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人们的常识判断，斗越椒这一箭无论如何伤不到楚庄王，因为它在半路就会失去劲道，掉在池塘里。楚庄王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当他看到斗越椒弯弓搭箭的时候，心里一点也不紧张，等到他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那箭已经“嗖”地一声，射穿了戎车的车辕，牢牢地钉在战鼓的鼓架上。
楚庄王冒了一身冷汗。斗越椒一箭不中，又射一箭。这一箭再次射穿车辕，而且将戎车的车篷射穿，不知所终。楚庄王再也受不了了，连忙下令全军撤退，避其锋芒。
当天夜里，楚庄王派人在大营中巡视，安慰士兵说：“当年先君楚文王讨伐息国，在息国的大庙中获得三支长箭。斗越椒偷走了其中两支，已经射完了，没什么好怕的了。”
这话连楚庄王本人都不太相信，但是对于鼓舞士兵们的士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天一早，楚庄王率领全军扑向斗越椒的部队，将斗越椒和他的若敖之卒全部消灭。
关于这一战，《左传》的记载可谓简之又简，仅有“（楚庄王）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干巴巴的九个字。但是，在后世人的杜撰中，这一战却是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出现了一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神箭手养由基，与斗越椒两人隔着一条河比赛射箭，结果养由基轻而易举地将斗越椒射死，为楚庄王平息叛乱立下了头功。
既然是杜撰，我们姑妄听之罢。值得一提的是，养由基这个人物，在《左传》的记载中，还将多次出现，毕竟不是凭空捏造的人物。
通过皋浒之战，楚庄王彻底清除了若敖之族对楚国政局的影响，对稳定楚国内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想当年，子文在临死之前劝自己的族人远离斗越椒，可谓有先见之明。但是，在斗越椒当上令尹之后，若敖之族非但没有逃离楚国，反而助纣为虐，帮助斗越椒囚禁和杀死蒍贾，走上了叛乱和分裂楚国的道路，因此才会有灭族之灾。
若敖之族也并未因此完全绝后。斗越椒举兵反叛的时候，若敖有一位后人，名叫克黄，时任楚国的箴尹（官名），被楚庄王派去出使齐国。回来途中，他听到斗越椒反叛和战败的消息。跟随他的人都说，不能再回楚国去了。克黄说：“抛弃君主的使命，这样的人谁敢收留？君主就是天啊，获罪于天，哪里有地方可以逃逸？”于是从容回国复命，然后跑到司法官那里去听候发落。
克黄的行为使得楚庄王相当感动，他不禁又想起子文担任令尹期间为楚国所作的重大贡献，说：“如果连子文都无后于楚国，我们又如何能够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建设楚国的美好明天呢？”于是网开一面，让克黄官复原职，并且给他改名为生，生生不息的生。
在这之后，一个名叫蒍敖的人登上政治舞台，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蒍敖又被称为孙叔敖。在历史上，“楚庄王加孙叔敖”这对组合的名气，并不亚于“楚成王加子文”组合。
外戚干政：外公政治
公元前608年，在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之后，鲁文公的儿子公子倭终于登上了鲁国君主的宝座，成为了历史上的鲁宣公。
春秋时期，子以母贵。儿子的地位取决于母亲的地位，而母亲的地位取决于两点：一是她的娘家的地位，二是她在夫家的受宠程度。而前者往往又决定后者，也就是说，一个女人的娘家地位高，她在夫家自然容易受到尊重和宠爱，这是政治婚姻的本质决定的。
母亲的娘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公家。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中能否脱颖而出，成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公的地位与实力。而外公们（有时候是舅舅们），大多也热衷于关心和干涉女婿家的内政，替自己的外孙撑腰打气，帮助他们争权夺利，这就导致了春秋时期独特的政治现象——外公政治。
遥想当年，郑庄公的儿子世子忽因为屡次拒绝齐僖公的好意，没有娶齐国公主为妻，结果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外援，继承君位没几天就被自己的弟弟公子突赶下台。而公子突之所以抢夺世子忽的君位，更多则是因为公子突的外公——宋国的权臣雍氏家的主导与谋划。世子忽和公子突兄弟阋墙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外公政治的现实性。
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去世。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赵盾为此大会诸侯，动员了兵车八百乘讨伐邾国，要为捷菑讨回公道——这是外公政治的又一典型案例。
公子倭本来无权继承君位，他的母亲敬嬴只是鲁文公的小妾，也没有实力雄厚的娘家作为后盾。而且，鲁文公的嫡妻姜氏是齐国的公主，所生的儿子公子恶早就被立为大子。站在外公政治的角度，公子倭与公子恶竞争，毫无胜算。可是，敬嬴是个有心计的女人，早早就搞掂了鲁国的权臣公子遂，获得了公子遂的支持。公子遂跑到齐国，和新上任的齐惠公达成一笔交易，居然使得齐国抛弃了公子恶这位外孙，转而支持非亲非故的公子倭，使得公子遂可以放心大胆地干掉公子恶，将公子倭扶上君位，也算是外公政治中的小概率事件。
根据公子遂和齐惠公达成的交易，公元前608年正月，鲁宣公正式即位的当月，就派公子遂为迎亲大臣，前往齐国迎娶齐国公主为妻。
先君鲁文公尸骨未寒，便急急忙忙给自己办喜事，鲁宣公此举在当时无疑受到舆论的谴责，后人对此也多持讥讽的态度。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是鲁宣公急于讨好齐惠公，以此换取齐国更大支持的实际举动，倒也无可厚非。毕竟，为了政权稳固，为了国家安全，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也是难免。
《春秋》这样记载：“公子遂如齐逆女。”逆就是迎接，女当然是齐国公主。接着又记载：“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至自齐，是当时习惯的语序，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自齐至，从齐国回来之意。
为什么去的时候称为“公子遂”，回来的时候称为“遂”呢？《左传》解释，是为了对齐国来的新夫人表示尊重。公子，是当时贵族通常的尊称，舍去公子的称号，则是尊重更为显贵的人。
以此为始，齐鲁两国迅速进入一个新的蜜月期。当然，这种蜜月关系并不对等，就像冷战时期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一般不对等。有大量史实为证。
同年夏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带着大量财礼访问齐国，请求安排齐鲁两国元首会晤，希望通过会晤这种形式，齐国正式确认鲁宣公政权的合法性——毕竟是通过“弑君”上台的，心里总想着寻求外交承认。
齐惠公收了鲁国人的贿赂，倒也不含糊，很快与鲁宣公在平州见面，承认了鲁宣公的诸侯地位。受宠若惊的鲁宣公回国之后，马上又安排公子遂再次访问齐国，专程对齐惠公表示感谢。不过，感谢不是一句话，要拿出实际的东西才行。同年六月，齐国人正式接收了鲁国的济西土地。说句题外话，以土地换承认，是从古至今对自身的合法性没信心的统治者惯用的手段。
公元前605年，今山东省境内的两个小国，郯国与莒国发生外交纠纷。自认为已经获得国际承认的鲁宣公配合齐惠公，想以大国的身份平息小国的纠纷，要求郯莒两国举行谈判，和平解决纷争。没想到，莒国人拒绝了调解。鲁宣公恼羞成怒，派兵进攻莒国，夺取了向城。对此，《左传》冷冷地评价说：“非礼也！”理由是，调停诸侯之间的矛盾，当以礼为之，而不能以乱为之。动用武力就是以乱冶乱，不可能达到解决矛盾、共享太平的目的。其实，鲁宣公并非不知道这些大道理，可是为了在齐惠公面前效犬马之劳，非礼就非礼吧。
公元前604年春天，鲁宣公又主动跑到齐国去朝觐齐惠公。这一去就呆了好几个月，直到夏天才回到鲁国。之所以住那么久，不是因为齐惠公好客，而是因为齐国的世袭贵族高固看中了鲁国的公主叔姬，要求齐惠公将鲁宣公强行留下来，商讨高固迎娶叔姬的事宜。
前面说过，国、高二氏世代为齐国的上卿，最早是周天子派到齐国去监管齐侯的贵族，身份非常显贵。可是，高固再显贵，也不过是卿一级的人物，和诸侯不能平起平坐。在等级观念相当强大的春秋时期，诸侯之女如果嫁给邻国的卿大夫，是相当没面子的事。鲁宣公很难答应齐国人这一无礼的要求。没关系，那就乖乖呆在齐国吧，不打你也不骂你，只要你坐坐冷板凳就行。到了夏天，鲁宣公终于投降，接受了高固的求婚，才被解除软禁，回到鲁国。
同年秋天，高固兴高采烈地来到鲁国，迎娶了他的新媳妇叔姬。高固这样做，倒是符合当时的婚礼习俗：诸侯娶老婆，派卿出境迎亲；卿大夫娶老婆，就得自己亲自出马了。三个月后，抱得美人归的高固又带着老婆回娘家行“反马”之礼。
所谓反马，也叫返马。春秋时期，卿大夫娶妻，女方乘坐娘家的车马到夫家来。成婚之后三个月，夫家将车留下，而将马送回其娘家，就是反马。据介绍，留车是新媳妇表示谦逊，不敢自认为必定能够得到夫家欢心而长久居住，一旦发生休妻事件，则将乘此车回娘家；而反马则是夫家接受新人，表示不至于发生休妻之事。
公元前602年，鲁宣公跟从齐惠公，带兵讨伐山东的莱国。莱国是小国，从地理位置上看，莱国位于齐国之东，而鲁国在齐国之西，莱鲁两国根本不搭界，也没有产生任何外交上的不愉快。因此，鲁国讨伐莱国，完全是为齐国效力。《春秋》记载：“（鲁）公会齐侯伐莱。”《左传》解释，之所以用“会”这个字，是因为齐鲁两国在这件事上没有共同利益。但凡出兵，如果有共同利益，就应该用“及”字，没有共同利益则用“会”。
由此可见，虽然有叔姬下嫁高固之辱，鲁宣公在齐惠公鞍前马后效力，仍然是积极得很，不敢有丝毫懈怠。鲁宣公这样委曲求全，对于加强齐鲁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保障鲁国的安全，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天下的霸主不是齐国，而是晋国。
自鲁宣公即位以来，只顾给齐国人擦鞋，竟然完全把晋国抛到了一边。晋成公上台，他没有前去祝贺，也没有派大夫代表他前去祝贺。这在当时是十分失礼的事。晋国人嘴上不说，心里却有了一个大疙瘩。
虽然现在的晋国与晋文公、晋襄公时期相比，国势已经大不如从前，但仍然是一个不容轻视的庞然大物。
晋成公即位之后，晋楚之间的争霸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郑国。公元前605年冬天，楚庄王刚刚解决完国内的斗越椒之乱，就派兵攻打郑国，企图将郑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公元前604年冬天，楚军再次入侵郑国，顺便与陈国签订了盟约。晋国则派荀林父为将，带兵救援郑国，同时讨伐陈国。公元前603年冬天，楚军连续第三年进攻郑国，终于迫使郑国臣服，与楚国签订了和平协议。公元前602年，郑国在大夫公子宋的主持下，又与晋国秘密谈判，背弃楚国而投入晋国的怀抱。于是，同年冬天，晋国在黑壤（地名）召开诸侯大会，重温霸主的旧梦。
一向不搭理晋国的鲁宣公这次冒冒失失地跑到黑壤，准备在中原各国诸侯面前露露脸。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鲁宣公一到黑壤，就被晋国人囚禁起来，连会盟仪式都没让他参加。直到鲁国人交出一笔贿赂金，晋国人才将他释放。
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脸，因此在《春秋》中记载鲁宣公参加了黑壤之会，而不写黑壤之盟。毕竟，堂堂一国之君遭到囚禁，未免太窝囊了。
公元前601年春天，鲁宣公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鲁国。
论面积，鲁国不是一个小国；论综合实力，鲁国在列国之中至少也可以排到前八强；而且鲁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政治身份，是周公的后裔，在列国中地位崇高。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的祖庙称为大庙，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而鲁国的祖庙也称之为大庙，享受与天子同等待遇；天子家里举行典礼，用八八六十四人的舞蹈，诸侯则只能用六六三十六人的舞蹈，而鲁侯也可以用六十四人之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体现鲁国的地位超群。可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本应受到尊重的鲁国却屡屡受到欺负，而且总是敢怒而不敢言，隐忍了事。
如：公元前694年，鲁桓公携夫人前往齐国访问，不但被齐襄公戴了一顶绿帽子，还被齐国人谋杀在车中，成为一桩离奇死亡事件的男主角。鲁国人对此事的态度之离奇，有甚于谋杀案本身。他们给齐襄公送去一份含糊其词的外交照会，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却回不了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很没面子，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云云。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同时，在当年的《春秋》记载中，也仅仅用“公薨于齐”四个字一笔带过。
没有比鲁国人更善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解自己的了。公元前613年，鲁僖公派兵吞并了小国项国，当时天下的霸主齐桓公大为震怒，在淮地会盟中将鲁僖公扣押起来。鲁僖公夫人声姜原为齐国公主，亲自跑到齐桓公那里说情，才将鲁僖公放回来。《春秋》连鲁僖公被扣押的事都不书，只写“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鸵鸟将头埋在沙子里，以为看不到敌人就可以躲避追捕；鲁国人则总是在历史记录中不经意地遗忘一些不开心的事。可见，早在鲁迅之前两千多年，阿Q的祖先们便已经很有阿Q精神。
公元前625年，鲁文公前往晋国朝觐晋襄公，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人为了羞辱鲁文公，只派了阳处父来见他。《春秋》记载此事，只用了区区“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可以理解，头埋到沙子里了嘛。
更近的事，是前面说的，齐国上卿高固为了娶鲁国公主，要求齐惠公将前来访问的鲁宣公强留了几个月。
有这些历史前科，可以想象，公元前601年，当鲁宣公回到曲阜的时候，曲阜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国君遭受外国的侮辱，倒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愤怒，没有人上街游行，没有人到使馆区示威，也没有人宣布要抵制晋货。鲁宣公安安静静回到公宫，继续当他的国君。
同年六月，一直扶持鲁宣公的公子遂在访问齐国途中病逝了。由于他对鲁宣公的贡献，或许也由于他与鲁宣公的母亲敬嬴的特殊关系，公子遂的葬礼被办得很隆重，采用了“绎”的方式。
所谓“绎”，简单地说就是连续两日祭祀，而且第二日之祭不用头日之牲，又新杀畜牲以祭。按照周礼的规定，绎是天子与诸侯之丧礼，卿大夫之丧礼只能用一日之祭。孔夫子对此批评道：“非礼也，卿卒不绎。”鲁宣公当然也知道这是非礼的行为，所以在祭祀的过程中，“万入去籥（yu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