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远来看，国家的价值在于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体价值的实现。”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我们把过多厚望寄予在体制上，而对人类自身的能力有所忽略。”
——本杰明·迪士雷利
“自助者天助”，这条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至理名言。具体而言，就是人们通过丰富的经验所总结出的结论。自助精神是促使个人实现真正成长的根源，它在生活的诸多方面都能体现出来，构成了国家兴盛的真正源泉。从效果上看，外界的帮助使人变得更加软弱，而自助却使人得到恒久的鼓励。无论你为一个人或为一个阶级做了什么，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减弱了他们为自己干活的激情与必要性。当人们受到过分的引导和过分的监管，必然会走向自立的丧失。
即便是最好的制度，也不能给人积极的帮助。或许，制度所能做的最多不过就是给予人们发展自我与改进个人状态的自由。但是，人们却总是趋向于相信他们的幸福和成绩不是依靠自我努力，而是通过制度形成的。因此，靠政策和法规推动人类进步的价值通常被过于高估。每隔3到5年会有1到2个立法者被人民选举出来，成为立法机构中的组成部分。然而，尽管这项义务被一丝不苟、真诚地执行，却并没有对人们的生活和天性起到积极的作用。不仅如此，人们甚至开始逐渐明白，政府的功能是消极和有限的，而非积极和有效的；政府的职能主要在于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法律，如果得以明智地执行，可以确保人们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不论精神的或物质的，而他们只需付出相对而言很小的代价。然而，法律再严苛，也不可能使懒惰之人变得勤劳，使奢侈之徒或嗜酒之辈稍有节制。这种改变只能通过个人的行为、节俭和自我克制才能起作用，即通过好的习惯而非大的权利去改变。
一个国家的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其组成个体的表现。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政府不可避免将被拉回到人民的位置，同样，臣服于人民之下的政府也迟早将被提升到人民的位置。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适当的法律及政府的运行结果总能通过一个国家的整体特征得到显示，就如同水平线可以通过水来显示一样。贵族受到高贵的统治，无知及腐败之人则受到无知的统治。事实上，所有经验都证实了一点：一个国家的富强是取决于其子民的天性，绝非其制度。因为国家仅仅是社会个体的集合而已，而文明本身也只不过是组成社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自我完善的问题而已。
正如国家的衰败是社会个体懒惰、自私和邪恶的结果，国家的进步则是社会个体勤奋、能干、正直的结果。我们一般所谴责的社会邪恶，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我们不断堕落的生活。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尽量削减或铲除它们，但是他们却会以其他的某种形式死灰复燃，除非个体与民族赖以存在的环境得到彻底的改善。如果这种观点确凿可靠，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最高层次的爱国主义和博爱精神不在于修改法律和改良制度，而在于帮助和激励社会个体通过自由独立的个人行为来进行自我完善。
所有事情的决定因素都来自于个体的内部，外因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与被暴君统治的奴隶相比，尽管这种统治已经是极其罪恶的了，但自身道义上无知、自私、邪恶的奴隶才是最可悲的奴隶。一个充满奴性的民族仅仅通过改变统治者或制度是无法获得自由的。只要这种致命的观念盛行于世，自由就永远掌控于政府手中。即使这种状况得以改变，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曾经身处奴化状态的人们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实际和持久的效果。个人的天性是自由的坚实基础，也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可靠保证。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说得很好：“只要容许个性的存在，即使是专制主义也不会产生最糟糕的结果；任何摧毁个性的东西都是专制主义，不管它以什么样的名义而存在。”
说到民族进步，时常会出现一些古老的荒谬言论。有些会呼唤凯撒式的救星，有些则期待国家成为救世主，还有些则将希望寄托于议会和法令。我们在期待凯撒，他的教义是“谁承认并服从于他，谁就幸福”，然后我们发现这条教义简单来说就是，任何事情都不是由我们自己做主。如果这样的教义成为指导，那社会的自由与良知将遭受破坏，它将迅速使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畅通无阻。凯撒主义是人类偶像崇拜中最恶劣的形式之一，即对权力的绝对崇拜。它与对财富的绝对崇拜产生的效果完全一样。与此相反，另一个对人们进行谆谆教导的教义更为健康，这便是自立精神。一旦人们完全领悟它并将其付之于行动，凯撒主义将彻底让位。自立精神与凯撒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正如雨果在论述笔和剑时所说：“其中一个会杀死另一个”。
至于国家和议会法令的力量，也不过只是普遍的迷信而已。在首届都柏林工业博览会的闭幕式上，一位伟大的爱尔兰爱国者威廉·达刚曾讲道：“老实说，在我的记忆里，还从来没有从我的同胞口中听到‘独立’一词，他们提得最多的就是，怎么样从这里、那里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去获得独立，如何寄希望于我们周围的外国人身上等等。当我尽可能多地去衡量通过这种地域交流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时，我发自内心地感到，我们国家工业的独立必须依靠我们自己。我坚信，只要一心一意勤奋刻苦、精益求精，我们将会拥有超出以往任何时期的更好的机遇和更光明的前景。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但需要坚韧不拔，这才是成功的巨大动力。只要我们怀着满腔热情向前奋进，我深信，不需要多久，我们将共同达到一个舒适、幸福、独立的状态，并把这种状态传播给其他人民。”
所有国家的发展都是一代又一代人思想与劳动的结果。那些在各个阶层和条件下生活的坚韧的劳动者们，包括农民、矿工、发明家、探索者、制造业者、机械工、手工业者、诗人、哲学家和政治家，都在为缔造自己的国家而奉献着自己。他们世世代代不懈努力，并且一直在创造新的更高的劳动成果。这些不断延续的伟大劳动者、文明的缔造者，在混乱的工业、科学与艺术中创造了秩序。因此，在自然的演化进程中，生存着的种族一代代传承了由我们祖先的精湛技艺和勤劳所创造的宝贵财富。我们又对手中的这些财富加以耕耘，再传给我们下一代的继承者。在这样的传承过程中，它们不仅没有丝毫的损害，反而会获得更进一步的完善。
自立精神，正如它通过充满活力的个人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任何时代它都是英国人性格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衡量国家力量的真正标准。通常有一些出色的个人在做了领袖之后，会得到公众的尊敬，但是社会的进步还要归功于成千上万的平凡之人。在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战役中，尽管名垂青史的只有那些将军们，但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士兵们勇猛善战和奋勇直前才赢得的。实际上，生活同样也是一场“士兵的战斗”。人类在任何时候都是最伟大的劳动者。其中绝大多数的人终生不为人所知，虽然与那些有幸名垂青史的人们相比，他们对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影响力远远不及，但是即使是地位最卑微的人，只要他勤奋、节俭、对生活保持诚实正直的态度并在其同胞面前做出榜样，那么，他对他祖国的现在及未来就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因为他的生活和品行无形中对他人产生着影响，并将在今后的时代里被立为好的典范。
人类的日常经验证明，充满生机的个人主义对他人的生活和行为有着巨大的影响，也是一种真正的具有实效的教育。与此相比，学校给予人们的教育只能算是最简单的文化启蒙罢了。那些来自家庭、街道、商店柜台、生产车间、织布机、农田、财务室、手工作坊以及拥挤嘈杂人群的日常生活教育，其影响力却更加巨大。这种作为社会成员的最终指导，也是席勒所说的“人生历程的教育”，它表现在人的行为、品性、自我涵养、自我驾驭等各个方面，其目的无非是对人们进行正确的指导，使他们在人生责任和事业上采取适当的行动。在任何书本或是大量的学术训练中都不可能获得这种教育。培根曾用他那一贯的颇具份量的语言说到：“学习并不能教会人们如何用它，它只能通过自己亲自观察实践来获得，这是一种属于学习范畴之外并超越了学习的智慧。”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实际生活，也同样适用于对才智本身的培养。所有的实践都证明并加强了它的合理性，一个人的自我完善是依靠实践而非书本。也就是说，不断使人类变得完善的，是生活而不是文学，是行动而不是研究，是性格而不是传记。
不过伟人的传记，尤其是那些品行颇佳的伟人的传记，仍然可以最具启发性和最有效地给他人提供帮助、指引和鼓励。有些优秀者的传记几乎就是在给人类带来福音——它教给人类和世界一种高尚的生活、高尚的思想，还有饱含活力的行为。这些颇具价值的榜样充分展示了自立、忍耐、拼搏和坚守良知的伟大力量，这种力量正是形成高贵品质所必需的。其中所展示的语言会让人们正确理解获得成功的力量，并以强有力的事实证明了自尊和自助的效果，使那些地位最卑微的人为自己赢得令人尊敬的功绩和牢固的声望。
作为伟大思想的传播人和宽厚心胸的使者，那些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并没有脱离社会底层，他们同样来自学校、车间、农舍，来自穷人的茅草棚或富人的高楼大厦，甚至某些牧师，他们作为上帝的最神圣的使徒，同样也是来自于“社会底层”。最穷苦的人有时也会走向巅峰，在他们奔赴成功的道路上，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战胜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困难反而会变成他们最好的帮手。因为这些困难能激发他们勤奋和坚忍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转化为生存的本领和技能。在现实中克服重重困难而获得成功的例子不可胜数，这也最好地证明了那条格言——“有志者事竟成”。比较著名的例子有：原为理发师后来成为最富诗意的神学家杰勒米·泰勒，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并成为整个棉纺织业奠基者的理查德·阿克莱特爵士，英国上议院最杰出的大法官之一腾特顿，最伟大的风景画画家特纳。关于莎士比亚的生活，没有人能够清楚详细地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来自于一个社会底层的家庭。他的父亲的职业是一个屠夫兼牧场主，莎士比亚儿时的目标是做一个梳毛工，也有人认为他或许会当学校的门卫，或者以后最多是当一个文员替人代写文书罢了。莎士比亚确实可以当得起这样的评价：他“不是一个人，而是所有人类的缩影”。他描写海洋的措辞是如此地精当准确，以至于一位海军军官断定他以前肯定当过水手；而一位神职人员则表示，从他作品中反映出的细节来看，他以前很可能作过牧师的文员；一位出色的鉴马师则坚持认为莎士比亚曾经作过马贩子。莎士比亚无疑可以称之为演员，在他的一生中，他“扮演了多个角色”，从广泛的经验和细致的观察中他收集了大量丰富的知识。无论是做什么事情，他都是一个用心的学生，一个勤奋的工人。直至今天，他的作品对英国人品格的形成所具有的影响力仍不容忽视。
在普通的劳动阶层中，走出了工程师布兰德雷，航海家库克和诗人伯恩斯。令泥瓦工和砌砖工们引以为傲的，有在林肯法学院工作时总是手拿工具而口袋里装着书的本·约翰逊，有工程师爱德华兹和德尔福特，地理学家休·米勒，作家兼雕刻家阿兰·卡林汉姆。在众多出色的木匠中，有建筑师伊利戈·琼斯，天文钟制造者哈里逊，生理学家琼·亨特，画家罗姆雷和欧比，东方学专家李和雕刻家约翰·吉卜生。
而纺织阶层中，则产生了数学家西姆森，雕刻家培根，鸟类学家弥尔纳、亚当·沃克、约翰·福斯特、威尔逊，传道士利文斯通博士，诗人唐纳西尔。在鞋匠中产生了伟大的海军上将克劳德斯雷·肖威尔爵士，电力学家斯特金，散文家塞缪尔·德鲁，《季刊评论》的编辑吉福特，诗人布莱姆菲尔德，传教士威廉·卡雷。鞋楦制造商中则产生了另一位传教士莫里逊。在过去的几年里，有一位名叫托马斯·爱德华兹的资深的博物学家在班佛的鞋匠中出现，他在经营贸易的同时，把业余时间都用来研究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在对细小的甲壳虫进行研究时，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物种，这个新物种被博学家们命名为“普拉尼茨·爱德华兹”。历史学家约翰·斯通曾有一段时间也在经营贸易。裁缝们中同样也是人才辈出。画家杰克逊年少时一直在做衣服。在波依蒂尔斯因为表现优秀而被国王爱德华三世授予爵士称号的约翰·霍克斯伍德，早年曾给一位伦敦裁缝当学徒。他的同行，海军上将霍布林，1702年曾经在维戈摧毁了敌人的栅栏网，也曾是威特岛靠近本彻奇的一个裁缝的徒弟。当听说海军战士要从该岛经过时，他从裁缝店里跳了出来，和一群朋友结伴来到海边，欣赏海军通过时的壮观场面，然后突然就萌发了当水手的志向。他跳上一艘小船，划向海军舰区，并登上海军司令所在的船，最终成为一名志愿兵。数年之后，他衣锦还乡，还找到他曾经当过学徒的小屋并在那里品尝熏肉和鸡蛋。出身于裁缝的名人当中，最杰出的还要数安德鲁·约翰逊，他是美国现任总统，一个具有不凡品质和卓越才华的人。在华盛顿就任总统时，他曾发表演讲说，他很早就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这时人群中突然有人喊道：“他以前是干裁缝的。”他回答道：“某些人说我曾经是一个裁缝，我根本不会因此而感到难堪。我当裁缝的时候，大家都说我是一个好裁缝，因为我做的衣服非常合身。对我的顾客，我总是热情接待，并且总是把活做得很好。”这就是约翰逊，在美好中夹杂着一丝讽刺，似乎又有些当真。
卡迪纳尔·沃尔塞、德·福、阿肯赛德、科克·怀特等人的父亲都是屠夫，班扬曾是补锅匠，约瑟夫·南卡斯则是一个工人，专门编篮子。著名的纽卡门、瓦特和史蒂芬森，曾共同参与发明蒸汽机，他们分别是铁匠、数学仪器制造商和生产灭火器的。传教士亨廷顿最开始是个运煤工，木刻之父伯威克曾经当过煤矿工人。多雷斯是个仆人，霍尔克罗夫特是个马夫。航海家巴芬开始航海生涯的时候，只是一个普通的水手。克劳德斯雷·肖威尔爵士出身于仓管保管员，哈斯切尔曾在军乐队演奏双簧管，查特雷从前是个熟练的雕刻工人。艾迪是个熟练的印刷工，托马斯·劳伦斯爵士是个小餐馆老板的儿子。迈克尔·法拉第是铁匠的儿子，早年曾经是一个学徒，负责装订书籍，他在这个行业一直干到了22岁，现如今他已经成为一流的哲学家，连导师的声名都不如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