要预备好。”他说，“限期是十一月初十，我们现在亦不必催邵小村，到了初五六，你去一趟，看有多少银子先领了回来，照我估计，没有九成，也有八成，自己最多垫个十万两银子，事情就可以摆平了。”
“是的。”
“现在现款还有多少？”
问到这话，宓本常心里又是一跳。胡雪岩已经查过账了，现款还有多少，他心里应该有数，如今提出来，不是明知故问？
这样想着，便忘了回答，胡雪岩便再催问一句：“多少？”
“呃！”宓本常说，“大先生不是看过账了？总有四十万上下。”
全上海的存银不过一百万两，阜康独家就有四十万，岂能算少？不过胡雪岩也知道他挪用了一部分，心想，四十万虽不足，三十万应该是有的，垫上十万两银子还不足为忧。
话虽如此，也不妨再问一句：“如果调度不过来，你有什么打算？”
这话就问得怪了！宓本常心想，现银不足，自然是向“联号”调动，无所谓“打算”。他问这话，是否有言外之意？
一时不暇细想，只有先大包大揽敷衍了眼前再说，“不会调度不过来的。上海、汉口、杭州三十三处的收支情形，我都很清楚，垫十万银子，不算回事。”他又加了一句，“宁波两个号子，经常有十几万银子在那里。”
这是为了掩饰他利用客户的名义，挪用存款，“光棍一点就透”，胡雪岩认为他是在暗示，承认他挪用了十几万银子，必要时他会想法子补足。这样就更放心了。
但他不知道，市面上的谣言已很盛了，说胡雪岩摇摇欲坠，一说他跟洋人在丝茧上斗法，已经落了下风，上海虽无动静，但存在天津堆栈里的丝，贱价出售，尚无买主。
又一说便是应付洋债，到期无法清偿。这个传说，又分两种，一种是说，胡雪岩虽好面子，但周转不灵，无法如期交付，已请求洋人展限，尚在交涉之中；又一种说法是，上海道衙门已陆陆续续将各省协饷交付阜康，却为阜康的档手宓本常私下弥补了自己的亏空。
谣言必须有佐证才能取信于人，这佐证是个疑问：胡雪岩十一月初五嫁女儿，而他本人却一直逗留在上海，为什么？
为的是他的“头寸”摆不平。否则以胡雪岩的作风，老早就该回杭州去办喜事了。
这个说法，非常有力，因为人人都能看出这是件大出情理之外的事。但胡雪岩是“财神”，远近皆知，所以大家疑忧虽深，总还有一种想法，既名“财神”，自有他莫测的高深，且等着看一看再说。
看到什么时候呢？十月底，看胡雪岩过得了关过不了关。
这些消息--一半假、一半真，似谣言非谣言的传言，大半是盛宣怀与邵友濂透过汇丰银行传出来的。因此众所瞩目的十月三十那天，有许多人到汇丰银行去打听消息，但更多的人是到阜康钱庄去看动静。
“胡大先生在不在？”有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跟阜康的伙计说，“我来看胡大先生。”
“胡大先生回杭州了。”
“回杭州了？”
“是啊！胡府上十一月初办喜事，胡大先生当然要赶回去。”
“喔，既然如此，应该早就动身了啊！为啥？”
为啥？这一问谁也无法回答。那衣冠楚楚的中年人，便是盛宣怀所遣派的，散播谣言的使者，他向别人说，胡雪岩看看事情不妙，遁回杭州了。
于是当天下午就有人持着阜康的银票来兑现，第一个来的“凭票付银”五百两，说是要行聘礼，不但要现银，而且最好是刚出炉的“官宝”。阜康的伙计，一向对顾客很巴结，特为到库房里去要了十个簇新的大元宝，其中有几个还贴着红纸剪成的双喜，正就是喜事人家的存款。
第二个来兑现八百两，没有说理由，伙计也不能问理由，这也是常有的事，无足为奇，但第三个就不对了。
这个人是带了一辆板车两个脚夫来的，交到柜上一共七张银票，总数两万一千四百两，像这样大笔兑现银，除非军营发饷，但都是事先有关照的。伙计看苗头不对，赔着笑脸说：“请里面坐，吃杯茶、歇一歇。”
“好、好，费你的心。”说完，那人徐步走到客座，接受款待。
这时宓本常已接到报告，觉得事有蹊跷，便赶出来亲自接待，很客气地请教：“贵姓？”
“敝姓朱。请教！”
“我姓宓，宝盖下面一个必字。”宓本常说，“听说朱先生要兑现银？”
“是的。”
“两万多现银，就是一千两百多斤，大元宝四百多个，搬起来很不方便。”宓本常又说，“阜康做生意，一向要为主顾打算妥当，不晓得朱先生要这笔现银啥用场，看看能不能汇到哪里？或者照朱先生指定的数目，分开来换票，岂不是省事得多？”
“多谢关照。”姓朱的说，“这笔款子，有个无可奈何的用场，我不便奉告。总而言之，人家指定要现银，我就不能不照办。我也知道搬起来很笨重，所以带了车子带了人来的。”
话说到这样，至矣尽矣，宓本常如果再饶一句舌，就等于自己在金字招牌砍了一刀，所以喏喏连声，马上关照开库付银。
银子的式样很多，二万多两不是个小数目，也无法全付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大小拼凑，还要算成色，颇为费事。
银子是装了木箱的，开一箱、验一箱、算一箱、搬一箱，于是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到最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疑问：莫非阜康的票子都靠不住，所以人家才要提现？
等姓朱的一走，阜康则到了打烊的时候，上了排门吃夜饭，宓本常神情沮丧，食不下咽，勉强吃了半碗饭，站起身来，向几个重要的伙计招招手，到后面楼上他卧室中去密谈。
“我看要出鬼！”他问，“现银还有多少？”
“一万八千多。”管库的说。
“只有一万八千多？”宓本常又问，“应收应解的一共多少？”
于是拿总账跟流水账来看，应收的是外国银行的存款及各钱庄的票据，总共十五万六千多两，应付的只能算各联号通知的汇款，一共七万两左右，开出的银票，就无法计算了。
“这样子，今天要连夜去接头。都是大先生的事业，急难相扶，他们有多少现银，开个数目给我，要紧要慢的时候，请他们撑一撑腰。”
所谓“他们”是指胡雪岩在上海所设的典当、丝行、茧行。阜康四个重要伙计，奔走半夜情况大致都清楚了，能够集中的现银，不过十二万两。宓本常将应收应付的账目，重新仔细核算了一下，能够动用的现银，总数是二十三万两左右。
“应该是够了。”宓本常说，“只要不出鬼，就不要紧。”他突然想起大声喊道，“阿章、阿章！”
阿章是学徒中的首脑，快要出师了，一向经管阜康的杂务，已经上床了，复又被喊了起来说话。
“你‘大仙’供了没有？”
“供大仙是初二、十六，今天是月底。”
“提前供、提前供！现在就供。”
所谓“大仙”就是狐仙，初二、十六上供，一碗烧酒，十个白灼蛋，酒是现成，蛋要上街去买。时已午夜，敲排门买了蛋来，煮好上供，阿章上床已经两点钟了。
第二天在床上被人叫醒，来叫他的是他的师兄弟小毛，“阿章、阿章！”他气急败坏地说，“真的出鬼了！”
“你说啥？”
“你听！”
阿章侧耳静听了一下，除了市声以外，别无他异，不由得诧异地问：“你叫我听啥？”
“你听人声！”
说破了，果然，人声似乎比往日要嘈杂，但“人声”与“鬼”又何干？
“你们去看看，排门还没有卸，主顾已经在排长龙了。”
阿章一听，残余的睡意都吓得无影无踪了，急忙起来，匆匆洗把脸赶到店堂里，只见宓本常仰脸看着高悬在壁的自鸣钟。
钟上指着八点五十分，再有十分钟就要卸排门了，就这时只听宓本常顿一顿足说：“迟开不如早开。开！”
于是刚刚起床的阿章，即时参加工作，排门刚卸下一扇，人群如潮水般涌来，将他挤倒在地，阿章大叫：“要出人命了！要出人命了！”
幸而巡捕已经赶到，头裹红布的“印度阿三”，上海人虽说司空见惯，但警棍一扬，还是有相当的弹压作用，数百顾客，总算仍旧排好长龙。巡捕中的小头目，上海人称之为“三道头”，进入阜康，操着山东腔的中国话问道：“谁是掌柜？”
“是我！”宓本常挺身而出。
“你开钱庄？”
“钱庄不是阿拉开的，不过归阿拉管。”
“只要是你管就好。快把银子搬出来，打发人家走路，免得把市面弄坏。”
“银子有的是。三道头，拜托你维持维持秩序，一个一个来。”
三道头点点头，朝柜台外面大声说道：“银子有的是，统通有，一个一个来！”
这一声喊，顾客又安静了些，伙计们都是预先受过叮嘱的，动作尽量放慢，有的拿存折来提存，需要结算利息，那一来就更慢了，站柜台的六个人，一个钟头只料理了四五十个客户，被提走的银子，不到一万，看样子局面可以稳住了。
到了近午时分，来了一个瘦小老者，打开手巾包，将一扣存折递进柜台，口中说道：“提十万。”
声音虽不高，但宓本常听来，恰如焦雷轰顶，急忙亲自赶上来应付，先看折子户名，上写“馥记”二字，暗暗叫一声：“不妙！”
“请问贵姓？”
“敝姓毛。”
“毛先生跟兆馥先生怎么称呼？”
“朋友。”
“喔，毛先生请里面坐。”
“也好。”
姓毛的徐步踏入客座，小徒弟茶烟伺候，等坐定了，宓本常问道：“毛先生是代兆馥先生来提十万银子？”
“是的。”
“不晓得在什么地方用，请朱先生吩咐下来，好打票子。”
“在本地用。”
“票子打几张？”
姓毛的抬眼看了一下，慢吞吞地问道：“你是打哪里的票子？”
宓本常一愣，心想自然是打阜康的银票，他这样明知故问，必有缘故在内，因而便探问地说：“毛先生要打哪里的票子？”
“汇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