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吴佛教源流》与上述记载有所不同，将告身分为六大告身和六小告身，即玉、金、颇罗弥三种六级，为六大告身；银、黄铜、青铜、红铜、铁、木六种六级，为六小告身。其中将颇罗弥告身分为大小二级，而银告身则不分大小二级。并说黄铜文字告身有十七种，赐予父民六族，青铜文字告身有一百零一种，赐予匠人和牧官。两相比较，可知《贤者喜宴》漏载了黄铜文字告身。
P．T．1089号卷子中载有赐给地方官吏的告身，其中有大红铜告身、小红铜告身、黄铜告身、小黄铜告身等，说明吐蕃后期铜告身亦分大小，这可能与吐蕃后期地方官职的不断增多有关，即告身制也有相应的变化。
告身制的实施是为了区分官吏的官品等级，及官员和平民的区别，以示尊卑，显示出了吐蕃社会之等级森严。不同的等级在法律权限及经济利益上享受不同的待遇，据《弟吴佛教源流》记载，大玉文字告身的大贡论的命价为一万一千两银子，小玉文字告身的中贡论、大内相的命价为一万两银子，大金文字告身的小贡论、中内相和大整事的命价为九千两银子，小金文字告身的小内相、中整事的命价为八千两银子，颇罗弥文字告身的小整事的命价为七千两银子。
敦煌吐蕃法律文献中对不同等级的命价
赔偿亦有明确的规定，如玉告身的命价为六千两，金告身的命价为五千两，颇罗弥告身的四千两，银告身三千两，黄铜告身二千两，红铜告身一千两。同样是一条人命，但命价因告身不同而有着极大差别。告身制的实行使吐蕃形成了很分明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同时，告身制也是王室对臣下的一种恩宠的表示，成为赞普奖赏臣下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自然获得高等级的告身，是臣下的荣耀，而且还可以世袭。作为地位的象征和笼络的手段，后来吐蕃也将告身赐给周边的藩属和部落，如南诏、于阗等国的君臣都曾受到过吐蕃赐予的告身。
十、制定法律
法律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吐蕃法律的出现、制定和完善有着历史的发展过程，而松赞干布时期藏文的创制使颁布成文法律有了可能。《大事记年》记载，公元655年（松赞干布去世后五年）大相东赞于“高尔地”写定了法律条文，这是目前所见有关吐蕃成文法颁布的最明确的年代记载，但并不排除吐蕃此前已有成文法。根据《贤者喜宴》的记载，松赞干布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条文。
1．《赤则本谢之法》
《藏汉大辞典》中释为“六六大计”，黄颢直译为《以万当十万之法》，但含义不明，又意译为《王廷、衙署、职官安置之法》。此法典的得名无考，已难以确知其名称之真实含义。
《赤则本谢之法》是吐蕃王朝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吐蕃王朝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各项制度，前面所述的吐蕃的官制、五如的划分、千户的组成、军队的军旗、军马、等级划分、告身制等内容均在此法典中，还有“六大决议法”、“六种标帜”、“六种称号”、“英雄六象征”等。其中，“六大决议”为：奉养主人，但还要交纳差税；压制豪强，保护雍昆（类似农奴阶层），“雍”阶层不能充当“告”阶层，妇人不参政；守护地界，平民的林园、田地中不准跑马；制服敌人，保护属民；修十善法，放弃非十善法。“六种标帜”为：宣布政令的标帜是小盒子，战事的标帜是军旗，地方的标帜是城堡，教法的标帜是神殿，勇士的标帜是虎皮，智者的标帜是告身。“六称号”
（其字面含义为“六外缘”）为：以虎豹誉勇士，以狐狸称懦夫，以神法誉高贵者，以织工和苯教称下等者，以告身誉智者，以小偷称坏人。“英雄六象征”为：虎衣、虎裙、大鞯（疑字通字，即马鞍下的褥鞯）、小鞯、豹皮、虎皮。
《赤则本谢之法》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吐蕃社会的各项制度。
2．《本色妥夏哇坚之法》
该法典的名称的真实含义不详，根据其内容，《藏汉大辞典》中译为“量衡标准”。这是有关度量衡方面的法律，详细规定了升、两、合、勺、钱、厘等计量单位的等位差。这部法典的制定，使吐蕃有了较为完善而统一的计量单位，对商业贸易、税收等方面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3．《王朝准则法》
包括十五种奖善惩恶的区别，具体内容是：“指出事情可行与不可行，克敌制胜国泰民安；治理内政保护臣民；为后世利益而推行正法；对显贵有缘者所讲的神法，则不讲授给不合器的贱民；密咒圆满乃成佛之因，勿将作财宝出售，而应铭记于心；如颂扬恶人则有损双方，因此勿令贱民为王侯；若不以虎袍褒奖勇士，则做英雄无意义；若不以告身奖励贤者，则后世将贤愚不分；善者当奖而不奖，今后谁愿做贤者？若不以狐皮侮辱懦夫，则何以区分英雄与懦夫？如不惩处恶者，则永远不会形成正念正知；当治罪者而不治其罪，则后患无穷；若使生身父母受苦，今生来世会得报应；如果虐待自己之弟子，则外敌会离间；如果虐待妻室，则内外家务及农事势必尽行废弃。”
上述十五条法又简称为不可行者三，褒奖者三，应诅咒者三，不应欺辱者三。
4．《扼要决断之法》
这是民事诉讼法，规定：“强弱双方如果争讼，待察其真伪之后，做出对豪强者不加羞辱，对弱者不令其沮丧之判决。”
因审判方法简单明了，故称《扼要决断法》。
5．《权威判决之总法》
由最高一级进行终审判决之法，全称是《犯罪双方同审权威判决之总法》，规定双方有罪按“优巴坚”案例判决。优巴坚案例其实是源自天竺佛经《贤愚经》中的故事，婆罗门优巴坚向某户主借了一头牛，当归还时，优巴坚将牛赶入主人院内，未打招呼而返回；户主虽见牛，但未拴缚，牛自后门走失。二人打官司诉至于国王前，国王判决道：婆罗门送牛而不语，因此割其舌；牛主人见牛而不拴，故当断其手。
此法典的基本精神是诉讼双方都有罪，则要给双方给予适当的惩处。
6．《内府之法》
诉讼双方均有理时，责令修好，使双方皆大欢喜。《贤者喜宴》也记载了一个案例，说某户主有子，刚生下不久，落入河中，被鱼吞食。时居于下游的另一人捕到此鱼，剖腹而得一未死之婴，遂予以抚养。先前的户主得悉后，起诉于国王审理，国王判决：双方轮流抚养此子，并为此子各娶一妻，所生之子双方各自领去。此子被称为“两种姓之子”，故此案例称为“两种姓”。这则案例故事亦源自天竺。
六法中的后三法属于诉讼法，但史书所载过于简略，具体内容，模糊不清。以上六法被称为六大法典，是松赞干布时期吐蕃最主要的法律。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王臣记》中对《贤者喜宴》的记述提出了质疑，《贤者喜宴》记载的《王朝准则法》中有“密咒圆满乃成佛之因，勿将作财宝出售”的规定，五世达赖认为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只有少量的密法，根本谈不上为财物而出售密法之事，指出松赞干布时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规定。另外，有关诉讼法规中的一些案例，源自于松赞干布以后翻译的佛经中，因此也有学者对这些法典制定于何时，提出了怀疑。当然有可能这些法规最早是松赞干布时期制定的，而之后又有不断的修订和补充，《贤者喜宴》所记有关案例、抑苯扬佛的内容等即属于后期修订的部分。
7．《纯正大世俗法十六条》
按《贤者喜宴》所载此法包括在《王朝准则法》之内，有些书中则单列之，各书所载详略不同。但均认为该法是以佛教十善法或十戒为依据而建立的，十善法是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嫉妒、不忿恨、不愚痴、不谎言、不巧辩、不两舌、不恶骂。《贤者喜宴》中《纯正世俗法十六条》的内容有如下：
（1）不准杀人之法，杀人者要赔偿死者的命价或损失。
（2）不准偷盗，盗窃三宝财物者赔偿百倍，盗窃国王财物者赔偿八十倍，盗窃平民财物者赔偿八倍（敦煌发现的吐蕃法律文献中规定的赔偿没有这么高）。
（3）勿淫法，规定对奸淫者罚金或断肢并流放。
（4）谎言者要割舌，或以神为证起誓。
（5）饮酒节制法，《新唐书·吐蕃传》亦载“饮酒不得及乱”。以上五法又叫佛教五根本法。
（6）奴隶不造反。
（7）不准掘墓。
《贤者喜宴》中将以上法律条文，称为“六大法规”或“七大法规”。之后说在十善法上加尊敬母亲、尊敬父亲、尊敬沙门和婆罗门、尊敬族中长辈、报答恩德、不欺骗他人为纯正世俗十六条法。
但接着该书中又罗列了与上述内容相似的十五条行为规范，分别为：虔信三宝，尊敬并报答父母恩德，知恩报恩，不反对并听从地位高的人的话，一切行为仿效上流，学习经典文字，相信因果并警惕恶业，对人不生损害心而有利益心，无论做何事必须正直，吃饭饮酒有节制而知羞耻，借债按期偿还，斗秤要公平，不干涉他人未曾委托之事，做事要有主见，对所发的誓言应视如生命。《贤者喜宴》中有关《纯正世俗十六条法》记载较为混乱，其具体的内容作者似乎并不明确。《西藏王臣记》中《十六条法》为：“敬奉三宝，修行正法，孝敬父母，恭敬有德，尊高敬老，诚爱亲友，利济乡人，心须正直，效法上流，善用财食，有恩当报，斗秤无欺，心平无嫉，不听妇言，私言善语，任重量宽。”
《纯正世俗十六条法》是将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有着鲜明的佛教文化色彩。
松赞干布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条文，对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及王权的维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十一、松赞干布去世
公元650年，松赞干布去世，一般藏文史书认为他享年82岁，但当代的学术界对此有争议，有人主张松赞干布享年34岁。
公元651年，吐蕃为松赞干布举行隆重的葬礼，葬于琼结的吐蕃王陵。松赞干布陵墓保存至今，墓的封土高如小山丘，上有松赞干布庙，供奉有松赞干布及其妃子的塑像。
松赞干布继承父志，将青藏高原上的大小部落皆统一在吐蕃王国之下，一个强大的政权开始在青藏高原上形成和崛起。把原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十分闭塞的地区，发展成为与外界广泛联系，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日臻繁荣的地区。松赞干布为此献出毕生的精力，他的光辉业绩使他成为最受后人称颂的吐蕃君主。吐蕃史家有一段对松赞干布的评价：在上君主英明要数赤松赞，在下臣相贤能要数东赞域松，君如天山福星高照，臣如大地承受万钧，势大国强之条件，一应具备。对外疆域向四方扩张，内政坚实雄厚，磅礴不衰；平民黔首贵贱平等，轻徭薄赋，安居乐业，逸度春秋。眷属之享受，施赐如愿。分清歹徒，关押暴民，贬斥亡命，压制恐怖，依靠忠诚，褒奖贤明，崇敬英雄，任用巫祝。仪善政高，众人幸福。
吐蕃以前无文字，此赞普时始出现。吐蕃之典章大法，大臣品位等级，大小官吏之权势，善行之奖赏，恶行之惩治，农牧计量之皮张与“朵尔嘎”，均衡物资之升、合、两等，吐蕃之一切纯善法制典章，都出自赤松赞赞普时代。万民感恩不尽，共上其尊号为松赞干布。
第六章 噶氏专权时期的吐蕃据载松赞干布的儿子贡松贡赞先于其父去世，继松赞干布之后，由其年幼的孙子芒松芒赞即位。显然芒松芒赞由于年龄的缘故，很难继承松赞干布的事业，但吐蕃却稳步地向前发展，原因是一个聪慧的家族噶尔氏在吐蕃历史舞台上挥动着指挥棒。
一、噶尔·东赞摄政及灭吐谷浑
贡松贡赞，据《红史》、《贤者喜宴》、《王统世系明鉴》等载，松赞干布与蒙妃赤江有子贡松贡赞，曾执政五年，死于父前，享年十八岁；《弟吴佛教源流》言享年十九岁；而《布顿佛教史》和《新红史》则言芒松芒赞是松赞干布之子，贡松贡赞是芒松芒赞之子，排序正好颠倒。查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无贡松贡赞执政五年之说，又按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世系表》载贡松贡赞之子是芒松芒赞，故布顿之说有误。
新旧唐书《吐蕃传》、《资治通鉴》皆言芒松芒赞即位时年幼，禄东赞相其国。《王统世系明鉴》、《汉藏史集》、《红史》、《弟吴佛教源流》、《贤者喜宴》言芒松芒赞十三岁即位，并说其享年二十七岁，生于狗年（650年），死于鼠年（676），《西藏王臣记》则不言十三岁即位，只说在位十五年，享年二十七岁。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载芒松芒赞于狗年（公元650年）即位，至公元676年鼠年去世，在位正好二十七年。因而如果承认享年二十七岁说，则十三岁即位说法不成立，如承认十三岁即位，则享年应是四十岁，享年二十七岁说无从成立。或主张芒松芒赞生于公年650年，即松赞干布卒年，是遗腹子，但如此则贡松贡赞不可能死于父前，而几乎是同年去世的。
我们已经多次提到噶尔·东赞域松，他同松赞干布一起为吐蕃王朝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在许多重大的历史场合中，他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堪称是吐蕃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松赞干布的事业因他而得以延续，史载：“东赞不知书，性明毅，用兵有节制，吐蕃倚之，遂为强国。”
芒松芒赞时期噶尔·东赞已经是位经验丰富、智慧卓绝的大相，故由他代摄朝政。
在吐蕃的制度建设等方面，噶尔·东赞有一系列的建树。公元652年，噶尔·东赞征服“洛沃”和“藏尔夏”二部。
公元653年，大相东赞全力整顿税务，制定“牛腿税”。畜牧业税收的颁布和实行，使吐蕃王朝能紧紧地控制畜牧业生产者，按期收取赋税，对居无常所的游牧部落的管理得到加强；同时又保证政府的收入，赋税制度也较之以前更加完备。此年由达延莽布支征收农田赋税，还任命布金赞和玛琼为象雄度支官。
公元654年，大论东赞于蒙布赛拉宗集会，区分“告”和“庸”，前者是指从军的武士阶层，后者指地位低下从事生产的人员，有的将“庸”直接译为奴隶。松赞干布时就曾经分过“告”和“庸”。同年噶尔·东赞进行了见于记载的吐蕃最早的一次户口清查，建立了户口册制，为征发户丁服劳役，征集兵马、粮草即所谓的大料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公元655年，噶尔·东赞写定法律条文，颁布成文法。看来噶尔·东赞懂藏文，《新唐书》说他不知书，显然是指其不懂汉文。公元656年，大论东赞于“赞木”
之玛尔地方征收牛腿税。公元657年、公元658年，大论东赞巡示“宁钟”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