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岁，我成了励志婆婆，我带着“不老”的容颜在梦想的舞台上翩翩起舞，我如获新生。
有人说我疯了！我若真是疯了，定是为梦想，并且死而无憾。可又有多少人知道我的过去？
我如此疯狂地追求美丽、爱情和梦想，正是因为它们曾经死去。我被年代所杀，我曾尝遍人生苦辣。
此刻，我不再是励志婆婆，我只是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我要带你去那年那月，讲述我们那代人的多舛命运。
此刻，我叫王琴，这一年，我17岁……
一
1951年，我出生在湖北恩施，6岁时跟随父母到了黄石铁山。初中就读于武钢第三中学（父亲是武钢职工）。1967年初中毕业后，到恩施卫校读书。1968年年底，我从原下放点孝感闵集公社转到鄂城县程潮公社。我的安家费被闵集公社卡着不给，程潮公社便无法接受我的户口和档案。为此，当时闵集公社的公社书记与程潮公社书记雷正凡几乎闹得誓不两立。（此事是后来才听说的）但雷正凡为什么宁可与闵集公社书记翻脸都要接受我呢？这还要回到1967年初夏，我巧遇雷社长，与他开玩笑开出了一个约定！雷正凡是个君子，他不想失信于一个小孩子，特别是一个女孩子！
1967年初夏，所有的学校都停课了，我没事可做便到处闲逛。听见程潮铁矿附近的小礼堂有锣鼓声，我便站在窗外往里看。只见十几个农村姑娘、小媳妇正在排练舞蹈《不爱红装爱武装》，可她们的每个动作都不是太好看，队形也排得不整齐。我便站在窗外指手画脚起来，她们当中的一个女队长对我很不以为然（当时我才15岁，稚气未脱），说了句：“你这么傲，进来告我们呀！”当地人的“傲”泛指了不起，“告”是指导的意思。我也不谦虚，当时就从窗户上翻过去了（那时的我确实不太淑女，这也和特殊的年代有关系吧）。
我连唱带跳地练了几次，终于把《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舞蹈编排得有点模样了。突然响起了一阵掌声，只见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进来，连声叫好：“不错！不错！你是矿里的吧？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这个节目要参加县里汇演，明天你有空还来帮忙排练一下好不好？”
我还未开口说话，那个女队长便抢着介绍：“这是我们公社的雷社长！”
雷社长马上笑着补了一句：“我叫雷正凡！”
我抬头打量这个雷正凡，他高大英俊、书生气十足，以后一定能当更大的官！当时的我，突然有了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冲动。于是，我便应了一句：“只要你们欢迎，我就天天来！”调皮的我又跟雷社长开了句玩笑：“那你也要给我记工分啊！”
雷社长大笑着说：“那你把户口迁到我们公社来吧！”
我不假思索地回应一句：“我要是下放农村就上你们公社来，你一定要我进这个宣传队啊！”
雷社长马上说道：“行！只要你来，我就安排你进公社宣传队！”
我笑着与他拉钩：“一言为定！”
他很诚恳地望着我说：“一言为定！”
我这一生有许多事情都是被自己说的丧气话而言中，好像我鼻子下面长的是个乌鸦嘴。说什么不好偏说什么下放，何况那时的我还没有接到任何下放的通知呢！
刚过一年，我们便被迫下放农村工作。我从武钢第三中学下放到孝感闵集公社，几个女知青住在农民的房屋里。原来，这间破屋是房东用来养鸡和猪的，现在粗略打扫了一下，留给我们住。房屋的门可以闩门却不可以锁门，我们出工回来，不是少了米便是少了油。我床顶上的屋梁挂着房东的许多麦草，老鼠在里面又做窝又打架，偶尔还会掉下来一只，把我的魂都吓掉了。加之当地有血吸虫病，我很怕下水田，一天到晚想换一个地方。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与雷正凡的那个约定，不知这个约定还算不算数，也不知他还是不是程潮公社的社长。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雷正凡真的信守了当时的诺言，立即排除万难给我办了迁移手续。
多年之后的现在，我早与雷社长失去了联系，但我经常会想起以前的每一件事！不知雷社长现在身体可好？我们这批老知青都想念他啊！假如有机会，我们多想再与雷社长聚一聚！
为了送我到下放的工作地点，我最要好的几个同学郭文满、黄大胜、芦永富纷纷凑钱，给我买了几包新华香烟，以便我尽快与那里的人搞好关系。就这样我带上香烟，在他们的陪同下去了工作地点。我要去的第三知青队叫枣树湾，那里是丘陵地带，走起路来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三队的政治队长叫庆桐，生产队长叫庆坤，我要找的就是这个庆坤。
庆坤见浩浩荡荡地来了4个人，便面露难色。郭文满是我们四个人中的“小诸葛”，马上声明只有我一个人到这里工作，他们几个还没毕业呢！他一边说一边塞给庆坤一包新华烟，那烟虽然是两角五分钱一包，但农村没有供应券根本买不到。庆坤接过烟马上把它放好，热情地把我安排在庆桐家里。偏僻的小山村突然来了个城里姑娘，庆桐家立刻挤满了来看新鲜的人。
郭文满、黄大胜、芦永富见人就派烟，自己也装模作样地吸着，其实他们根本不会吸烟，呛得直流眼泪！我非常感谢他们，那时的他们还是半大孩子，年纪也都比我还小。芦永富才小学六年级，比我高半个头，他们都把我看成学姐，对我也特别好。
二
庆桐有个弟弟，小名叫眯眼子，在珍宝岛当兵。庆桐妈50岁左右，爱干净又能干。她的脚很小，爱穿自制的白帆布尖鞋。她经常自我赞美道：“多像一对白鸽子啊！”她还经常对我说：“我是这家抱来的童养媳，公婆待我很好，舍不得给我包小脚。我就自己包，包好了，就要出去做事，每走一步骨头就像要断了一样痛，可我坚决不松绑！终于，我有了湾里最小的一双脚……”
庆桐妈还经常一边织布一边与我闲聊，聊起了她年轻时的美丽和欢乐，也聊起了她历经的苦难：庆桐刚出生几天，日本兵就下来扫荡。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一听见报警的铜锣声，就拖家带口地跑。庆桐妈从炕上跳下来，在灶门口抓了一把锅底灰抹在脸上，挟着庆桐就跑！她的婆婆跟在后面大喊：“月子里的人，咋能这样跑？咋能这样跑？”
庆桐妈伸出那对白鸽子一样的双脚一边欣赏，一边骄傲地对我说：“亏得我跑得快，不然命都没了。余山下湾有一个婆婆为了救媳妇，逃跑时把破棉袄给媳妇穿上，自己穿着媳妇的花棉袄朝相反的方向跑。日本兵发现她追了上去，还哇啦哇啦地大叫‘花姑娘！花姑娘！站住……’，那婆婆继续朝前跑，日本兵放了一枪，打中她的小腿，她倒在田沟里，一群日本兵扑了上去……”
团支书庆明就住在庆桐的隔壁，他收到了公社下派的任务：组织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参加全公社大汇演。他请我去做编导，特别指出要排样板戏。说到样板戏，他真是找得巧，我小时候就出生在京剧团，全家都唱京剧。4岁的我与小朋友们过家家时，就自当红娘，找个小男孩演张生，他不用唱也不用韵白，只跟在我后面走台便算完成了任务！
每天晚上，我都在猴子（乳名）家的大厅里教与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唱歌跳舞。这一训练上就把哈巴、老货、苕（都是几个男青年的乳名，个个都是家中的宝贝，只是取个贱名好养活）吸引过来了。哈巴是个很有潜力的男青年，身材好长得又帅，我就叫他来扮演《红灯记》里的刁德一。老货扮演胡司令，虽然普通话不能过关，但当地人又有几个能说普通活啊！当然，我来扮演阿庆嫂了。
主要演员都有了，总得找几个插科打诨的人吧！我见有个很白净的男青年坐在角落里全神贯注地盯着我们，我便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找了一个顺口溜让他背。结果一考核，才知他是个结巴！天哪，亏得我叫他背顺口溜，好人都结巴，何况已是结巴的他！他在大家的学舌哄笑中惶恐地离去，我望着他单薄的背影，良心上多少有些不安，好像他的结巴被曝光全是我惹的祸！
他一走，其他人便七嘴八舌地告诉我：他叫庆云，是个独子。他两岁时母亲便病死了，父亲便不再续妻，亲手把他拉扯大。庆云入了团，已经拿十个工分了！在农村，能拿十工分就是很开心的事情了，这表示他已经成年。
每天晚上排练时，只要庆云不在场，青年们便抢着你一句我一句抖落庆云的许多趣闻：有一天青年们相约出去玩，见程潮街上有卖蜜枣的，便每个人买了一角钱的蜜枣边走边吃。庆云舍不得花钱，不买又不好意思，于是折中一下，只买五分钱的！等回到湾里，才发觉他省下的五分钱硬币早就从口袋的破洞里掉了出去。
后来，我又知道哈巴与庆云是堂弟兄，庆云1949年出生属牛，哈巴1950年出生属虎。他们两个关系不大好，我总像个法官似的为他俩评理。不过，我时常站在哈巴这一边，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没有刁德一的捧场，我这阿庆嫂也出不了彩呀！
三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庆桐妈在众人的怂恿下认我做了干女儿，照料我的生活。有一天天很冷，北风呼啸着从屋檐和窗缝中拼命往房里钻。我住的那间房又没有门，穿堂风吹过来又吹过去，我整个人都像在冰窖里，冻得睡不着就偷偷地哭了。
这时候干妈走了进来，把她小孙子摇篮里的小被子拿出来盖在我的腿上，我心中好一阵温暖。干妈说：“我有棉花，给你打一床棉被吧！”这时我已经在湾里听见了许多闲言碎语，说庆坤与庆桐是堂兄弟，他把我安排在庆桐家是为了眯眼子。
有一天，眯眼子给哈巴来了一封信，说他提了干当了排长，又说珍宝岛正在打仗。干妈便坐在织布机旁边大哭：“儿啊，叫你莫当干部，你偏要当干部！我的儿啊！枪子是不长眼睛的啊！”在一切都是政治挂帅的特殊年代，谁都没公开听过落后的话！这种话，城里人决不敢说，只有我这个干妈敢说啊！她，身为“政治”队长的母亲，又是贫下中农，又是军属，又住在大队团支书庆明的隔壁，谁也不会去拿她的话挑事。
当时，我急忙安慰她：“干妈，你别难过！如果你想他，我替你写封信叫他请探亲假回来一趟，好不好？”
干妈听到我的话更加号啕起来：“我这个儿就是跟我赌气才去参军的呀！他一走两年一个字都不给我写！他的信都是写给哈巴的，我用筷子给他夹肉，他不记得，用筷子打他两下，他就怀恨在心……”
我接着说：“干妈，你若替他寻门亲事，他一定会回来！”
干妈立刻收住眼泪对我说：“其实，我早就有这个意思！我也看好了一个人，就是怕她不愿意……”
我心里好奇，便问道：“是谁？我帮你去问问！”当时的我没有细想，只是热心地想促成眯眼子的婚姻大事。
干妈听了我的话，便说：“就是你啊！不知你会不会嫌我们家穷。”
我一下子愣住了……
我见过眯眼子刚参军时的照片：缩着脖子叉着腿，手藏在军大衣的袖子里，头发从中间分开，活像叛徒甫志高！
我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我现在不想谈这个事！”
干妈用审视的眼光盯着我问道：“你心里是不是想着哈巴？或者是庆云？这两个人你都不能与他们谈对象，他们都开了亲（当地人指定婚），用了许多钱呢！”
我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里，窗外传来哈巴的歌声：“好一派北国风光……”
我知道哈巴正在给我递消息，他要来见我。我躺在床上没动，因为任何人要进我的房间都是畅行无阻的，我的房间不但没门，连门帘都没有！
哈巴进来了，小声地告诉我，湾里风传他与我正在谈恋爱。我便问：“你怎么说？”
哈巴不假思索地说：“我说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她一个城里人怎么会瞧得起我这个农村人？”
我暗示他：“哦？农村人不是人吗？”
哈巴一时语塞，红着脸说不出话来。哈巴在湾里是出了名的调皮蛋，有一次他与比他大几岁的绍文一起上厕所，突然，他飞快地跑了出去。绍文知道哈巴喜欢恶作剧，急忙换了个茅坑。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恰好哈巴的父亲钻进了厕所，立即占领了绍文刚撤离的地方。
此时的哈巴已从远处捡来一个大石头，胸有成竹地对着厕所后面的粪池砸了下去。顿时，粪水四溅，搞得哈巴父亲一屁股脏水。哈巴父亲是个急性子，当时就提着裤子追了出去，嘴里大骂道：“狗日的！站住！看老子不剥了你的皮！”等抓住“嫌疑犯”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宝贝儿子，也只好不了了之了。
尽管湾里人说哈巴这样那样，我却认为哈巴是一个内心很纯净的人！表面上调皮捣蛋，但动起真格的来反而有些胆怯。他喜欢我，却没有胆量说！
有一天，队里放了半天假。哈巴约我去碧石渡玩，为了掩人耳目，我俩偷偷地分两头出发，然后到远离枣树湾的小路上汇合。等我俩好不容易走到一起时，背后传来一阵高呼：“小王，等，等我！哈巴，等，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