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因为这样，偏居四川，看上去极土的育新良种场其实已经超越了大部分中国企业，就算在今天也是如此，因为这家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既懂技术，又懂市场。前者可以让他们对猪饲料的核心配方随心所欲地进行调整。后来他们果然做过一些变动--在相对昂贵的全价猪饲料无法推广的地区，他们就推出了一种叫希望精的浓缩饲料，其实农民们养猪用的农家饲料并不是全然无用，而是营养成分有缺失，只要适当进行调整，把该补的成分补进去就可以形成一个更好的产品。后者则让他们在接下来与正大公司的竞争中充分运用各种手段，迅速地缩小差距，关键是不必和不同分工的人反复沟通。众所周知，让一个深居后方的技术人员明白市场前方的变化，实在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这也正是倪柳之争的爆发点，整个联想的痛苦所在。所以刘家四兄弟在这个方向上能赚到钱是理所应当的。
既然育新良种场在商业模式、产品技术和成本上都有优势，尤其是因为他们在新津县内有良好的口碑，这种饲料当然会很快在整个新津推广开来。在定价上，刘家兄弟的“让”原则又体现出来了。他们明知正大的饲料农民要排队才能买到，也清楚自己饲料的使用效果不比正大差，甚至还要好一些，但价格却还是定得比正大低三分之一。显然，他们已经从鹌鹑养殖过程中认识到规模效应会带来成本的下降，因此把希望寄托在做大上--本来他们也就是为做大才进入猪饲料业的。
很快，买育新良种场的猪饲料也要排队了，中国农民是最实在的。在头一批农民用这种连名字也没有的饲料养猪赚到钱之后，示范效应很快散布开。在这期间，刘永行清楚地记得他的一件糗事，这当然是一件快乐的糗事--因为购买者排队，育新不得不发号子，而发号子又导致人们挤着拿号子。刘永行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应该是“固防”，于是育新的工人们连夜搭了一个土碉堡，让育新的一个员工躲在这个碉堡里发号子。为了节省材料，这个碉堡没做盖子，结果没想到，没有拿到号子的买家为了泄愤，在外面向碉堡里扔石头，把工作人员砸得头破血流。刘永行后来自嘲说，他当时实在是出了一个馊主意。
用市场的观点看，其实这种结果也是必然的。改革开放之后，贫困的中国农民最早被邓小平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解放了出来，成为最多和最小的个体户。这些一无知识，二无技术的人除了在土里刨食，最渴望的就是致富。而刘家兄弟的饲料既便宜，又能让他们致富，当然会受到哄抢。
为了应急而搭碉堡卖货，固然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主意，但如何解决排队现象，倒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排队无非反映出供应不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无非两个，一个是提价，一个是扩大生产能力。一般商家最为乐意的提价方法却不为刘家兄弟所接受，刘永行既然有了服务于社会的想法--虽然当时还不是那么明确，但这个人从来喜欢清白做事，经商当然也不想被人们称做奸商，所以他只能设法扩大生产能力。不过这里却碰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引出一段充分体现刘永行个性的故事来。
1987年，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很激烈了。因为改革开放，大量的专业户、个体户和私营工厂开始茁壮成长，而纷争也开始大量出现了。一方面，当私营企业做到一定规模之后，它们与国有企业开始了正面的市场竞争，而且发生了一系列涉及法律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些小工厂的成长，已经突破了中央政府关于个体户雇工8人以下的规定，这引起了政府官员和学者的争论。所以此时出头冒尖并且已经比较富裕的刘家兄弟，自然成为个别官员“寻租”的好对象。
育新良种场其实不过是陈育新的家改建的，面积过小，而且此时还养着一大批鹌鹑。虽然饲料供不应求，但要扩大生产却再也没有能力了，要扩建，刘家兄弟必须向政府申请土地。
当时的县委书记还是那个当初希望陈育新带富10户农民的钟广林，从他当初同意陈育新辞职一事便不难看出这是一名开明的书记，而结果又远远超出他的预想，刘家四兄弟带富的又何止是10户农民？因此不难想象，此事在县委不会受阻。钟广林很快将此事提交县委常委会讨论，也没有人有异议。但刘家兄弟的土地问题却结结实实地卡在了县土地局长的办公桌上。局长大人放出话来，意指刘家兄弟发了财却从来没有对他“意思过”，这个地，在他手里是别指望批了。
这话十分明确，如果传到别人耳里，显然是一个低级“错误”。做企业的，无论做大做小，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本是分内之事。但刘永行从来不肯往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也确实从来不肯向政府官员行贿，就算钟广林，也常常笑骂说给育新良种场解决了那么多的问题，却连刘家兄弟的一根烟也没抽到过。
此事在县委会上讨论过数次，常委已经给土地局打过多次招呼，无奈土地局当时已经归国家直接管辖，不属于县委这一亩三分地内，局长大人横竖就是不批，两边就这么僵住了。一个月下来，事情毫无进展，育新良种场无形中已经失去了好多本来应该赚到的钱。但是刘永行却仍不买账，最后他居然在电话里毫不客气地与土地局长大吵了一架，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杀鹌鹑，把地方腾出来生产饲料！
扩建：做大事的姿态
多年之后，称赞过刘永行“饲料能做下来，什么都能做”的王石一日在深圳喝早茶，有人见到他之后大惊失色，私下告诉他说，深圳的土地局长已经被抓了，你为什么还不跑？
这让王石哭笑不得--王石自问与该局长毫无瓜葛，却因为做房地产企业而被人们认为多少与政府有关联。这种先入为主的推理，其实反映了所有企业经营者在处理政府关系上的困境。企业的经营者，尤其是小企业的经营者，从来都要应付方方面面的问题，而在中国，官商关系则被视为企业经营者必须关照到的一个方面。
但初出茅庐的刘永行似乎就偏要挑战这个极限。其时刘永行已经在育新良种场里主事，而他在此事的处理上已经开始有了企业家的最初光芒--偏执。须知这一刀下去，杀掉的是刘家当时市价近百万元的鹌鹑和鹌鹑养殖可能带来的巨大收益，这切断了刘家在养殖业上的所有退路。当然这一刀也杀出了刘家兄弟的决心--破釜沉舟地转向猪饲料业。这一刀还杀出了育新良种场，甚至后来刘永行控制的企业群里一个铁律：绝不行贿。如果这也算刘永行逆向思维的体现的话，那么虽然其中有令所有人心痛的现实损失，却也免去了以后所有的麻烦，当然，无形中也失去了很多机会。按这个生性耿直的四川人的话说就是：我上百万元的鹌鹑都杀过了，还有什么必要行贿？
这种行动，描述出了一个正处于转变过程中的刘永行，尽管下海创业的初衷是为求生存，但此时他已经在向他与符中士教授所说的那种境界转变--做大事，而不是赚大钱。而放大一点看，这是刘永行经商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也是所有企业经营者所必须要面临的一个蜕变过程，在这个十字路口上，有很多沉浮可言。在发展中国家，官商勾结和为富不仁，一直是被人们所仇视的行为。因为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公众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富豪们的第一桶金是来之不当的，否则，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一样辛苦地工作，为什么他最后成为富豪，而我则不能？虽然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但社会心理却不总是那么理性的。
不过这一刀下去，其实也把新津小小震动了一把，最后育新良种场的土地问题在县党委和县政府的帮助下，还是解决了。
育新良种场的猪饲料很快在新津一带流行起来，育新的工厂扩建以后，生产能力的加强使得排队现象不复存在，同时刘家兄弟还开始建立自家的经销商体系。希望集团在这一带的声望，也迅速提高起来。但是生产能力的提升同时会带来这样的问题：必须有相应的品牌认知面来支持销售。在这个过程中，刘永行又无师自通地发明了很多进一步推广的手段。
有相当多的企业在新产品面世之后要花很多钱在广告上，尤其是生产快速消费品的企业。一度，中央电视台的标王成为很多企业比富的名利场。有一些企业家算过这样的账，今天给央视开进一辆桑塔纳，明天就能开出一辆林肯来。久而久之，很多企业甚至开始依赖这样一种高举高打的市场推广路径，不这样做，业务员们就会抱怨市场做不动，于是企业靠广告和回扣来推动市场。这种烧钱的游戏其实十分危险，因为它又形成一个高度自我循环的资本游戏，一旦停转，企业很可能就会土崩瓦解。
作为一个与农村千家万户的利益紧密相关的饲料企业，育新的饲料自然也会有推广的需求。但对于高额的广告费支出，刘永行并不买账。关于广告，刘永行在育新生产猪饲料期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想法，他认为广告不在于花多少钱，而在于准确???把自己的信息，传送到应该知道这些信息的客户那里。在这一想法的基础上，中国最早的低价广告形式，也在这个小小的企业里被发明出来：一种是利用农村当时的有线广播体系，一种是墙体广告。
分布在农村的墙体广告，到现在也还有企业在运用，但有线广播广告的方式已经不流行了。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深入，那种当时被俗称为“话匣子”的农村有线广播悄然从农村消失，但在刘永行那个时代，早先的四川农村家家户户都被这种用根拉线做开关的方盒子联系着。乡、镇、村的政府有什么大小事情，镇长、村长或者支书的大嗓门就会在这个方盒子里响起来。墙体广告这一后来被企业广泛应用的手段也是育新发明的。20世纪80年代的四川农村还是一个灰蒙蒙的世界，当育新良种场的彩色广告进入乡村的时候，乡民们都为这些广告给自己的生活增加了色彩而高兴不已。
于是，这一时期，新津县城周围，后来是四川的乡村和城镇里，人们从墙上和广播里随时可以看到和听到的，都是当时已经快要更名为希望集团的育新良种场的两句朗朗上口的广告词：“养猪要致富、育新（希望）来帮助。”
这两句广告词出自刘家老四刘永好的手笔。与这两句广告词同时流传的，是早期娃哈哈儿童营养液的相似广告词：“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其共同点是主题鲜明，诉求完整，而且好记易懂，充分地把自己想告知公众的信息，通过一句话表达得清清楚楚，同时还一定程度地激起人们的好奇心--养猪当然是为了要致富，但为什么要育新或者是希望来帮助呢？同样，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娃哈哈是什么东西？有那么大的功效吗？
刘永行事后总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创业热潮时说，80年代创业靠胆量，敢不敢下海，是当时能不能致富的主要因素，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商品短缺时代，刘家兄弟就是看准了整个中国市场上人们对于营养的需求，才下海养鸡养鹌鹑，最后做猪饲料。虽然经历过失败，但最终顺应了社会潮流。80年代末，他们已经自觉地转向了下一个赢得成功的要点：宣传。90年代，下海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流行词，此时不仅是像他们这样的迫于生存者会下海，大量机关干部、高干子弟或者是有心做一点事情的人都开始下海，竞争开始加剧。更为重要的是，权力开始介入商业，竞争开始变得模糊起来。简单说，如果一个乡长强行要求本村的农民都用某种饲料，那么在性价比一样的情况下，育新的饲料是没有办法进入这个乡的。幸好无权无势，全靠自身能力做事的刘家兄弟此时已经积累了一些资本，有财力来推广他们当时还能算是高技术的猪饲料。走底层路线，真正让农民觉得育新的饲料能使自己致富，是宣传的要点，他们选择的大规模低成本推广是此时他们胜过很多竞争者的法宝。刘永行清醒地看到，广告支出是企业的成本，必须摊薄到规模化生产中，用规模化来抵消其支出，才是有效投放广告的方式。作为主要是单个农户使用的生产资料，猪饲料要让农民致富，就必须用低成本、低价格来运作，因此这种创新的广告形式，对于育新来说，是必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