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几经亡国之痛，一生际遇坎坷。因为聪明好学，为人正直，得到朋友的敬重，却又因为不愿趋炎附势，得罪权贵，忤逆世俗，招致种种非议；所著史书，叙事得法，有人因此称他为“良史”，将他与古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等人相提并论，又因为书中曲笔隐讳，记述失实，为当朝统治者隐恶扬善，备受后人责难。这位集褒贬、毁誉于一身的史学家，就是魏晋时期的陈寿。
陈寿(233—297)，字承祚，出生于三国时代蜀国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市)，历经魏灭蜀、晋代魏的社会变故，病死于西晋惠帝元康年间，享年65岁。
陈寿少年时代拜颇有名气的史学家谯周为师，学习历史。谯周认为他聪明伶俐，文采过人。这段学习经历对陈寿影响很大，所以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开始精读古代历史名著《尚书》、《左传》、《史记》、《汉书》，研究撰写史书的方法和体裁，并着手搜集、整理蜀汉地区乡邦人物事迹，在此基础上，写出了《益部耆旧传》十篇。同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陈寿也不例外地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出任蜀汉政权的观阁令史，主管文献档案工作。这期间，宦官黄皓专政弄权，许多官员都阿谀奉迎，唯独陈寿不这样做，结果多次受到贬斥。偏偏他又不肯向世俗低头，在父死居丧期间，不幸染病后，他不顾封建礼教约束，让婢女给他调治药丸。这下可招惹大祸了，人们议论纷纷，陈寿也因此被罢官；闲居在家。这已经是魏灭蜀、晋代魏之后的事。这样过了几年，经过爱才的晋朝中书令张华的推荐，陈寿先后担任过佐著作郎和著作郎的职务。在任佐著作郎期间，他受人委托，编写诸葛亮事迹，最后于公元274年，编辑成《诸葛亮集》24卷。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中国统一，这时陈寿48岁；开始整理三国史事。在他之前，记述三国历史的书，已有好多部，但都限于一国史事，或专记孙吴，或只写曹魏，而且蜀汉没设史官，国史缺而不录。陈寿利用自己曾是蜀国人，熟悉蜀国历史，又编过《诸葛亮集》、《益部耆旧传》，了解写史方法等得天独厚的条件，并参考关于魏、吴历史的其它著作，创造性地合三国历史为一书，最后撰成魏书、蜀书、吴书共65卷，定名为《三国志》。张华看到这部书，很欣赏，遂推荐陈寿任中书郎。权臣荀勖嫉妒张华，转而迁怒于陈寿，把陈寿从中央调到地方，担任一个地方的太守，陈寿借口母亲年老需要照顾，坚辞不就。母亲临终时，嘱咐他把她葬在洛阳，陈寿照嘱办理，又受到众人的指责，说他没有把母亲归葬原籍蜀中安汉，是不孝的表现，于是再次遭到贬抑。几年以后，朝廷调他任太子中庶子一职，还没来得及到任，就病死于洛阳。
陈寿很有才学，但身逢乱世，朝政腐败，权臣肆虐，生性耿直、不肯屈就的他，自然是很不得志。正如常琚在《华阳国志》里所说，陈寿所得到的地位、名望远远不能反映出他的才能，当时就有很多人为他鸣不平。他生平所著，除《三国志》外，均已亡佚。即便《三国志》一书，也是他死后，经了解这部书的有关官员的请求，由朝廷命地方官派人到他家里去抄录，保存于政府才得以流传下来的。
《三国志》完成后，得到的评价非常高。见到稿本的人都称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张华甚至把他与司马迁、班固相提并论，并且准备让他写《晋书》。当时有一个名叫夏侯湛的史学家，正在撰写《魏书》，待见到《三国志·魏书》以后，自愧弗如，主动毁坏自己的书稿而作罢。这足以说明当时人对陈寿和《三国志》是何等的推崇!我们只须看看《三国志》的编纂方法，就不难理解其中的道理。
前面我们讲过，陈寿之前，关于三国历史的著作已有不少，但都限于记述一国史事，这本身就说明，想写一本融三国历史于一体的史书，绝非易事。而陈寿写这本书，面临的困难就更大了。你想，要把一个头绪纷杂的时代，用长于人物传记的纪传史体归纳为一书，反映出历史的全貌，这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陈寿当时已做了晋朝的官，晋朝是承袭曹魏而统一全国的。在这种情况下，既要真实地反映出三国鼎立的历史面貌，不能任意贬低蜀、吴两国的历史地位，又要不触犯晋代魏而立这一政治现实，爱晋及魏，突出魏在三国中的特殊地位。为了处理好这种关系，陈寿熬费了一番苦心。首先，他摒弃了当时人写三国史以魏为主，附记蜀、吴的做法，独辟蹊径，采用三国历史并叙的体例，然后在体例形式上做了点手脚，让《魏书》居前，并给曹魏的几个皇帝分别加上“帝”字，而蜀、吴的皇帝只称“先主(刘)备”、“吴主(孙)权”，均不加“帝”字，以示区别，但在记事时一律按年叙事，与记魏帝的本纪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实际上还是把蜀、吴放在与魏同等地位的，而且书名也反映了他的这一意图：分署《魏书》、《蜀书》、《吴书》，以明鼎足三分之态势，全书又统署为《三国志》，这就如实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又让当朝统治者无把柄可抓。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对三国历史能够采用这样一个总揽全局的处理办法，足见陈寿是一位很有创见的史学家。另外，《三国志》的“列传”覆盖面很广，举凡三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艺、科技和学术思想领域的重要人物，都被网罗其中；文章简洁，文字精炼，常常着墨不多，就能把人物的神态和心态表现出来；人物个性鲜明，评价公允得当，这些都是备受后人称颂的《三国志》的优点。
《三国志》的优点固然不少，但它也有一些问题，引起后世的批评与责难。其中争议最大、责难最多的就是所谓“正统”问题。《三国志》明显是以魏为正统的，魏国的帝王都列本纪加以记载，蜀、吴的皇帝则只用列传记载。后人认为应以刘姓的蜀汉政权为正统，因为它是承汉朝而立的，魏为异姓政权，属“篡逆”。当然，也有人赞成陈寿的做法，如宋朝大史学家司马光。“正统”论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完全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这种争论在今天已毫无意义。后世对《三国志》的批评，意见比较一致和集中的是，没能据事直书，曲笔回护太多，替魏晋统治者隐恶溢美太过份了。这一批评，击中了《三国志》的要害。例如，魏国齐王曹芳被废黜一事，完全是司马师一手策划的，事前太后一点也不知道，《三国志·齐王芳纪》却记载了太后的诏令，历数曹芳无道不孝的罪恶，说明他应当被废黜。魏蜀之间的战争，凡魏国取胜的就大书特书，而蜀国取胜的，则一笔带过甚而只字不提。凡比种种，说明陈寿屈从于当权者的压力，替魏晋统治者隐恶扬善，这正是《三国志》思想性较差的具体表现。此外，《三国志》在叙述历史时，大肆宣扬天人感应和皇权神授的迷信思想，过分夸大英雄人物的作用，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反映了他在历史观上的局限性。没有给当时的名医张仲景和发明家马钧立传，更是不可原谅的疏漏。至于只有纪传而没有志，简洁有余，文采不足等等，都是《三国志》的缺陷。鉴于《三国志》的缺点也不少，现在史学界一般认为，《三国志》虽有很多优点，但比起《史记》、《汉书》要逊色得多，甚至不如范哗的《后汉书》。
值得一提的是，《三国志》问世后130多年，裴松之在旁征博引150多种书籍的基础上，为这本史书作注，写出了著名的《三国志注》，同为不朽之作。我们今天研读《三国志》，必须同时看裴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