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关系的发展
中美关系的发展
中美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逐渐恢复，美国解除对华某些制裁措施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友好关系发展。但是中美关系的发展还是不断受到某些反华右翼势力的干扰，中美之间存在阻碍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之一。美国政府一方面多次表示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和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另一方面又以《与台湾关系法》为借口继续和台湾发展实质性关系。从1990年以后，台湾的一些高层官员不断以各种方式访问美国。美国的政府高级官员也先后到过台湾访问。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行动尽管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但美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却更加猖狂。1992年7月25日，布什总统批准向。台湾出租海军舰艇。9月2日，他又宣布，将向台湾出售150架F—16A型和F—16B型战斗机，价值60亿美元。这严重违反了中美“八·一七公报”，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严重干扰了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使中美关系改善的步伐严重受阻。
1993年1月20日，在大选中激烈批评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软弱的克林顿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之后，在对华关系中强调“人权”攻势。1993年5月28日，他宣布延长中国1993年最惠国待遇一年，同时规定1994年度的延长附加7项人权条件。首次把人权问题同最惠国待遇挂钩。而布什政府在1992年9月曾否决国会通过的有条件延长1993—1994年度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议案。说明克林顿想在中美关系上采取干扰行动。果然，从7月以后，美国连续制造事端：美国声称中国出售M—11导弹给巴基斯坦违反了承诺遵守的导弹技术控制制度，宣布对华实施禁止出售卫星及其部件的贸易制裁；美国以中国货轮“银河号”可能载有运往伊朗的化学武器为借口在公海上强行搜查该货轮，从而制造了“银河号”事件；美国指责中国人权状况未有改善，又制造出中国不断向美国出口监狱劳动产品的事件；美国在中美纺织品贸易谈判中称中国有违规向美国出口纺织品的行为，威胁要削减中国对美输入纺织品配额；美国指责中国对1992年达成的中美保护知识产权及市场准入两个备忘录执行不力，限期中国在1992年12月31日之前进一步开放市场，否则将面临制裁等等。甚至还向国际奥委会施加压力，反对中国申办奥运会。中美关系再次面临倒退危险。
对美国单方面恶化中美关系的行为，中国政府表示强烈的抗议和抵制，并没有因此被美国的强权政策吓倒，而是继续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强权政治进行斗争。中美关系出现了继续下滑、全面对抗的危险趋势。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看到强硬政策行不通，决定将对华政策进行调整。承认“一个强大、稳定和繁荣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中美之间仍“有许多共同利益，没有理由搞不好关系”。9月中旬，国务院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的对华政策《行动备忘录》由白宫审议通过，制定一项以“全面接触”取代“全面对抗”的政策。此后，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传递改善关系的信息，并采取一系列主动行动，恢复向中国出售高性能计算机，商议两国军事高层官员互访和交流，派农业部长和助理国务卿访华，主动邀请江泽民主席出席西雅图亚太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时举行中美首脑正式会晤。
中国在这段时间，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中美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相互关系除直接影响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外，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重大影响，中国一贯重视中美关系，希望同美国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
1993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西雅图举行首脑会议。由于中美双方的努力，19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了90分钟的会晤，这是“六四”事件后中美之间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在中美关系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江泽民在会谈中强调：中美两个大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增加信任，可以在国际上发挥积极作用。双方都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双边关系问题，而且应该把它放在世界范围和未来来看。双方要以比过去更坦率的态度商讨和解决存在的问题。这次会晤是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折，此后双方的来往增加，关系有所发展。
1994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国会围绕对华政策中的“人权因素”进行了辩论。主张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变得极为重要”，进入中国巨大的市场已“刻不容缓”的一派占了上风，他们认为应把贸易同人权分开解决，对华政策应采取务实政策。美国国内政治这一重大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作出延长1995年对华最惠国待遇并将其同人权脱钩的决定。这是1993年9月之后美对华政策的又一重大调整，使最惠国待遇不再成为对华政策的核心问题。
1994年，中美关系出现改善和发展的势头。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都取得比较大的进展。中国有三位副总理（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和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经贸部部长吴仪、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访美。美国有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财政部长本特森、商务部长布朗、国防部长佩里等7位正副部长、2名助理国务卿访华。这种频繁的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少见的。特别是8月29日美国商务部长布朗访华，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先后会见了他。布朗这次访华期间，中美签订了工业合作框架议定书及13个行业工作计划，60亿美元的经贸合同，在复关、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人权等问题上均达成谅解，取得积极的成果。
但美国政府并未放弃对华政策中干涉中国内政的一面，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9月7日，美国国务院官员宣布，克林顿总统已批准对美国与台湾非官方关系的做法作某些程序性调整，为确保美国在台湾的经济、商业和文化方面的利益，美国政府将与台湾当局进行较高层次的接触，允许美台之间建立次内阁级对话，准许美台官员在除白宫、国务院以外的政府机构进行会晤，并将允许台湾在美国的机构由“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对美国肆意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政治行动，9月10日，刘华秋副外长约见美国驻华大使提出强烈的抗议。10月3日，中美两国外长在华盛顿举行会谈，钱其琛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采取的提高美台关系的措施表示严重关切。美国国务卿表示，美国将遵守美中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次日，中美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停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导弹扩散问题的联合声明》两个文件。
同年11月14日，江泽民在雅加达参加第二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了正式会晤。江主席提出双方在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共同确定指导中美关系的五项原则，以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克林顿表示同意江主席的看法，他认为两国高层次交往增加，经贸关系明显改善，两国关系得到恢复，现在两国关系更加密切了，我们有信心解决其它悬而未决的问题。
由于美国并未从根本上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两面政策，在处理中美双边关系中动辄使出大国主义的强权手法，所以1995年两国关系艰难曲折，问题丛生。新年伊始，两国的知识产权谈判陷入僵局，美国采取高压手段，以动用超级“301条款”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相威胁。中国也宣布了反报复措施。一场贸易战一触即发，最后经过两个月的谈判，在1995年2月26日达成协议，避免了两国经贸关系倒退。
同时，美国国务院先发表“人权报告”，指责中国人权状况“没有改善”，“继续存在侵犯人权的现象”，后又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反华决议案。但最后以一票之差被否决，使美国在国际上组织的“人权攻势”再次被挫败。
但美国右翼势力并没有放弃破坏中美关系的企图。1995年5月初，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允许台湾李登辉访美决议案。5月4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美国国会允许李登辉访美的决议案，是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行径。中国政府对此坚决反对。5月22日，美国政府抛弃不让李登辉以任何身份访美的承诺，宣布允许李登辉赴美进行所谓的“私人”访问，并为李登辉提供政治讲坛。这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采取的十分恶劣的步骤，打破了中美建交16年来一直实行的禁止台湾“高层领导人”访美的禁令。5月23日，钱其琛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他说：“近一个时期以来，美方不顾中方的一再交涉，在提升美台关系上越走越远，现在竟然发展到允许李登辉访美的程度。鉴于李登辉的身份，不管他以什么名义和方式访美，都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都改变不了美国纵容和支持台湾当局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事实。美国政府在几天前还郑重重申不允许李登辉访美，现在却背弃自己的承诺，采取了破坏中美关系基础的行动，后果将是严重的。”6月7日，李登辉到美国开始他的“私人访问”并发表政治演讲。这是台湾当局玩弄“弹性务实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起严重事件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动摇了中美关系的基础，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并在国际上造成恶劣的影响。
为抗议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的行径，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决定推迟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定6月对美国的访问。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李贵鲜和空军司令员于振武终止访问提前回国。推迟中美关于“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和核能合作问题的专家磋商。中国召回驻美大使李道豫，美国驻华大使任期届满回国，两国关系实际上降到代办级关系。使中美关系因美国的责任跌到1989年以来的最低点。
中国政府维护中国国家主权的决心和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强烈反应，使美国政府受到震动。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也不愿意全面恶化中美关系。从6月下旬开始，美国政府再三表示尊重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反对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不谋求“遏制”与孤立中国，希望同中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而未来的台湾“领导人”的访美，只能是“非官方的、私人性质的、罕见的和有一定理由的”。
8月1日，中美两国外长在文莱举行会晤，钱外长表示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是有原则的，这就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原则，其核心是台湾问题。克里斯托弗称，美国政府将在一个中国政策基础上处理台湾问题，美国政府反对台湾独立，不支持其加入联合国。8月底，李肇星副外长同美国副国务卿塔尔诺夫在北京就如何消除李登辉访美带来的严重后果举行政治磋商。10月24日，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乘参加联合国5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在纽约举行了会晤。江主席强调，影响两国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是台湾问题。克林顿表示，对中国孤立、对抗、遏制都不是选择，同中国保持建设性接触是唯一选择。美要同中国发展建设性伙伴关系。但尽管如此，美国舆论认为：“双方的分歧依然存在，最大障碍是台湾问题”。“会晤只不过是恢复信任的第一步”。
李登辉访美后，台湾当局肆无忌惮地推行“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政策。为遏制台独，反对分裂，1996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南海进行的军事演习沉重打击了台独分子的嚣张气焰，却引起了美国的所谓“严重关切”和“不安”，一方面指责中国采取“不必要和不顾后果的草率行动”；另一方面在3月中旬先后派“独立号”和“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特混编队进入台海附近水域，为李登辉等打气，并企图在军事上恫吓中国，造成双方严重对峙。中美关系又处于紧张阶段。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促使美国统治阶级内部加紧评估如何采取比较正确的对华政策。也使他们认识到过去几年对中国采取制裁、对抗的强硬做法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再坚持下去，美国将付出极大代价。从1996年5月以后，美国对华政策进行比较全面和深刻的调整。克林顿总统多次发表讲话指出，要从战略高度重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同中国进行全面接触而不是实行遏制政策，并首次提出美国对华政策三原则：支持中国发展成为稳定、开放、成功发展的国家；支持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在通过对话和接触解决与中国的分歧时，毫不犹豫地采取必要行动保护美国的利益。美国政府相应作出一系列姿态，不因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核技术而进行经济制裁，恢复美国进出口银行对华贷款担保。取消布什政府实施的对华防务技术出口禁令，向中国出售美国电信卫星。5月20日，克林顿在太平洋地区经济理事会第29届国际大会开幕式上宣布无条件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6月17日，中美知识产权磋商取得一致。7月6日至10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访华，向中国传递了美国准备积极改善关系、恢复两国首脑互访的信息。此后半年时间，中美两国高层官员和事务级官员磋商频繁。并在防止导弹和核技术扩散，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取得积极成果。11月19日至21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华时转达了克林顿总统决心在第二任期内致力于发展更加牢固的美中关系的表示。11月24日，江主席和克林顿在亚太经合组织马尼拉会议期间第四次会晤。克林顿强调，双方在很多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愿意同中国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商定，两国首脑在1997年和1998年间相互进行国事访问。
中日关系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