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城至洛阳八百里，宛城至新城一千二百里。
孟达的计算公式是：800×2+1200
就是说，司马懿若前来讨伐，须先得派人去洛阳“表奏”，待得到魏主的“手令”，才能向新城发兵。于是孟达认为，至少需要“往复一月间”，才能行完这两千八百余里的行程。到那时，“城池已固，诸将皆在深险之地。司马懿即来，达何惧哉？”
司马懿的计算公式却是：（2800-800×2）÷2。
就是说，司马懿决定先斩后奏，直接发兵前往新城，省去了往返洛阳“表奏”的时间，并且严令部队“一日要行二日之路”，结果仅用八天就赶到了出事地点。
孟达由于作战指导思想上的失误，造成了对敌情的错误判断，结果导致了他在数学计算上的“时间差”。这一教训，应特别引起我们的深思。
读古看今，我们在现代的商业战场上，更应该具备卓越的策划能力，用来创造一个新的格局。成大事者要杜绝在时间上的损失，积极努力地创造一个好的策划方案。
想象力能造就大事业
想象力这种天赋，是人类创造活动的最大源泉，也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毁坏了这种天赋，人类将停滞在野蛮的状况中。因此，一个人一生的成就，全归功于他能建设性地、积极性地利用想象力。
一个人要想做成大事，就要突破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思想，充分发挥想象力，时时在大脑中闪现“金点子”。
日本的“电子之父”松下电子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富有智慧、善于洞察未来的成功人物，每当人们问及他成功的秘诀时，松下幸之助总是淡淡一笑说：“靠的是比别人稍微走得快了一点。”
1917年，松下幸之助在确立自己事业的方向时，靠的就是这种强烈的超前意识。严格地讲，松下幸之助能同电器结下不解之缘并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他的祖上经营土地，父亲从事米行，而他进入社会首先是涉足商业，所有这些都与电器制造相隔甚远，况且有关电的行业在当时只是凤毛麟角。
然而，他深信电作为一种新式能源，给人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欲望。灿烂的电气时代如同电灯一样将会照亮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因此投身电器制造，也一定会前途灿烂。
尽管在创业伊始。他就受到挫折和打击。然而，这种超前意识使他具有了坚强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正是由于“稍微走得快了一点”才使得松下电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又恢复了新的和平。遭受战争创伤的日本人民，在新的和平环境里又重新燃起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睿智的松下幸之助又“超前”地看到“新文明”将带来世界性的“家电热”。对于“松下电器”，既是一次发展壮大难得的机会，也是一次艰巨而又严峻的挑战。
松下幸之助正是凭借着“稍微走得快了一点”，大刀阔斧地进行机构调整和技术改革，从而使松下电器在新的挑战前景下得以长足发展。
上世纪50年代，松下幸之助第一次访问美国和西欧时发现：欧美强大的生产主要基于民主的体制和现代的科技，尽管日本在这方面还相当落后，然而这一趋势将是历史的必然。
松下幸之助正是把握住了这一超前趋势，在日本产业界率先进行了民主体制改革。政治上给予产业充分的自主权，建立了合理的劳资体制和劳资关系。经济上他改革了日本的低工资制，使职工工资超过欧洲，接近美国水平，并建立了必要的职工退休金，使员工的物质利益得到充分满足。劳动制度上实行每周五天工作日，这在当时的日本还是第一家。
松下幸之助认为：这一改革并非为了单纯增加一天休息，而是为了进一步促进产品的质量，更好的休息才有更出色的工作效率。只有这样，生产才能突飞猛进，效益才能日新月异。
“时势造英雄”，被改变了的环境就是一种新的时势、新的发展机遇。无论是地理环境、交际环境，还是职业环境、人文环境，每一次改变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经验证明，许多创造性的想法是在不经意时就如黎明前的曙光一样突然产生，使自己的思想焕然一新。不过，开始时如果没有有意识的思考，创造性的思想也不会自动降临，这些事实证明了一个结论：为了接受“灵感”或“预感”，一个人必须对这个特殊的问题给予关注，或寻求解答，有极端的兴趣。在这个问题上尽力收集所有的资料，并考虑所有可能的行动，而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遇到问题，要想得到圆满的解决，就必须尽力想各种方法，焦急、暴躁、忧虑都是无济于事的，只会阻碍问题的解决。
大家都知道，爱迪生在找不出问题的答案时，总是躺下来小憩片刻，而非坐立不安。
达尔文告诉我们，当他写《物种起源》时，努力地思考几个月也想不出一个问题，其后，总会有一个直觉突然闪进脑际。他说：“我还记得，当我坐马车在路上走时，突然有一个令人兴奋的答案自动跑来找我。”
罗素说：“我发现，如果我要写比较深刻的题目，最好的方法是努力地加以构思，尽我所能地用几个小时或几天来构思，最后再命令自己不去想它，任它在暗地里自行滋长，几个月后，当我再想这个题目时，却发现文章的内容已经全部完成了。以前我没发现这个办法，老是因为没有进展而连续忧愁几个月。忧愁并不能解决问题，那几个月的忧愁等于白费。现在我可以将这几个月用在想其他的问题上了。”
从旧模式到新模式的转换，意味着用全新的视角、全然不同的新方式来思考原有的问题。要转换成为新的模式，就要改变以前对工作的看法。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相信休闲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事，和我们以前所从事的任何工作一样有价值。纯休闲的生活并不一定一点好处都没有。休闲并不意味着就孤独地锁在家里，在充满了无聊的电视肥皂剧生活里虚度。在休闲的国度里，我们的生活其实可以变得很有意义。
生于春天的松鼠没有经历过严冬，但一入秋，便会匆匆忙忙地囤积果核，准备冬天时食用。小鸟不用教就能筑巢，不用教就能飞行。候鸟能飞行数千里，甚至飞过汪洋大海，它们没有报纸或电视的气象报告，也没有先驱者或探险者的经验指引，然而它们却知道寒冬何时来临，甚至也知道数千里外温暖气候的正确地点。
经过分析后，发现这类动物的“本能”可以成功地帮助它们对抗环境。因此可以简单地说，动物有“成功的本能”。
可是，我们却忽略了人类也有成功的本能，而且比动物的更加神奇，更加复杂。
上帝并没有虐待人类，相反地在很多方面特别赐福人类。
动物对于目标不能任意加以选择，它们的目标（自保与繁殖）可说是既定的，它们的成功机能也仅局限于这类既定的目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本能”。相反，人类拥有动物所没有的东西——创造性的想象力。因此在万物之中，人类不仅是物，而且是造物者。惟有人类才能利用想象力去导引成功机能。
我们经常认为，只有诗人、发明家等才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其实，做每一件事时，我们的想象力都是具有创造性的。为什么想象力能推动创造机能呢？历代伟大的思想家都无法找到答案，但他们皆承认这一事实，而且能加以利用。
拿破仑说道：“想象力可统治整个世界。”
格林·克拉克也说过：“人类所有天赋之中，最像神的就是想象力。”
想象力这种天赋，是人类创造活动的最大源泉，也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毁坏了这种天赋，人类将停滞在野蛮的状况中。因此，一个人一生的成就，全归功于他能建设性地、积极性地利用想象力。
统观全局不碍明察秋毫
“百智之首，知人为上；百谋之尊，知时为先；预知成败，功业可立。”这是成大事的首要条件。
成大事者既能高瞻远瞩，又能明察秋毫。
“百智之首，知人为上；百谋之尊，知时为先；预知成败，功业可立。”这是成大事的首要条件。
所谓知人，就是善于了解人，有知人之明。
所谓知时，就是善于洞察世事，能够掌握做出决断的条件。
所谓知成败，就是能够根据上述两个方面，对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做出预测，并同时为取得最好结果而积极准备。
《孙子兵法》里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海战必败。”这可谓是古往今来战争经验的总结。
“知彼”的情形十分复杂，包括对对方的将帅、士气、作战能力、所处形势等所有方面的综合了解。
如果说“知彼”难的话，“知己”就更难，所谓“当局者迷”，人们往往很难对自己做出客观的了解和评价。如果既能客观地评价自我又能全面地了解对手，那么就会无往而不胜了。
但在“知彼”的诸多方面中，了解彼方主帅的性格、谋略、为人、心态、志向等因素恐怕是十分重要的也是首要的。只要能吃透对手，对他的意图了然于胸，那主动权也就牢牢在握了。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政治家，他们往往有如神算。实际上，他们也是平凡普通的，只不过善于根据社会形势、人事去分析得失成败以及各种力量的对比发展罢了，所以，高瞻远瞩就成了统治者必不可少的素质。
因此，中国在政治预测方面的智慧是相当发达的，但具体的世事变化之后，总有一定的发展规律，把握了规律就能有正确的预测。从人在社会中的生存来看，不外乎从社会发展、形势变迁、人事转化三个方面入手。
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可谓有知人之明，亦有政治家的才干。他在派大将钟会和邓艾伐取蜀国时，做了一番细致独到的分析，可谓把钟会和邓艾紧紧地捏在手心里，不论二人反与不反，都逃脱不了司马昭的控制。
当初司马文王（司马昭）想派遣钟会征伐蜀国，下属邵悌求见文王说：
“臣认为以钟会的才能不能担任征伐蜀国的重任，更不可让他统率十万军队，否则只怕会有不测，请您再考虑考虑别的人选。”
文王笑着说：“我难道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吗？蜀国给天下兴起灾难，使黎民不得安宁，我现在讨伐它，胜利如在指掌之中，而众人都说蜀不可以征伐。
“人如果犹豫胆怯，智慧和勇气就会丧失干净，智慧和勇气都没有了，即使这样的人勉强去了，估计也打不了什么胜仗而只会大败而归。
“只有钟会与我的主意相同，现在派钟会伐蜀国，一定可以灭亡蜀国，灭蜀之后，即使发生了你所顾虑的事情，他又能做什么呢？凡败军之将不可以同他谈论勇气，亡国的大夫不可以与他谋划保存国家，因为他们心胆都已吓破了。
“倘若西蜀被攻破，残留下来的人都已震惊恐惧，就不足以与他们图谋起事了；中原的将士各自思乡心切，就不肯与他同心了，倘若作乱，只会自取灭族之祸罢了。所以你不必对这件事感到担忧，只是不要把我的这些话再告诉别人了。”
等到钟会禀告邓艾有反叛的迹象，文王统兵亲自西行征讨，邵悌又说：
“钟会所统领的军队超过邓艾五六倍，只要命令钟会逮捕邓艾就可以了，不值得你亲自领兵去。”
文王说：“你忘记了前一阵子你说的话吗？怎么又说可以不必我亲自去呢？虽然如此，我还是应当以信义对待他人，但他人也不应当辜负我，我怎能先对人家产生疑心呢？近些日子中护军贾充曾向我说：‘是否有些怀疑钟会？’我回答说：‘如果我派遣你去，难道又可怀疑你吗？’我一到长安，事情就会自行结束了。”
司马昭的军队到长安时，钟会果然像司马昭所预料的那样，已经死去了。
司马昭深知二人必反，但又派二人前去，这是利用其勇。的确，如果不是邓艾出奇兵从阴平小路偷袭成都，蜀国还不知道何时才能攻破。正是由于邓艾和钟会两人的内外夹攻，蜀国才破于一旦。但二人皆有反心，必然相互牵制，所以钟会先是逮捕了邓艾宣布反叛，然后又被部将所杀，邓艾亦被乱兵所杀。
二人取了成都，却又拱手送给了司马昭。即使钟会在蜀地反叛成功，司马昭也不怕，因为他早已断定，蜀地人心不可用，钟会成不了大事。
况且司马昭听到钟会报告邓艾反叛的消息，即起大兵西去，众将不解，其实司马昭用意不在对付邓艾，而在对付钟会。可以说司马昭实在是计出万全了。
人们常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句话与我们俗语中的“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意思相近，即人们为达到一定的远期目标，有时候需要放弃一点眼前的利益。
春秋时期的秦晋关系也很有意思。今天还有一句话，叫做“永结秦晋之好”。实际上，秦晋两国总是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有时还会大打出手，弄得亲戚成了仇家。
晋国曾经一度动荡不安，国君屡有变动，持续了将近20年，直到重耳成为国君才安定下来。
晋公子夷吾在秦国，想借助秦国的力量回晋国即位，于是发生了下面一段故事：
晋国人裋芮让晋公子夷吾厚贿秦国，以便让秦国帮他回国即位。裋芮说：“别人把国家都占去了，我们还爱惜什么钱财？回国后能得到民心，贿赂些土地又算得了什么！”夷吾听从了。
于是，齐国的隰朋率军队会合秦军送夷吾回晋国即位，夷吾就是晋惠公。
秦穆公对裋芮说：“公子依靠的是什么力量？”
答道：“下臣听说逃亡的人没有党羽，有党羽就一定有仇家。夷吾小时候不喜欢玩闹，能够争斗但很有限度，长大后这个脾性也未改。至于其他方面我就知道的更少了。”
穆公又问秦国大夫公孙枝说：“夷吾的位子能够稳固吗？”
公孙枝回答：“下臣听说只有合乎准则才能安定国家。《诗经》上说：‘无知无识，适应自然规律。’这说的是文王。又说：‘不弄虚做假，不残害人民，就很少有不合乎典范的。’不爱玩闹也不爱争斗，个性自然是少猜忌也不争强好胜。现在他的话里边既猜忌又好胜，要安定国家，恐怕很难呀。”
秦伯说：“猜忌多怨恨，又怎么能成功呢？正好可以为我所利用。”
穆公是一位很有头脑的国君，他不立好的反立一个坏的，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坏国君搞垮晋国，夷吾回国果然是弄得天下大乱。
鲁僖公十四年（646年）冬，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请求粮食援助，晋国不给。
晋大夫庆郑说：“前年晋国灾荒，秦国救济了我们大量的粮食和钱财。现在我们不去救援他们，就应该算是幸灾乐祸，忘恩负义。我们忘恩负义，就会失去亲附的人。幸灾乐祸，是没有仁义；爱惜财利是不祥，激怒邻邦是不讲义气。这四种德都失掉了，凭什么保卫国家？”晋大夫虢射也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八字进谏。
庆郑说：“背弃信用，背叛邻邦，谁来周济患难？不讲信用，祸患必至；失去后援，必定失败，一定会应验的。”
虢射说：“即使支援秦国也不会减轻对我们的抱怨，反而会助长敌人的力量，不如不给。”庆郑曰：“忘恩负义，幸灾乐祸，是百姓所唾弃的。亲近的人还会因此结仇，何况冤家敌国呢？”晋惠公听后依然不予理睬，仍是一意孤行。庆郑退出宫室，说：“国君肯定会为此后悔的。”
当初秦国送晋惠公回国即位的时候，秦穆公把贾君托付给他，并且叮嘱：“让中公子都回国吧。”晋惠公曾答应送给中大夫器物，不久也违背了诺言。他曾许诺秦穆公送给秦国黄河以外的五座城邑，东到虢略城，南及华山，还有黄河之内的解梁城，也没有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