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尹志国家里要账的责任，落在了刘永行的肩上--这显然是因为刘永行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但是刘永行赶到尹家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副投机失败后的凄惨景象：尹志国已经好几次想要自杀了，而他的妻子跪着求刘永行放过他们一家的性命。
面对这样的家庭，刘永行无言以对。20世纪80年代初，不要说尹志国不懂什么杠杆率，连刘永行他们也不懂，但这两家的生意却实实在在地撞上了高杠杆率带来的高风险墙上。他们两家同时毁在了由致富心切带来的信用交易扩张上，刘家的生意做大，很大程度上依赖农民把种蛋赊卖给他们这一环节上，而尹志国则玩得更险，他想的是无本生利。实际上就算尹志国没有用雨布蒙死小鸡，他的“资本游戏”也基本上是要出问题的，因为他得保证在买鸡、贩鸡的过程中，鸡不死、不碰到骗子、钱都顺利地收回。如果说刘家兄弟在鸡生蛋和蛋孵鸡的过程中还能控制风险的话，那尹志国基本上不可能做得到控制住风险，相对于他的知识而言，他玩得太大了，更何况他是一点本钱也没有的空手套白狼。
但损失却落在了不知情的刘家兄弟身上，这边是一个贫苦农民的要死要活，而另一边是大规模的种蛋赊欠--育新良种场已经开始把订单转入了操作。最为要命的是尹志国订鸡的时令是夏天，除了他订走的1000只小鸡外，良种场里为他这样的订单买的几万只种蛋正在陆续孵化成鸡。除非让它们都死亡，否则良种场必须每天用几百元的饲料养着它们--当年的社会平均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在工作的三兄弟一个月工资加起来还不够良种小鸡一天的饲料钱，另外孵这批鸡的种蛋钱也还欠着。
在挫折面前，要么一蹶不振，要么脱胎换骨。而事实是这个过程成就了刘永行，使他迈出了成为真正商业领袖的第一步。此时在四兄弟的讨论过程中，悲观者已经提出了逃走的想法，甚至产生了逃亡目的地是选择新疆还是西藏的争论。因为这个事件的打击面实在太大了，有相当数量的农民都出于信任而让他们赊种蛋，而且钱的数量实在也不小。
怎么办呢？
早期创业的刘家兄弟自然不会想到可以用银行贷款来渡过难关，事实上当时也没有银行贷款可用。稍稍晚一些的创业者就可以得到银行贷款了--其实刘家兄弟本有土地和设备可以抵押。如果把这批鸡养大成为成品鸡，他们靠自己也并不是卖不出去。但当时这个条件不成立，没有银行会为这家小企业提供贷款，他们必须在限期之内把鸡变成钱。
事实上，创业者从来都是在有限的条件下行事的，而此时就需要四兄弟靠实践去摸索和创新了。刘家兄弟不得不打破惯常的做法，他们先是试图在他们创业的古家村周围把小鸡卖掉，但做不到，因为农民夏天都在农忙，没有人在此时养小鸡。最后的解决方案是刘永行提出来的：把小鸡卖到城里去。
推销的考验
这应该是刘永行第一个逆向思维产生的想法，在他之后的经商过程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这种逆向性思维在闪亮。对于创业来说，逆向性思维常常能产生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把小鸡卖到城里去，这在今天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城市里没有人会养小鸡。但当时由于居民的收入低，生活困难，加之多数人住的是平房，所以养一两只鸡的人家还为数不少。在当时社会分工不细化、经济条件差的情况下，家养的鸡蛋被很多人家视为重要的滋补品。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刘永行的这种想法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但是真正做起来又谈何容易。刘永行所谓的把鸡卖到城里，实际上是要去成都卖鸡。从时间上看，这是一个好机会，因为是夏天，在电教队任职的刘永行可以利用暑假的空余时间去卖鸡。但刘家兄弟创业所在的新津县与省城成都之间隔着一个双流县，就算是现在从高速公路驾车去也要整整一个小时。已经下海的陈育新要照顾良种场的日常管理，卖鸡的工作只能由刘永行自己来完成了。
新津县城里有很多人问过刘永行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大学生去卖鸡，叫卖声你喊得出来吗？事实上刘永行多年之后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当时他考虑的是如果他们倒下，那么父母多年积累下来的人际权威和他们兄弟的一生也就完了。他们兄弟还年轻，还要做人，所以一定要生存下去，也就由不得人喊不喊了。
如果我们稍稍留心一点的话，可以很轻易地发现，企业的经营者中，销售出身的会特别多一些，这种规律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销售其实是特别考验人的一种职业。刘永行之所以能最后成就他的事业，成都卖鸡这一段是特别重要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是，一定要给客户，也就是买主算笔令他满意的账，这样交易才能特别顺利地进行。在成都卖鸡的这一段过程中，他就是这样做的，每有一个买主，他就给人家算养鸡的账，养一只鸡，你的花费是多少，你又能得到多少。事实上，城市人家养鸡的额外花费几乎是没有的，因为每天的剩菜剩饭就足够养活它了。养鸡的好处几乎不言而喻，花几块钱买只鸡雏，家里既有鸡蛋吃，还有成鸡可以待客。
同是推销，有了这一点差异，刘永行成了成都水门市场上生意最好的卖鸡人，而同时，他又是最为节省的交易者。每天最早去市场，最晚离开，出来之后还要走街穿巷地卖一会儿，住的是十几人睡的大通铺旅馆，他还必须把卖剩的鸡装入篮子挂起来，因为旅馆里有老鼠，得防着老鼠把鸡咬死。
2008年的中国，流行着一部描写新时代创业者的电视剧《奋斗》，里面的一些细节如果让刘永行看到了，不免要笑掉大牙。电视剧里的红男绿女们整天谈情说爱，???笑间就把事业做成了。而事实上，不管是技术创业还是像刘永行这样白手起家，效益从来都是省出来的。创业其实是世界上最为艰难的工作，创业上的成功并不在于你运用了多先进的技术，或者想到了新点子。世界上有的是聪明人，当你采用了一项新技术，或者想到了一个新点子的时候，一定也有别人想到了。关键在于创业者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够节省，是否能够生存下来，不断地采用新技术。这一点点的差异，体现为自有资金和企业效率上的差异，最后导致企业实力的差异。既然刘家兄弟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如此不同的差异，他们的创业之路就肯定会有所不同了。
三个月之后，鸡卖完了。而刘家兄弟的养鸡事业，也就到此结束了。环境已经不容许他们再继续疯狂下去，来自于家庭和社会的议论已经大到他们不可能再有尝试的机会了，于是四兄弟结账回家。除去了所有的成本开支，通过养鸡，他们总共收入720元人民币，每人分得180元。而刘永行贴出去的是一辆自行车、一整个月的收入（卖鸡花去了两个月的暑假，还有一个月是刘永行请假的）以及无数的辛苦和伤感。当然，他们还收获了大片的人心，可以想见的是，在陈育新创业的古家村，有多少目睹他们养鸡过程的农民，会对刘家兄弟的拼命精神心存敬意。
淘出鹌鹑里的黄金
在接下来整整半年时间里，刘家兄弟都在休生养息。事实上，刘永行所受到的折磨是最大的。三个月里从新津到成都的来回折腾，使他有隐疾的腿受到了很大的损伤，他的妻子后来描述过卖鸡时对他的腿造成的损害程度--每天他都要把大箱的鸡筐装上公共汽车的顶部，因此他必须一手持筐，一手抓住老式公共汽车背后那种铁制的扶梯，这个动作腿是最受压的，而在成都，他除了坐卖外还必须走街穿巷。这种病痛一直要到多年之后才有机会得到治疗。
半年之后，不死心的刘家兄弟又在刘永行的家里讨论开了，这一回，他们还是讨论要做什么。事实上，养鸡场的实践，使刘家兄弟开创事业受到了教育，他们开始了对事业的探索。充分表现这一动机的是发生在刘永行妻子和大哥刘永言之间的一段对话，刘永行的妻子对刘永言多少有些埋怨地说：“你们为什么老让永行做事呢，平平常常地过日子不是很好吗？”而刘永言当时就不以为然地回答说：“他是一个男人嘛，没有一个自己的事业，哪叫男人？”从这句话里我们已经可以听出刘家兄弟当时对自己做的事情的理解。对国企和政府工作人员而言，如果没有一项可持续的事业，是很难吸引他们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的。不过把一件事情做成生意还是事业也是要看人的。刘永行多年之后说过，优秀的人能让一件事从无到有，把生意变成事业，而自身不够优秀的人，给他再好的机会也是白搭。
刘家兄弟“第三次创业”的内容是养鹌鹑。刘永言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当时的朝鲜主席金日成送给中国政府领导人一批鹌鹑，报上还介绍说，鹌鹑是会下金蛋的鸟，能让人致富。
这一条简单的致富信息，在刘永言看到它之前和之后都海量地存在着。但刘永行和他的兄弟们，却把这条简单的信息演变成了一场席卷新津的风潮，并淘到了刘家兄弟的第一桶金。
这是1984年。
在后来中国经济真正开始超越式发展之后，人们普遍接受了这种说法--即这一年是中国的公司元年。其实在这一年之前，有意发展中国经济的邓小平和中国政府的高层已经为企业的发展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国有的银行已经开始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中国境内只有一家人民银行的现象也得到了改变，专业性的银行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意味着钱将不再是一种分配券而快要真正恢复它的货币功能了。从1978年起，邓小平频频出访，为中国引进了很多外国企业，他的急迫心情从一些行动的细节中表达了出来。比如说，1978年的大年初二，邓小平飞赴美国访问；在邓小平为中国引进外国公司之后，一些配套的商业手段自然在国内破冰，比如说广告出现了，这年的《文汇报》上就出现了西铁城手表的广告；而当领袖为中国打开了致富之门后，中国城乡的人们开始普遍谈论钱，讨论怎么样才能赚到钱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一些原来的社会边缘人物开始受到关注，因为他们无路可退，所以很早就开始试图用商业手段来养活自己，结果最早投入市场里的他们赚到了很多钱。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人们酸溜溜地说：“不三不四赚大钱。”议论的同时，也不免有一些蠢蠢欲动。可是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市场经济涌动在中国的第一丝光芒。
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为创业者铺床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开始创业就能赚到钱，更不意味着像刘家兄弟这样想做私营企业就能成功。后来财经作家吴晓波统计过，当年比刘家兄弟条件更为优越的十大中国优秀企业家创造的企业中，生存下来的只有两家，分别是鲁冠球创立的万向集团和汪海创办的青岛双星集团。像早年红极一时的步鑫生、年广久这样的著名人物，到最后企业和企业家一起都寂寂而终了。
舞台永远为适应环境的人保留着。
在1984年这个青春中国的舞台上，刘家兄弟只是偏居一隅的小角色。大人物们如柳传志，已经拿到了中科院的20万元经费，为其供职的单位--计算所的转型伏下一支奇兵。《联想风云》中说，计算所的优秀技术人员几乎都受到过柳传志的蛊惑，要他们为当时还是小公司的联想出力。当时更多的人办起了半官半商的贸易公司，借助公家单位的力量，为自己的企业积累原始资本。国企的领导张瑞敏其时已经到了青岛电冰箱厂，在厂区内贴出了第一份禁止随地大小便的布告。在这桩引人注目的事件背后，青岛电冰箱厂也开始了与外国资本的合资，琴岛—利勃海尔这个古怪的名字，开始慢慢在国内市场上出现。
这些现象，其实都没有逃过一个规律：所谓创业，就是整合资源，迎来生意。因此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从贸易做起，先赚了钱再说。柳传志后来总结说，贸工技，是一个企业起家时最好的路线。
可是刘家兄弟偏没有走这条路，刘永行后来说，我们从来就选择最艰难的道路去走。简单的话背后蕴藏着很深的道理--难的路，走的人少，反而容易走通。
这一年，刘家除了陈育新之外，又多了一个创业者--刘永行也辞去了公职。事实上，在刘家兄弟养鹌鹑的过程中，刘永行出力最多，这使得他很难再在新津教育局电教队里待下去--就算他是修理电器的好手也一样。他以备案除名的方式，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单位，现在，他和陈育新一样，要靠那个小小的育新良种场来养活自己和家庭了。
刘家的鹌鹑，是刘永言从几十里外的都江堰市买回来的，为了多买些鹌鹑，他甚至没有给自己留下路费，扛着十几箱鹌鹑走回了新津。但是这种据说会下金蛋的鸟到达刘家之后，却只给他们增加了烦恼。
刘家最初养鹌鹑的动机，和他们的后来者一样，只不过想增加一些业余收入。所以最早每家都分了一些，分头去养，但他们谁都不清楚这种鸟的生活习性，当然会导致其大批死亡，更不用说让它们下金蛋了。
此时刘永行站了出来，他开始在那间小小的平房里，做起了养鹌鹑最基础的工作。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他每天4点钟起来，记录鹌鹑的生活习性，摸索饲养它们的规律。为了低成本地实现养殖，他想了很多土办法，甚至把自己的书架改成了养鹌鹑的笼架。
事实上，正是刘永行的这种工作，为刘氏兄弟在新津掀起第一股大规模鹌鹑养殖风潮打下了基础。要大规模养殖这种所谓“下金蛋的鸟”，就一定要有一整套低投资、就地能解决的工业化养殖方案。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怎样清扫鹌鹑粪便的问题。在那个用书架改制成的笼架上，刘永行尝试了不下30种方案，最后发现，四川居民盖房用的一种沥青纸是最好的。因为它既容易取，又不至于被鹌鹑抓破，而且到处都买得到。另外喂鹌鹑的饲料也有讲究，刘永行为此又开始钻研动物营养学，自己用粮食配制饲料，最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配方。就是这个配方，把原来眼看要失败的这一次创业从崩溃边缘救了回来。
刘家的鹌鹑开始下蛋。新津的市面上，终于看得到新鲜的鹌鹑蛋了。现在人们早就不再对鹌鹑和鹌鹑蛋有任何新鲜感了，但在20世纪80年代这却是个新鲜玩意儿。买主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能吃吗？”
已经学了营养学的刘家兄弟自然可以说出一整套理由来说服他们的买主。不过更多的买主是图个新鲜，以前没见过这么小的蛋，这是形成购买的第一理由。而且刘家兄弟把鹌鹑蛋卖得很便宜，五六分钱一个，自然也降低了购买的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