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会议对中国外交来说有重要意义，这是新中国首次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标志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的扩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坚定的反帝、维护和平的立场，和平的外交路线，直接给西方人民和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通过这次会议广交朋友，并导致了中英关系改善，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1954年6月17日）。这也表明，美国抵制中国参加重大国际活动的图谋遭到失败。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西藏地方和平解放。对旧中国时期，印度继承英国在西藏的殖民特权（如经营邮政、电报、电话，设有12个驿站，在亚东和江孜等交通要道驻有印度军队，派驻代表和贸易站等），中国政府原则上主张坚决废除。对不损害中国主权而合乎西藏实际需要的惯例，则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允许其保留。
1950年11月16日，中国外交部致印度驻华大使馆的备忘录中指出“中印在西藏的外交、商业和文化关系，也可以循着正常的外交途径获得适当的、互利的解决”。印度方面表示愿意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经过双方商定，印度政府代表团从1953年12月31日至1954年4月29日到北京和中国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关系问题上的谈判。
1953年12月31日，中印谈判的当天，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度代表团时，在讲话中首次提出按照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原则。印度方面同意以这五项原则为谈判基础。（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裴坚章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第107—108页）经过12次会谈，双方在1954年4月29日达成协议并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并互换了照会。
在这个协定的序言中，把中国提出的并经印度同意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互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次被载入国际文件之中。这个协定和照会中还规定印度驻亚东和江孜的军队撤出西藏，印度在西藏经营的邮电企业和几个驿站交与中国。中国和印度各在对方三城市互设商务代表处，规定了互相朝圣和通商贸易的方法。（注：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三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
中印协定的签订具有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它标志着印度正式承认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消除了中印关系中的殖民主义影响，废除了印度在西藏的特权。它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整体载人国际文件并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之一对以后国际关系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中印协定签订前后，适逢日内瓦会议召开。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总理在6月25至29日访问印度和缅甸。26日在印度尼赫鲁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周总理说：“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签订，不仅进一步加强了中印之间的友谊，而且体现了两国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这就提供了国际间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的一个良好的范例。（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三集，第109页）在第二天周总理给新闻记者的书面讲话稿中又写道：这些原则，不仅对我们两国适用，而且对于亚洲的其他国家以及对世界一切国家都能适用。如果这些原则在亚洲更大的范围内适用了，那么战争的危险便会减少，亚洲国家合作的可能便会扩大。在28日发表的“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和29日发表的“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三国领导人共同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就把1954年6月28日定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纪念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经提出，首先获得许多亚洲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广泛支持。例如越国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老挝首相克特、尼泊尔政府都表示支持。
1955年4月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领导人会议，共有16个国家的225名代表出席，在会议通过的决议声明中就表示“完全支持中印两国总理宣布并得到其他许多国家支持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构成了各国互相了解和和平共处的坚实基础。”（见《新华日报》1955年第5号，第54页）
在此之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传播到世界各大洲，特别是亚非拉各个刚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非常推崇，都表示对当代国际关系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从60年代以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被许多正式的国际文件和公约所采用。时至今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其广泛的被采用而成为当代国际法的基本内容之一，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1．会议召开前的形势
万隆会议又称为第一次亚非会议，是在战后世界帝国主义遭到严重削弱、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促成的。战后10年间，一大批亚非国家摆脱了长期的殖民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中朝人民抗美战争和印度支那人民抗法斗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大大鼓舞了当时仍处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压迫和剥削下的国家和人民。在非洲大陆出现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形势，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爆发了反帝武装斗争，影响很大。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很多国家中也出现了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奴役的群众运动。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正在到来。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并不甘心侵朝战争的失败和在印度支那殖民战争的失败。美国为实现其称霸全球的战略计划，积极策划在亚非和太平洋地区建立军事集团，搞反华包围圈。美国并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在台湾海峡地区制造紧张局势。英国仍在亚非保有、控制着新加坡等战略据点。法国派大军镇压北非的民族解放运动。甚至一些小的殖民国家，如比利时、荷兰也在控制前殖民地，干涉刚刚获得民族解放国家的内政。
在这样的形势下，广大亚非拉国家如何团结起来，互相支持，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进攻就成了紧迫问题。亚非会议正是在广大亚非国家迫切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团结起来反帝、反殖、支援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和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愿望推动下召开的，反映了亚非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在国际事务中独立地发挥自己的作用的坚强决心。这是战后国际关系中出现的带有历史性影响的倾向。
2．会议的召开
亚非会议的发起是在1954年4月28日至5月2日举行的科伦坡会议上首次提出的。最早的倡议国是印度尼西亚。但由于印度政府的消极观望态度，这次会议未提出具体建议，只表示了意向。但亚非国家对召开亚非会议的建议表示了广泛的欢迎。9月，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印度，印度总理尼赫鲁才表示支持亚非会议，但从他的狭隘心理出发又提出不邀请新中国参加。10月下旬，尼赫鲁到中国访问，得到友好接待，他的态度有了变化。12月28日，在印尼茂物举行的南亚五国总理会议上，讨论了召开亚非会议的问题，在关于是否邀请中国问题上，印尼、缅甸主张邀请，印度也改变了态度，只有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反对，但印尼和缅甸坚持自己的意见，缅甸总理吴努甚至表示，如果不邀请中国，缅甸就不出席会议。最后，巴基斯坦、锡兰（斯里兰卡）以邀请日本为条件同意邀请中国。这样，在1955年1月15日，印尼总理就致电中国等25个国家邀请出席4月18—25日的万隆会议。并在备忘录中指出：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对亚非人民具有特别厉害关系的有关民族主权、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就增进亚非各国间友好睦邻关系和社会、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