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作为一种体制性制度，解决的是产权问题。但在产权问题解决的情况下，如何管理其实仍是难点。在刘家兄弟之前之后创业的诸多民企之中，由于管理不善而造成产品质量问题的企业数其实不比国企少。在这个方面，管理者其实起到的是最为核心的作用。不过在希望饲料里，这种情况却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性。刘永行作为一个主要管理者，他的个性决定了这家小企业里没有什么人情可讲，他既然可以让自家的家人睡稻草而让企业的鸡睡他们家的被子，当然也不会让任何一粒灰尘落进他的眼睛。希望饲料俏销之时，买到饲料就能赚钱，但他家里人来买饲料却被他认为是瞎凑热闹并被赶回家去，以致家人都对他白眼相向。
不过这个人对家人固然毫不留情，对员工事务的处理却是小心翼翼。私营企业既然总让人有朝不保夕的感觉，他自然不会轻易责备员工。除了给他们较高的工资之外，在人事问题的处理上更是奇招甚多。就在那一段希望饲料的黄金时期，有客户反映说饲料里有烟头出现，刘永行自思无法逐个查出责任人进行处罚，就苦思冥想了一招。在年底大会上趁所有人都聚集之机，逐个数下吞云吐雾的瘾君子的名字，第二天在工厂门口贴出告示，让前一天的不抽烟者的家属到工厂办公室里领取10元钱的不抽烟奖，一则看看员工们是否诚信，二则树立不抽烟的榜样。这个管理小招大概在所有希望饲料员工的家里都引起了大大小小的讨论--此时希望的半数员工为新津人，不是新津人的，大多也都住在工厂边上的宿舍里，因此形成的是一个小型社会，而不抽烟可以领取相当于当时社会平均工资三分之一的奖金，对于希望饲料的员工家属来说，这无疑给员工戒烟增加了一道闸门。此后四兄弟无论是在哪家公司，招聘时都有一条铁的规矩，言明抽烟者莫入。久而久之，饲料里的烟头自然也就不再出现了。
类似的方法，刘永行还用过很多。员工队伍既为初建，企业又是私营，所以他不得不事事率先垂范，样样做在前面。不过这里面大半出于率性，小半是工于心计--客户往来，难免也有馈赠，但多半他会与员工同乐。他的妻子就抱怨过，连客户送来一筐烟花，他都要搬去工厂与大家同放。平时他更是带头到处去寻访客户，听取意见。
这样的管理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刘永行积累了大量心得，工厂的管理细节他都一一掌握。新津的希望饲料厂在众多的竞争者中已经不仅是在配方上胜出，而且是在效率上胜出。虽然刘永行没有受过任何学院式的管理教育，而且他对学院式的管理教育也没有太大兴趣，这个从不离开管理者岗位的中国企业家几乎就是在商业的残酷实践中一点点摸索出自己的工厂管理模式的--显然，这是一套完整的中国式管理思想。
刘永行这样描述他管理思想的来源：最早它来自于“文革”时一幅很常见的标语：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当时还是少年的刘永行思之再三，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快好省”。以好为基础，以快为要求，以省为标准，他之后的管理实践，都以这三个朴素的字为基本的原则。
深刻的道理，往往都可以用简明的形式表达出来，到1992年之前“快好省”已经使希望饲料的效率有了良好的起步。刘家兄弟的创业起点--1000元人民币，不但今天看来微不足道，在当时也是很低的，但是“快好省”这三个字，却使得他们从管理的起点上就超过了很多手握重金的创业家。刘家兄弟的创业资本虽然不多，但一旦加上“快好省”这三点，就迅速地加大了滚动的步伐。任何一个经历过创业的人都清楚，无论你有怎样的创业计划，现金流始终是不断要关注的方面，纵使你业务再好，也须为明天省下钱，因为竞争和运行的风险无处不在，日益扩大的业务流程更会使现金变得总是不足。而“快好省”三个字，会使一团队、一集体、一个人在外部风险莫测的情况下，保有自身生存所需的最低标准，也可以使它在竞争条件下处于总成本最低的状态，因此这几个字被刘永行视为生存的法宝。
在外部动荡加剧的当下回视被刘永行奉为法典的这三字原则，是颇有意义的。今天，不管是受公众谴责的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总裁坐专机去国会求助，还是国内企业并购扩张过度导致的破产，或者是引起次贷危机的金融企业的信贷高杠杆率，竟都违反了这三字原则。坐专机去国会求助固然是“差”而“费”的典型；扩张过度同样也是违背“好”的原则，简单的猜想就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不是因为有问题，也就是有不好的地方，谁会把企业这个赚钱的工具转手他人？至于美国企业的金融放贷，更是违背了“省”的原则，买大房子本来就是奢侈之为，更何况要让穷人去实现这种奢侈？
但从刘家兄弟此时的创业过程来看，给人受益最多的，倒不是他们的管理，那时候无论是育新良种场还是希望饲料，都还是小企业，好的管理是容易实现的。但他们创业过程中对工商业的理解和把握程度，却是令人吃惊的。改革开放30年来，包括国企和民企在内的中国企业，基本都是投资型企业，等待国内的消费风潮起来时大赚一笔，然后转型走人，寻找下一个投资机会是企业普遍的赢利方式，专注和专业一直要到21世纪初才会真正被重视。因此，不断的投资和不断的转型使得人、财、物大量浪费。机会主义的赚钱方式使所有的企业都心浮气躁，而中国的高速发展也确乎给了所有企业这样的赚钱机会，而成为社会的器官这种企业本来应该追逐的目标居然很少有人去好好实行。于是中国企业里没有研发的投入，没有设计的投入，有的只是仿造和抄袭--毕竟抄袭的成本要比创造的成本低多了。
抄袭日久，不免成了风气。当有一天没有办法抄袭的时候，创造力也成了稀缺之物。于是到了21世纪，“创新”成了政府必须倡导的社会价值观--其实企业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创新的集中地。而此时具有完全知识产权并能灵活应用的希望饲料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刘家兄弟自然也是深受抄袭之害。希望饲料生意日隆，逃不过新津周围一些有钱人的眼睛，希望内部有能力接触到核心秘密的人自然不能逃脱他们的诱惑，于是最早的出走者悄然出现了，带走的自然是希望饲料的配方。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逐步的。最早期社会上的有钱人不多，可出的钱也不多，所以挖走的都是不靠近核心层的人。在育新刚改名为希望的时候，希望饲料核心层外围一个叫肖一平的员工就被挖走了。
关于挖人和留人的问题，刘永行从来都有坚定的主张，在整个希望集团的经营过程中，他从来没有因为员工的离职而临时改变过给某人的报酬。很显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由一组要素组合形成的，拿走一张由几种元素组成的配方，不足以对希望构成威胁。而出自于为社会服务这样一个宗旨而形成的企业初衷，甚至使得希望有意识地为自己制造竞争。刘永行从来认为，竞争是无可避免的，竞争能磨炼企业的自身能力。
但在处理肖一平那件事情时，刘永行还是动用了一些法律手段，原因就在于肖一平事件在竞争过程中超越了法律的边界。显然，饲料配方是这家当时还是小工厂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刘家兄弟自然不会让什么人都随便接触到，肖一平只是在日常的工作中通过观察明白了大致的用料比例，就得到了其他老板的追捧。当地老板的这种做法是经济学中典型的“用现金买知识”的行为，但问题在于，肖一平明显地夸大了自己的知识，没有精准的配方，肖一平所在的新办饲料企业很快就出现了问题，生意还没开张口碑就迅速下降。
如果肖一平就此收手，这个故事也就不会出现在这本书里了。其实肖一平之所以会大着胆子做这种事，是因为他马上就会是一个新生孩子的父亲，渴望给孩子好的生活是他夸大自己能力的根本动力。新企业的创办失败之后，肖一平很快就越过法律的边界，开始用非法手段牟利。他买来一大批编织包装袋，打上希望的牌子，把自产的饲料低价卖给希望的部分经销商，以此牟利。
假冒伪劣是中国商品经济中一个具有特色的产物，肖一平的这个事件只是刘永行经商过程中遇到的比较典型的例子。任何一家国内优秀企业的身影背后，都拖着假冒、仿冒、高仿甚至完全仿真的傍名牌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只是说明刘家兄弟借以起家的那个纯洁度很高的市场经济初期的环境改变了。
肖一平的故事，最后当然以刘永行打假胜利告终。希望饲料既然在新津带富了一方，地方自然也会以某种形式来回报这个企业，打假的事自然不在话下。很快肖一平被抓了，但刘永行却又在最后一步心慈手软，因为肖一平的妻子大着肚子到刘永行的办公室里来求情，于是他又像对待那个养鸡户尹志国一样，在最后一刻心软了，自己到派出所里撤了案，放了肖一平。
但以此事为先导，身为希望饲料厂厂长的刘永行充分意识到，全价猪饲料市场充分竞争的时代已经来临，对于这种竞争，他不但有认识，而且是鼓励的。在东方希望20年的历史上，还将有更多的职业经理人拿到了比肖一平更为完善的饲料行业技术、管理知识，他们或者独立，或者合资地去办企业。刘永行自己估计过，这样的人数量有上千之多。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不管是刘家四兄弟一起创业还是分家以后他独自领导东方希望公司，刘永行一直都鼓励自己的员工去创业，他的??念是，如果东方希望能为中国社会多输出几个企业家，对整个国家来说是好事，同时也促进了他领导下的公司在国内的竞争中取得更佳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