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区分“官员的孝顺”和“孝顺的官员”？这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区别是：前者强调了作为一个官员、政治家，他是怎样孝顺的；后者则在强调孝顺。
尽孝与治国的冲突
俗话说得好，自古忠孝难两全。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死后，他就面临着这个难题。不知道是应该回家守孝，还是应该留下来继续辅佐幼主、治理国家。明神宗的屡次慰留，让张居正更加觉得为难。
从嘉靖三十七年到张文明生病的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整整十九个年头过去了。张居正从一个刚刚步人政坛的翰林院编修，变成了大明朝的首辅，执掌内阁多年，取得了一系列的改革成就。
与此同时，张文明这个放荡不羁的府学生也沾了儿子的光，摇身一变成了首辅的父亲。生活自然是不用愁了，有时甚至会有很多好处，比如辽王府的金银到手了、沙洲到手了……只不过，这一切都是看在张居正的面子上。可是，不管张居正的面子有多大，他也不能让时间止步。张文明转眼之间，就是七十岁的老人了，而且由于喝酒太多、生活没规律，身体状况一直不好，终于在万历五年生了重病。
张文明生病是在万历五年的夏天，他病得很重，有时甚至连走路都非常困难。消息传到了北京，张居正自然忧心如焚。按理说，这时的张居正应该请假回家探亲的。可是，一个让他觉得为难的事情摆在了张居正面前——明神宗要结婚了。虽然只有十来岁，但是古代人，又是皇帝，自然要早早地把这事办了，以继承香火。
关于明神宗的婚期，经过反复的商讨，最终定在了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的三月。有人或许要说，张居正的父亲是万历五年夏天病的，明神宗在万历六年三月才结婚，这中间的几个月张居正完全可以回家省亲啊？有什么好为难的呢？这样说的人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这可是皇帝讨老婆，非寻常人家可比。里里外外要准备的事情太多了，就是那些繁杂的婚礼礼仪就够费周折的了。在这样的时候，作为首辅的张居正自然要起重要的调度和组织作用。因此，时间看起来有好几个月，其实并不宽松。如此紧张的时间里，父亲却又病了，怎么不让张居正觉得为难呢？他既想回家探望父亲，也要留下来主持婚礼，当然两头为难！
这样的情绪流露在了张居正写给朋友的信中：
“老父顷患甚剧，今虽暂愈，然闻动履尚属艰难，桑榆暮景，风烛可虞。颛拟主上大婚后，乃敢乞身。今定婚期于来岁三月，则陈情之举，当在夏初矣。遥望此期，以日为岁，奈何？”（《张文忠公全集·答司寇王西石》）
张居正是在说，父亲的病虽然暂时有所好转，但是行动仍然不方便，风烛残年的景象让人不忍。本来是准备皇上结完婚走，可是婚期却在来年的三月，距离现在还有很久，因此只好度日如年了。
无可奈何之下，张居正还是选择了留下来。或许他的心中在想：“没事，只要父亲还在世，我就有孝敬的机会。况且他只是生病了，家里不会缺医少药。可是皇上的大婚一辈子只有一次，还是这个要紧！”然而，就是由于张居正的这个选择，使他再也没有机会跟在世的父亲见面了！
就在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的九月十三日，张文明这个七十四岁的老人去世了。大家也知道，当时的通讯极为不发达。据说，在张文明死后十二天，也就是那年的九月二十五日，报丧的人才从江陵到达北京。张居正得知噩耗，自然悲痛万分，几日茶饭不思，为自己没有送终感到遗憾和内疚。
这个消息很快传开了，同道们纷纷前来探望和吊唁。明神宗是从吕调阳和张四维那里得知消息的，他对张居正说：
“朕今览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了，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何如里！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灵，必是欢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张文忠公全集·闻忧谢降谕宣慰疏》）
神宗的意思是，一方面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他感到无比的心痛，另一方面，他劝张居正不要太过悲伤，因为张居正非比寻常人，肩负有先帝的托孤重任，还要扶保社稷，真是从古到今都没有过的。看到这样的情景，张居正的父亲的在天之灵肯定会感到欣慰，因而劝张居正要看在神宗份上，各自节哀。
神宗不仅降圣旨慰劝，而且赐予了财物若干，要求对张文明的身后恤典，一切从厚。这里的意思很明显，一方面神宗要表达对有功之臣的体恤，另一方面也要乘机安稳住张居正，使他不要因为父亲的去世耽误政务。在明神宗眼里，对皇上的效忠才是“大孝”，因此就算是张居正的父亲死了，张居正也应该“以朕为念，勉抑衷情”！然而，张居正的丧父之痛岂是他的这些话语和行动就能安抚的？此时的张居正已经下决心要按照明朝的丁忧制度回家守孝了！
夺情：自愿还是被动
按照明朝的制度，张居正应该回家守孝以尽人子之情。然而上有明神宗的挽留，下有自己放不下的政权，而这二者对于张居正来说，都是难以置之不理的。因此，张居正最终还是无奈的留了下来。
在讲到张居正和明神宗为他是否遵守丁忧制度而争执不休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制度。
首先，这个制度是适用在内外官吏身上的；其次，当这些人在遇到祖父母或者父母的丧事时，从知道丧事之日起，不计闰月的守孝二十七个月，这叫做“丁忧”；最后，这个守孝时期一满，守孝的官员就要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这叫做“起复”。
以上是这个制度的主要规定，围绕着这些规定，出现了一些补充规定。第一个规定是“凡官吏匿丧者，俱发原籍为民”；第二个规定是“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
这两个规定都是明英宗在位时作出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灵活的规定，那就是所谓的“夺情”——在守孝的二十七个月中，如果皇上作出特别的指示，官员就不许解职，称为“夺情”。之所以这是个灵活的规定，是因为“夺情”一直以来就很少出现。当然，以上的所有制度规定并不适用于带军打仗的官员，这主要是基于战事的考虑，古人将这种规定称为“金革之事不避”。
在有如此制度规定的基础上，加之自己内心的哀痛，张居正按照惯例，向吏部提请将自己放回原籍江陵，准备守孝二十七个月。由于是张居正要执行“丁忧”制度，所以吏部接到他的提请，就向神宗作了汇报。神宗很快就下旨回复：
“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冲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
明神宗的意思自然是不允许张居正回家守制了。“岂可一日离朕”，这句话说出了神宗的心思。但是，考虑到守制乃是维系宗法制度的重要环节，不可废止，因此他还是允许张居正守所谓的“七七”之孝，也就是四十九天的孝，可以不用上朝。
看来，明神宗动用了“夺隋”的制度规定。本来，按照一般的制度规定，张居正回家守制是毫无疑义的。可是，也正是由于他是张居正，所以才出现了接下来他和明神宗之间往复多次、关于是否允许张居正回家守制的争执。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人之间的上疏和下谕吧！
明神宗不允许张居正守制的上谕一下来，张居正就立马上疏请求：
“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固非常理之所能拘也。臣一介草茅，忝司政本，十有余年，受先皇顾托之重，荷圣主倚毗之专，无论平日所承，隆恩异数，超轶古今，即顷者闻忧之日，两宫圣母为臣悯恻，圣心感动，为臣凄惋，慰吊之使，络绎道途，赙賵之赉，充溢筐篚，又蒙皇上亲洒宸翰，特降玺书，中间慰借之勤笃，勉喻之谆切，尚有溢于圣言之外者。臣伏而读之，一字一泪，虽旁观近听之人，亦无不伤心酸鼻者。夫自古人臣，以忠结主，商则成汤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说，周则成王之于公旦，汉则昭烈之于诸葛亮，其隆礼渥眷，辞命诰谕之文，载在史册，至今可考，固未有谦抑下巽，亲信敬礼，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恳笃者，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其草芥微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且人之大伦，各有所重，使幸而不相值，则固可各伸其重，而尽其所当为；不幸而相值，难以并尽，则宜权其尤重者而行之。今臣处君臣、父子，两伦相值，而不容并尽之时，正宜称量而审处之者也。况奉圣谕，谓‘父制当守，君父尤重’，臣又岂敢不思以仰体，而酌其轻重乎？”（《张文忠公全集·乞恩守制疏》）
张居正在这个上疏里先表明了自己“非常”的地位，主要就是受先帝托孤重任，而且得到神宗的信赖。这次父亲去世，神宗亲自吊唁，让他感动万分。接着，张居正说古代的大臣都是“以忠结主”，就是对主上忠诚，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神宗对待自己那样“恳笃”的，因此张居正觉得这个恩情太大了，自己就算拼了性命也报不完。
然而，伦理价值有很多，有的是等值的，有的不等值。对于不等值的，可以“各伸其重，而尽其所当为”；对于等值的，则要好好权衡才能决定要谁。这就如同现在自己遇到的情况一样，在君臣和父子两个伦理价值之间徘徊，仔细斟酌谁重谁轻。
在这个上疏里，张居正讲出了自己的苦衷：自己现在是夹在了君臣和父子两个伦理价值之间，很费脑筋，就算是“称量而审处之”，也难以摆脱两难困境。这里他一方面有坚决回家守制的意思，但另一方面也有所犹豫，因为他面对神宗那句“父制当守，君父尤重”的话，也不能做得太绝了！
明神宗收到这个上疏，一点儿也不含糊，下旨道：
“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昔当十龄，皇考见背，丁宁以朕属卿，卿尽心辅导，迄今海内义安，蛮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远待三年？且卿身系社稷安危，又岂金革之事可比？其强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辞。”（《张文忠公全集·乞恩守制疏》）
明神宗还是那个意思：“你孝顺我理解，可是我才这么点儿岁数，政务什么的全要靠你！现在国家的各种大事刚刚见到一些起色，怎么能让你走呢？”
看到这样的回复，张居正肯定觉得非常无奈。他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再次上疏（即《张文忠公全集·再乞守制疏》）。这个上疏很快得到了回复：
“览奏，词益哀恳，朕恻然不宁。但卿言终是常理，今朕冲年，国家事重，岂常时可同？连日不得面卿，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犹以为远，矧曰三年！卿平日所言，朕无一不从，今日此事，却望卿从朕，毋得再有所陈。”（《张文忠公全集·再乞守制疏》）
在这个下谕里，神宗见张居正的态度还是没有变，于是就硬说自己的话说的是常理。而且自己现在岁数小，国家大事没有人辅佐怎么办得好？自己几日不见张居正，已经有若有所失的感觉了，还别说张居正要回家去守将近三年的孝。因此，神宗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这两人开始辩论起什么是常理，什么是非常理了。明神宗意思非常坚决：你就算说得再让我感动，但你守孝的行为只是符合常理，可国家大事绝非常理可比。别说你要回家呆三年，就是我准许你守四十九天的孝都觉得时间太长了。看来，神宗真有些下定决心不放张居正走了，他甚至对吕调阳、张四维说即使张居正再上疏一百次，他也不会心软的。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大改变的可能了。君臣之间就这样僵着了，虽然后来张居正再次向神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是神宗仍然雷打不动，坚决不松口。有一次，神宗甚至连“为天下”这样的词语都用上了：
“朕为天下留卿，岂不轸卿迫切至情，忍相违拒？但今日卿实不可离朕左右。著司礼监差随堂官一员，同卿子编修嗣修，驰驿前去，营葬卿父；完日，即迎卿母，来京侍养，用全孝思。卿宜仰体朕委曲眷留至意，其勿再辞。”（《张文忠公全集·乞守制疏》）
这言语中已经隐隐有怒火和责怪了，但是神宗毕竟没有发火，他甚至还在替张居正想办法：让一名太监跟随张嗣修一起回去安葬张文明，结束后迎奉张居正的母亲来京养老，只是仍然不允许张居正回家。或许他也知道自己的语言太过激烈，于是派司礼监太监何进带去了言语和缓的亲笔谕旨：
“朕以幼冲、赖先生为师，朝夕纳诲，以匡不逮。今再三陈乞守制，于常理固尽，于先帝付托大义，岂不鲜终？况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一日、二日万几，尚未谙理；若先生一旦远去，则数年启沃之功，尽弃之矣。先生何忍！已有旨，特差司礼监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完便就迎接先生老母，来京侍养，以慰先生孝思，务要勉遵前旨，入阁办事，岂独为朕，实所以为社稷，为苍生也。万望先生仰体圣母与朕惓惓恳留至意，毋劳又有所陈。”（《张文忠公全集·谢降谕慰留疏》）
神宗的意思是，张居正屡次上疏要回家守制，在常理上已经尽了，可是对于先帝托孤的信义却没有尽到。而且自己学问还没学好，志向还没有定下来，张居正一走几年，那岂不是全荒废了？因此，还是像上次下谕说的那样由太监陪同张嗣修回家办理后事，然后接张居正老母来京。这样，张居正就应该安心辅佐自己了。
这样一来，张居正没有办法了。还能怎样呢？人家都把话说成那样了：又是效忠皇上才是大孝，又是为了天下和国家大事。皇上连帮助料理后事都考虑到了，自己还有什么好坚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居正只好承认“夺情”的局势已成。然而，尽管如此，张居正仍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条件：
“凡朝士大夫，见者闻者，无不恫切叹颂，皆以大义责臣，谓殊恩不可以横干，君命不可以屡抗，既以身任国家之重，不宜复顾其私。臣连日枕块自思，且感且惧，欲再行陈乞，恐重获罪戾。且大婚期近，先帝之所付托，与国家之大典礼，莫此为重，乃一旦委而去之，不思效一手一足之力，虽居田里，于心宁安？用是茹忍哀惊，不敢再申前请，谨当恪遵前旨，候七七满日，不随朝，赴阁办事，随侍讲读。”（《张文忠公全集·乞暂遵谕旨辞俸守制预允归葬疏》）
实际上，张居正一共开列了五个条件：第一，在守“七七”期间，他的所有俸薪一律不要；第二，这期间，他不参与任何的祭祀吉礼；第三，不管是人侍讲读，还是在阁办事，都要穿青衣角带；第四，所有的章奏上都要有“守制”二字；第五，请求允许自己明年回去安葬父亲，并迎接母亲回京。
这些条件并不过分，明神宗很爽快地答应了：
“卿为朕勉出，朕心始慰，这所奏，俱准。归葬一节，还候旨行。”（《张文忠公全集·乞暂遵谕旨辞俸守制预允归葬疏》）
只要张居正不离开北京，估计要求再高一点儿的条件，神宗也是会答应的！
张居正被“夺情”了，他只好留在遥远的北方，哀悼自己的亡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局面的出现呢？表面看来，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明神宗不肯放人，但实际上问题的答案没有那么简单。那么，这些原因是什么呢？
通过仔细地考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导致张居正被“夺情”局面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原因，当时的整个明朝政府以及明神宗都离不开张居正来执掌政权，处理政事。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我们要看到，自从张居正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的六月执政以来，到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五年多的时间，整个大明朝无论哪个方面都有了好的起色：政治上国家安定，经济上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老百姓也减轻了赋役，据说当时的国家粮仓太仓所存的粟可够全国吃十年，国库太仆寺也有四百多万的积累资金；外交上收服了北边的俺答，唯一有问题的是辽东，但是它也得到了很好地控制。
取得这样的成绩，自然离不开张居正的功劳。在这样的局面下，整个国家更加不能离开张居正，因为假设张居正一走，可以说大明朝政府将几近瘫痪。有人觉得疑问：后果有那么严重吗？如果真切地了解一下当时的政府成员，就不会有人产生以上疑问了。
对明朝政治起着实际调控和布局作用的内阁里面除了张居正以外，没有什么人能够担下首辅之职：吕调阳是个老实忠厚的人，这样的人做做具体工作还可以，要他来全盘调度和协调，他的能力还差了点儿，另外这个人也没有多大的抱负；内阁里有些才干的或许就是张四维了，但是张四维的资历太差，干政治的人没有资历就不能服众，把政权交给他也会出问题。
有人或许会问：不能把权力交给内阁，把它交给明神宗不就行了吗？因为整个内阁的权力都是皇帝给予的。话虽如此说，可是当时的明神宗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孩，怎么能担负得起如此艰巨的工作。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明神宗一直不松口放张居正回家守制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确实是一步也不能离开张居正。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张居正舍不得丢开自己热爱的政权，甚至害怕由于回家守制而失去了自己热爱的政权。关于这个原因，我们应该作如此的理解：无疑，张居正对于自己手中的政权是非常热爱的。
他获得这样重的权力、这样高的地位，虽然不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是经过了辛苦努力的。他走到今天这个份上，的确不容易。另外，对于政权的重要性，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张居正是深有体会的。没有权力，就实现不了他报国安邦的宏伟抱负。
假设明神宗不下旨“夺情”，也就是放张居正回家守制，大家来想一想张居正会不会走？我的意见是他同样不会走。因为，首先，前面说过，政府里没有好的人选顶替他将近三年离任时期的职务；其次，他担心一旦放开政权，就不可能再收回。
换句话说，如果只是舍不得政权，张居正不一定会留下来；可是由于担心丢掉政权，他就一定会留下来。
可是，张居正的这种担心是怎样产生的呢？这种担心有必要吗？在考察明朝关于官员，尤其是内阁大学士“丁忧”的历史情况之后，我们认为，张居正的这种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般说来，明朝的内阁大学士遵循“丁忧”制度回家守孝，在二十七个月的时期满之前，大多能够得到起复，也就是官复原位。比如，明成祖永乐六年六月，杨荣“丁忧”，那年的十月就得到了起复；明宣宗宣德元年正月，金幼孜“丁忧”，很快就得到了起复；明宣宗宣德四年八月，杨溥“丁忧”，也是随即就得到了起复；明景帝景泰四年五月，王文“丁忧”，当年的九月得到起复；明宪宗成化二年三月，当时任首辅的李贤“丁忧”，五月即官复原位了。
这些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况且还有制度上的规定，按理说来是不应该出现官员“丁忧”后，就把乌纱帽给丢了的。然而，制度和历史传统都是死的，实际政治却是活的。在政局里，别说是二十七个月，就算是两个月，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虽然说制度和历史上都有官员“丁忧”后起复的规定，但那只是理论上的，与实际还有一定的距离。看看那些已经离开北京政局的前任阁员们吧！徐阶、陈以勤、李春芳、殷士儋，有谁能够“王者归来”？
政权就是一个时机问题，你错失了时机，也就错失了政权。大家想一下，张居正从二十三岁考中进士以后，经过三十一年的奋斗，才取得了现在的政治地位，他怎么能够轻易放弃呢？
事实说明张居正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就在张居正忙着上疏请求明神宗开恩准许自己回家守孝的时候，翰林院和内阁里面那些属下就已经开始到次辅吕调阳那里道喜去了。
根据明朝政坛的潜规则，当首辅离开职位三天以后，次辅就可以把自己的座位从内阁的右边迁到左边，实际上意味着逐步蚕食首辅的职权。一到这个时候，翰林院的那些后辈翰林以及内阁的僚属都穿着红袍到内阁去道喜。
前面说过，这个吕调阳是个老实人，他不愿意得罪谁，因此既没有把自己的座位从右边移到左边，可是却又接受了大众的道喜。这在他自己看来，或许已经做得四平八稳了。可是，他的接受众人朝贺毕竟还是一种带着挑衅意味的行为，这自然让张居正感到担忧和愤懑：自己现在还没有离开首辅的位置，就已经有这么多人开始露出真面目了，要是自己真的回家守孝二十七个月，如果还有机会回来，岂不是什么都变了？说不定，自己可能需要重头做起。
政治不比其他，哪是说重头来就能够重头来的呀？自己辛苦奋斗了三十年才得来的政权，只为了一个十九年不曾见面的父亲就丢掉，代价未免太大了。不行，不能走！
此时的张居正，心中一定充满了留恋和担忧，但同时也充满了矛盾。然而，他还是作出了选择：他舍不得自己热爱的政权，舍不得自己一手改革的政府。当他作出不回家的决定时，他的脑海中一定回响着同事李幼孜劝自己的话：
“皇帝冲龄，天下不可一日无相公，相公怎样忍得回去守制呀！”
以上就是造成张居正不能回家守孝的主要原因。从这些原因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作为一个处于政治权力中心的政治家，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孝顺之心已经被各种制度和现实中的问题无情地扭曲了。然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人只能是他自己。换句话说，上面说到的两个原因其实是一个：那就是张居正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造成他不能回家做个孝子的根源。
可以说，不让张居正离开政局，已经是整个明朝政府的呼声。然而，最早喊出这个声音的却是张居正自己。
守孝北京：折衷的孝道
张居正最终选择了留下，然而他却不可能一如往常一样了，毕竟他是一位正处于服丧期的孝子。张居正开始在北京为父亲守孝，然而身为大明朝顶梁柱的他，即便是在守孝，也仍然摆脱不了政治事务的烦扰。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采取一种折衷的孝道。
张居正选择留了下来，没有回家守制。但是，这样的守制毕竟跟礼俗的要求差得太远，于是张居正就想出了另外一种“补救”的办法。为什么说是“补救”呢？原因在于，张居正虽然基于太多因素不能回家守孝，但是却仍然需要做些事情来表示他的孝心。他的这个补救办法就是辞俸守制。这个办法是在万历八年他的一个奏疏中提到的，内容如下：
“臣又查得前代典礼与本朝律令，凡夺情起复者，皆居官食禄，与见任不殊。故先年大学士杨博、李贤等，皆从服中升官考满，以事同见任故也。今臣乃辞俸守制，皇上原未夺臣之情，臣亦未尝于制中起复，比之诸臣，事体原自不同。”（《张文忠公全集·辞考满加恩疏》）
在这个上疏里，张居正提出了辞俸守制的办法，因为在他看来，神宗并没有将他“夺情”，而自己也没有在守制的时候得到起复，因此相当于自己现在没有工作，所以不应该要工资。
如此看来，所谓的辞俸守制意思就是在守制期间，官员的禄俸全部都要免除。而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由于张居正没有遵循原有的守制制度。然而，他虽然有这样的心思，明神宗却不可能让这位老臣饿着肚子。于是，明神宗下旨吩咐道：
“元辅张先生，俸薪都辞了。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著光禄寺每日送酒饭一桌，各该衙门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叶三十斤、盐一百斤、黄白蜡烛一百支、柴二十扛、炭三十包，服满日止。”（《张文忠公全集·谢内府供给疏》）
皇上实际上是给没有工资的张居正发了额外的补贴，而且补贴得还不少。他对张居正的照顾，由此可见一斑了。其实，这何尝又不是一种交易？你张居正可以为了我明神宗的江山，连给父亲守孝都推去了，我怎么还能不表示一下？搞政治的人就是这个样子，总要在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和人之常情之间寻找和谐与平衡，但是却往往因此变得非常虚假，让人觉得少了应有的温暖！然而，这毕竟是皇上的一番美意，作为臣子来说，即便这番美意很虚假，却仍然能让他感恩戴德：
“但孤暂留在此，实守制以备顾问耳，与夺情起复者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禄，下不通四方交遗，惟赤条条一身，光净净一心，以理国家之务，终顾命之托，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张文忠公全集·答蓟镇巡抚陈我度言辞俸守制》）
在张居正看来，自己在北京守制，与“起复”不同，因此不能享受国家俸禄，只有用心处理国家大事，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私心。
就这样，张居正开始在北京的家中给父亲“七七”守孝了。在守孝期间，他还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主要就是一些大臣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和目的上疏弹劾张居正，其弹劾内容大多是针对他的不遵守古制，大逆不道之类的，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这些事情很快得到了解决，毕竟张居正的背后是明神宗，他的“破坏”传统也是基于明神宗的夺情，因此针对张居正的攻击事实上指向了皇上。至于这些事的结果就很自然了，古老的廷杖制度再次派上了用场。最终，以神宗亲下谕旨，讲明自己的态度和对百官的要求而结束！
七七四十九天的守制看起来时间也不长，可是在明神宗眼里，那可就长了。为什么这样说？很显然，没有了张居正，明神宗可以说是六神无主：有那么多政事需要和张居正商量，可这位首辅却不能在内阁里面办事，因为要守制，内阁的重要公文，一律都送到张居正家中批阅，十分不方便。明神宗盼星星盼月亮似的，数着日子过完了这四十九天。终于到了十一月初，七七日子满了，明神宗兴奋地宣召张居正进宫面圣。
君臣见面，双方都很激动，这在明神宗尤为明显。张居正先开口，来了一段感激肺腑的话：“臣父不幸，仰荷圣恩，赐吊赐赙，又遣官治葬，恤典殊常。臣于国家，未有尺寸之功，叨此隆思，感洞心膂。”
“先生孝情已尽了，”神宗答道，“朕为社稷，屈留先生。先生只想父皇付托的意思，成全始终，才是大忠大孝。”
明神宗始终不忘重新解释何谓真正的忠孝。
听见这句话，不知是什么感情激动了张居正，他的眼角流落了一颗泪珠：“伏奉皇上前后谕旨，委曲恳切，臣愚敢不仰体？又昔承先帝执手顾托，誓当以死图报，今日岂敢背违？但臣赋性愚直，凡事止知一心为国，不能曲徇人情，以致丛集怨仇，久妨贤路。今日若得早赐放归，不惟得尽父于微情，亦可保全晚节。”
张居正的意思是说，自己深受先帝和神宗的大恩，自然应该以死相报，不肯违背。但是现在自己由于不循人情，所以得罪了不少人，妨碍了贤才的升迁。因此，他请求神宗让他告老回家，一面可以补上对父亲的孝心，一面也可以保全晚节。
“先生精忠为国的心，”见到张居正哭，神宗也挺动感情地说，“天地祖宗知道，圣母与朕心知道。那群奸小人乘机排挤，自有祖宗的法度治他们，先生不必介怀。”
神宗接着转到了正题：“今日好日子，先生可就阁办事。”（《张文忠公全集·谢召见疏》）另外，明神宗还赐给张居正很多财物。对于这些恩赐，张居正一边谢恩，一边准备着重整精神，入内阁处理政务。
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明白，张居正这时候究竟是怎样一种心情呢？从表面上看来，他好像已经从先前的悲哀和遗憾情绪之中走出来了。然而，大家不要忘了，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还没有人土为安呢！有着这样的大事在心中，张居正肯定是很难安心工作的。只不过，自己跟明神宗已经约好，七七日期一满，就要回去“为主子服务”。因此，即使自己心中还在牵念父亲的葬礼，也只好暂时搁置一旁，等处理好眼前的一件大事再说。
这是一件什么样的大事呢？它便是前面说到过的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明神宗的大婚。在万历六年的正月里，司礼监文书官邱得口传了皇太后的慈谕：“这大礼，还著元辅一行，以重其事。”意思就是让张居正全权操办儿子的婚礼。
她想到了张居正还在服孝的事情，因此专门叮嘱道：“忠孝难以两尽，先生一向青衣角带办事，固是尽孝；但如今吉期已近，先生还宜暂易吉服，在阁办事，以应吉典，出到私宅，任从其便。”为了她儿子的婚礼，别人就不能尽孝心了！这便是统治者的照顾！
张居正对于这样的要求自然也是无可奈何，只好与英国公张溶一起当上了婚礼大使，张溶为正使，张居正是副使，而且从正月十九日起，就开始穿上了所谓吉利的服装。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准备，婚礼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就等着吉日的到来了。看着这样的情况，一向住在乾清宫的慈圣皇太后，就决定退居慈宁宫了。她这样做，一方面是遵循古制，一方面是为了将监护明神宗的责任交给张居正。她在走之前，分别给明神宗和张居正下了一道慈谕。给神宗的慈谕内容如下：
“说与皇帝知道，尔婚礼将成，我当还本宫，凡尔动静食息，俱不得如前时闻见训教，为此忧思。尔一身为天地神人之主，所系非轻。尔务要万分涵养，节饮食，慎起居，依从老成人谏劝，不可溺爱衽席，任用匪人，以贻我忧。这个便可以祈天永命，虽虞舜大孝，不过如此。尔敬承之，勿违。”（《张文忠公全集·乞遵守慈谕疏》）
她的意思是，神宗结婚后，自己就要搬回原来的住处了，不再跟神宗住在一起，因此希望神宗要好好照顾自己。她劝戒道，神宗一人身系诸多大事，因而在饮食起居方面都要注意，多听劝谏。
在给张居正下慈谕的时候，慈圣太后还赐给了张居正坐蟒、蟒衣各一袭、彩段八表里、银二百两。给张居正的慈谕内容如下：
“皇帝大婚礼在迩，我当还本宫，不得如前时常常守著照管，恐皇帝不似前向学勤政，有累盛德，为此深虑。先生亲受先帝付托，有师保之责，比别不同。今特申谕交与先生，务要朝夕纳诲，以辅其德，用终先帝付托重义，庶社稷苍生，永有赖焉。先生其敬承之，故谕。”（《张文忠公全集·谢皇太后慈谕疏》）
她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自己现在不在皇帝身边了，担心皇帝不用心学问和政事，因此嘱咐张居正要早晚教诲，不要辜负了先帝的托孤信义，这样天下苍生才会有所依赖。
可以说，从此以后，张居正的责任更加重大了。这或许也是由于慈圣太后知道张居正面临着为家还是为皇上的矛盾，不知如何选择，因此干脆把监护皇上的责任和权力完全交给了张居正，好以此来使之尽心辅佐明神宗。
这是皇太后的心愿，那么张居正的态度呢？无疑，此时的张居正已经权倾朝野，即便皇太后不下这个慈谕，对于神宗来说，他也是朝夕照管和辅佐自己的监护人。然而，毕竟此时的张居正家事未定，即使接受了如此重要的权力，他也只能是敷衍行事而已！因此，我们就不难看出下面这篇上疏语言上的形式化了。这篇上疏是张居正收到皇太后的慈谕后写的：
“兹奉诰谕，以慈驾还宫，虑看管之少疏，恐圣德之有累，委臣以师保之责，勉臣以匡弼之忠，宠锡骈蕃，开谕恳切。臣捧读未竞，涕泗横流。念臣昔承先帝顾托之重，既矢以为国忘家，捐躯徇主矣，其在今日，敢不益掳忠荩，图报国恩。但内禁外廷，地势自隔；臣谟母训，听纳悬殊：尚冀我圣母念祖宗基业之重，天位保守之难，凡所以拥护圣躬，开导圣学者，尤望时加训迪，勿替夙恩；臣知皇上纯孝性成，必能仰承慈意，服膺罔懈也。至于进尽忠言，弼成圣政，则臣分义所宜自尽者，虽微慈谕，犹当思勉，况奉教督谆谆，敢不罄竭愚衷，对扬休命，臣诚不胜感激祈望之至。”（《张文忠公全集·谢皇太后慈谕疏》）
意思很简单，没有多少实际的东西，一面感恩戴德，一面信誓旦旦，目的只是让皇太后看见之后觉得放心！
就在张居正接受了皇太后的慈谕不久，明神宗的大婚典礼举行了！婚礼办得自然隆重异常，皇家的富贵和尊严尽显无遗。张居正由于操办有功，照例受到了的赏赐，然而他没有接受。
尽孝能否“缓期执行”
虽则有神宗的再三挽留，张居正还是决定回家为父亲送葬。然而，风风光光的办完了父亲的丧事之后，在神宗的催促和繁忙政务的压力之下，他又不得不急急忙忙地赶回北京，没能实现亲自陪母亲进京的愿望。
可以说，即便是在操办皇上大婚的繁忙时期，张居正也在牵挂着父亲的葬礼。这一点，我们从婚礼一结束，张居正便立即言辞坚决地上疏请求给予假期以便回家葬父这件事就看得出来。在那篇上疏里，尽管张居正于理于情都说得头头是道，但是他的言语却没有打动明神宗的心，这次上疏得到了皇上如此的回答：
“卿受遗先帝，辅朕冲年，殚忠宣劳，勋猷茂著。兹朕嘉礼初成，复奉圣母慈谕倦倦，以朕属卿，养德保躬，倚毗方切，岂可朝夕离朕左右？况前已遣司礼官营葬，今又何必亲行？宜遵先后谕旨，勉留匡弼，用安朕与圣母之心，乃为大忠至孝，所请不允。”（《张文忠公全集·乞归葬疏》）
神宗又搬出了自己岁数小，需要人辅佐的老话，结论还是不能离开张居正一步。不仅如此，他这次更有理由了，因为他已经派人前去处理张居正父亲的后事了。
估计，当时明神宗肯定觉得有些想不通：“我不是已经派了人回江陵帮你安葬你父亲了吗？怎么还要请假回去？”作为皇上的他自然这样想了，毕竟死的也不是他的父亲。
面对皇上的拒绝，张居正没有放弃，硬着头皮再次上疏。这一次的语气显得非常的急迫：
“夫尽忠所以尽孝，而死者不可复生，臣岂不知今日之归，无益臣父之死；且重荷殊恩，特遣重臣，为之造葬，送终之礼，已为极至，臣今虽去，亦复何加，但区区乌鸟私情，唯欲一见父棺，送之归土，以了此一念耳。若此念不遂，虽强留于此，而心怀蕴结，形神愈病，必不能专志一虑，以图国家之事；公义私情，岂不两失之乎？比得家信，言臣父葬期，择于四月十六日，如蒙圣慈垂怜，早赐俞允，给臣数月之假，俟尊上两宫圣母徽号礼成，即星驰回籍，一视窀（音同“谆”）穸（音同“夕”），因而省问臣母，以慰衰颜。傥荷圣母与皇上洪庇，臣母幸而康健无病，臣即扶侍同来。臣私念既遂，志意获纾，自此以后，当一心一虑，服勤终身，死无所憾。是今虽暂旷于数月，而后乃毕力于终身，皇上亦何惜此数月之假，而不以作臣终身之忠乎？此臣之所以叩心泣血，呼天乞怜，而不能自已者也。若谓臣畏流俗之非议，忘顾托之重任，孤负国恩，欲求解脱，则九庙神灵，鉴臣之罪，必加诛殛，人亦将不食其余矣。”（《张文忠公全集·再乞归葬疏》）
在这个上疏里，张居正先讲了一番忠孝的大道理，之后他摆出了一副逼急了的样子：“若此念不遂，虽强留于此，而心怀蕴结，形神愈病，必不能专志一虑，以图国家之事；公义私情，岂不两失之乎？”意思是说，你明神宗如果这次不让我回家，就算把我留下来了，我也不给你好好干活！到时候对我对国家都不好，你看着办吧！因此，他还是乞求神宗给他假期，让他好回家去安葬父亲、探望老母。他还说，自己只走这几天，以后自己就全部属于国家和皇上了，希望皇上能够给予假期。
看到这样的奏章，明神宗估计有些吓着了，他立即就准奏。或许是的确他不能离开张居正的辅助，也或许是张居正的上疏言辞太过激烈把神宗给刺激的。明神宗虽然准许了请假，但是却规定了回京期限，深怕张居正一去不回：
“朕勉留卿，原为社稷大计，倚毗深至。览卿此奏，情词益迫，朕不忍固违，暂准回籍襄事。还写敕差文、武官各一员护送，葬毕，就著前差太监魏朝，敦趣上道，奉卿母同来，限五月中旬到京。往回都着驰驿。该省抚、按官仍将在籍起身日期，作速差人奏报。”（《张文忠公全集·再乞归葬疏》）
明神宗实际是在担心张居正一去不回，因而还派了文武官员护送，并且限定了回京日期。明神宗的担心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张居正怎么可能那么轻易放弃政权呢？可是，张居正对于明神宗来说的确太重要了，以至于在神宗为张居正定下回家的三月十三日之前，陆续赐予路费等财物，而且亲下手谕再次叮嘱其早去早回：
“朕大礼甫成，倚毗先生方切，岂可一日相离？但先生情词迫切，不得已，准暂给假襄事，以尽先生孝情。长途保重，到家少要过恸，以朕为念，方是大孝。五月中旬，就要先生同母到京，万勿迟延，致朕悬望。”（《张文忠公全集·谢赐敕谕并银记疏》）
在这样的叮嘱之后，明神宗仍然觉得不放心，于是他就宣张居正于三月十一日到文华殿面辞。下面就是两人那天的对话。
还是张居正先说话：“臣仰荷天恩，准假归葬，又特降手谕，赐路费银两、表里及银记一颗。臣仰戴恩眷非常，捐躯难报。”
“先生近前来些，”神宗语气很柔和。
张居正向前挪了几步。
“圣母与朕意，原不肯放先生回，”神宗接着说，“只因先生情辞恳切，恐致伤怀，特此允行。先生到家事毕，即望速来。国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托？”
居正叩头谢道：“臣之此行，万非得已。然臣身虽暂违，犬马之心实无时无刻不在皇上左右。伏望皇上保爱圣躬。今大婚之后，起居食息，尤宜谨慎。这一件，是第一紧要事，臣为此日夜放心不下，伏望圣明，万分撙节保爱。又数年以来，事无大小，皇上悉以委之于臣，不复劳心；今后皇上却须自家留心，莫说臣数月之别，未必便有差误。古语说：‘一日、二日万几，’一事不谨，或贻四海之忧。自今各衙门章奏，望皇上一省览，亲自裁决。有关系者，召内阁诸臣，与之商榷停当而行。”
“先生忠爱，朕知道了。”神宗答道。
“臣屡荷圣母恩慈，以服色不便，不敢到宫门前叩谢，伏望皇上为臣转奏。”居正道。
“知道了，”神宗叮咛道，“长途保重，到家勿过哀。”
这时的张居正真的是动了感情了，他趴在地上，哭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先生少要悲痛，”神宗一面安慰，可他一面也开始哭起来。（对话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引文有改动）
两人的对话到此结束，之后张居正就拜辞了。从这里看得出来，此时的明神宗对张居正不仅是一种君主对得力大臣的依赖，更多的是一种晚辈对长辈的依恋。因此，也就怪不得他那么不放心张居正的离开了！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三月十三日，张居正终于从北京出发，回江陵为自己的父亲安排葬礼，以尽孝心！可是，这个孝心也来得太迟了。为了履行自己对皇上的忠心，就不能履行对父亲的孝心！身为首辅的张居正和身为人子的张居正，一度不能得到两全，这次才终于合二为一了！
说起张居正的这次回家，那场面可就壮观了！毕竟，人家可是身为首辅的孝子，而不是普通的孝子。据说，张居正乘坐的轿子需要三十二名轿夫才能抬动，轿子的前面是起居室，后面则是寝室。这一顶豪华至极的大轿，在蓟镇总兵戚继光派来的铳手、箭手的保护下从北京南下，一路浩浩荡荡地走州过府。每到一处官府，府、州、县的官员就要出城跪迎，奉上礼物奠品。而张居正每次都只收奠品，其余礼物却谢绝了。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四月初四，首辅张居正终于回到了江陵。
回到家，由于神宗规定了回京的日期，因此张居正马不停蹄地开始安排父亲的葬礼。还好，这次陪张居正一起会葬的有几位朝廷的官员，包括司礼监太监魏朝、工部主事徐应聘，他们是神宗派来专门经营葬事的；礼部主事曹诰，他是专门负责谕祭的。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地方官前来会葬，他们是先任湖广巡抚、升刑部右侍郎的陈瑞，抚治郧襄都御史徐学谟及司、道等人。在众官员的协助之下，很快张文明就于四月十六日在太辉山下葬。仔细想想，如果在这位府学生死的时候会觉得儿子有些不孝的话，那么他的在天有灵，此时肯定觉得风光无限了吧！
风光的葬礼办完了，按理说张居正应该早日回到北京才是，因为那里还有一个焦急等待的明神宗。另外，办完葬礼也已经快到五月了，离神宗限定回朝的五月也没有几天了，除去在路上的时间，实在是到了应该动身的时候了！
然而，张居正却迟迟不见要出发的样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还有一个七十三岁的老母，要一起请回北京安养晚年。可是，这个时节正是炎炎夏日，这位老母亲怎么能经得起酷热的暑天跋涉。
正是基于这个担心，张居正才迟迟没有走。那他在等什么？他在等皇上的回信。在这之前，他已经上疏请求神宗宽限几日，等到八、九月天气凉爽时，好陪同老母一同赴京。大家想想，神宗收到这封信之后会有多着急。说好的事情，怎么变卦了呢？他急忙吩咐内阁拟旨，要求张居正五月下旬必须回到京城，至于他的老母亲，则安排太监魏朝等到秋凉护送入京。这位皇帝心里的焦急跃然纸上：
“谕元辅张先生：自先生辞行之后，朕心日夜悬念，朝廷大政，俱暂停以待。今葬事既定，即宜遵旨早来，如何又欲宽限？兹特遣锦衣卫堂上官，赍（音同“基”）敕催取。敕到，即促装就道，以慰倦倦。先生老母畏热难行，还著太监魏朝将先生父坟未尽事宜，再行经理，便候秋凉，护送先生老母同来。先生宜思皇考付托之重，圣母与朕眷倚之切，早来辅佐，以成太平之治，万勿耽延，有孤悬望。先生其钦承之。”（《张文忠公全集·奉谕还朝疏》）
道理说得多清楚：你我约好了的，葬事一定，就立即归来，“如何又欲宽限？”你母亲怕热，你不怕热吧？那你就赶快给我回来！然后，就是一番深刻的大道理。这个皇上已经学会了讲话既抓住道理，也抓住情感！
话说回来，明神宗的着急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时的明朝政府，尤其是神宗本人，离开了张居正，简直可以说是无法运作。自从张居正离开以来，举凡重要的政务公文，还是要张居正来作决断。
在张居正走之后，明神宗只是让内阁大学士们处理一些日常事务，重要的则派人送到江陵给张居正处理。这自然是基于神宗对张居正的信任。另外，这些内阁大学士们，有的是张居正的学生，有的比张居正资力浅，也就是说没有张居正那么有权威，因此他们在遇到重要事务时，一般也不敢擅自做主，只好留待首辅来解决。
从这个角度讲，张居正之所以再次无法尽孝心，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谁叫他张居正是个如此受重用的首辅呢？
没有办法，张居正暂缓回京的希望落空了，他只好先尽忠，至于是否能尽孝，就要看命运的安排了！在辞别了老母，叮嘱司礼太监魏朝好生护送太夫人秋季人京以后，张居正于五月二十一日从江陵出发往北京返。仍然是三十二人的大轿，仍然是浩浩荡荡的队伍。从此，这支队伍以及带队的首辅再也没有回来过！
这是夏天的道路，由于路上雨水多，使道路变得极为泥泞难行，队伍前行缓慢。如果还是以这样的速度走下去，别说五月下旬，就是六月下旬也到不了北京。无可奈何之下，张居正只好请求宽限回京时间，他在疏中写道：
“臣已于本月二十一日，更服墨缞（音同“催”），星驰就道。伏念臣违远阙庭，已逾两月，今恨不能一蹴即至，仰觐天颜。但臣原籍去京师，几三千里，加以道途霖潦，每至追（音同“谆”）遭（音同“粘”），哀毁余生，难胜劳顿，今计五月中旬之限，已属稽违，私心惶惶，不逞宁处。除候到京之日，伏藁（音同“稿”）待谴外，谨先奏知，以仰慰圣母、皇上悬念。尤冀圣慈曲垂矜悯，特宽斧钺，稍假便宜，俾孱弱之躯，获免困仆，裂肝碎首，杀不敢辞。臣无任惶悚陨越之至。”（《张文忠公全集·奉谕还朝疏》）
这个上疏的意思自然是说自己离开已经两个月了，很想早点儿回去。可是，道路实在太滑，因此估计五月中旬到不了。现在写这个上疏来，就是要通知神宗和皇太后，让他们宽心。
奏疏倒是很快到了北京，神宗看完后下谕说：
“览奏，知卿已在途，朕心慰悦。炎天远道，宜慎加调摄，用副眷怀，便从容些行不妨。”（《张文忠公全集·奉谕还朝疏》）
神宗自然是高兴的，自己的得力大臣终于要回来了，哪怕回来晚点儿，也总比没回来好。
得到皇上的回复后，张居正并没有减慢速度。经过将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后，他的庞大队伍在六月十五日到达了北京郊外的真空寺。在他们快到之前，神宗就已经知道了消息，并派司礼监太监何进在真空寺赐宴。张居正一行人在那里接受了皇上的洗尘款待，他自己还接到了神宗的圣旨：
“若午时分进城，便著张先生在朝房伺候，朕即召见于平台。若未时分进城，著先生径到宅安歇，次日早，免朝召见。”（《张文忠公全集·谢遣官郊迎疏》）
张居正是十五日的未时到京城的，所以来不及入朝面圣了，只好等到第二天。第二天是十六日，也是早朝的日期。为了单独和张居正见面，神宗甚至连早朝也免了，足见这个年轻人对自己老师的思念之情！下面是两人见面后的对话：
“臣以前者蒙恩准假葬父，”张居正在文华殿西室叩头，两个月前正是在这里，君臣告别，“事竣，臣母老，未能同行，又蒙圣恩，特留司礼监太监魏朝，候秋凉伴行。臣一门存殁，仰戴天恩，不胜感切。”
“先生此行，忠孝两全了。”神宗说。“臣一念乌鸟私情，若非圣慈曲体，何由得遂？感恩图报之忱，言不能宣，惟有刻之肺腑而已。”张居正回答说。神宗听老师这样说，体贴地安慰道：“暑天长路，先生远来辛苦。”
张居正一面叩头谢恩，一面请求治自己违限之罪。神宗当然不会治他的罪了，他只是说：“朕见先生来，甚喜。两官圣母亦喜。”
“臣违远阙庭，倏忽三月，”张居正突然动起感情来，“然犬马之心，未尝一日不在皇上左右。不图今日重睹天颜，又闻圣母慈躬万福，臣不胜庆忭。”
“先生忠爱，朕知道了。”神宗说。
过了一会儿，神宗问道：“先生沿途，见稼穑何如？”
张居正便将沿途见到的情况汇报给了皇上，大意是地方上二麦全收，秋禾茂盛，一副五谷丰登的气象。
神宗听完，又问道：“黎民安否？”
“各处抚、按、有司官来见，臣必仰诵皇上奉天保民至意，谆谆告戒，令其加意爱养百姓。凡事务实，勿事虚文。臣见各官兢兢奉法，委与先年不同。以是黎民感德，皆安生乐业，实有太平之象。”张居正答道。
“今边事何如？”皇上关心地问。
“昨在途中见山西及陕西三边督、抚、总兵官，俱有密报，说虏酋俺答西行，为挨落达子所败，损伤甚多，俺答仅以身免。此事虽未知虚实，然以臣策之，虏酋真有取败之道。夫夷、狄相攻，中国之利，此皆皇上威德远播，故边境义安，四夷宾服。”居正又在下面叩头称贺了。
神宗高兴地说：“此先生辅佐之功。”
张居正深知，神宗对于边事的看重，绝对不会亚于对内政的看重。因此，在听完神宗的表扬后，他又开始教诲起神宗来：“虏首若果丧败，其运从此当日衰矣。但在我不可幸其败而轻之。盖圣王之制夷狄，惟论顺逆，不论强弱：若其顺也，彼势虽弱，亦必抚之以恩；若其逆也，彼势虽强，亦必震之以武。今后仍望皇上扩并包之量，广复育之仁，戒谕边臣，益加恩义。彼既败于西，将依中国以自固，又恐乘其敝而图之。若我抚之，不改初意，则彼之感德益深，永为藩篱，不敢背叛，此数十年之利也。”
上面这一长段话里，张居正主要的意思是，在处理外事问题上，要观察外敌是顺还是逆，如果顺，就算是外敌力量再强也要安抚；如果逆，就算是外敌力量再弱也要向其动武。因此希望神宗能够广开仁义，同时也要加强边备，这样就可以利于长久。
神宗听完很高兴，不住地点头：“先生说的是。”他见张居正说完这番话显得很疲倦，于是就接着说：“先生沿途辛苦。今日见后，且在家休息十日了进阁。”
就这样，君臣结束了“阔别”两个月后的第一次对话。为了表示好意，神宗还赐予了张居正一些财物。或许在神宗看来，自己能够给张居正的就只有这些了！只要张居正不要因为守孝耽误回来辅佐自己，神宗估计再多的钱财也是舍得的！这自然也是统治者体恤臣下的手段了！
张居正在家中休息了几日后，回到了久违的内阁，开始执掌这里的权力。几个月来，有了他的主持，内阁果然有了新的气象，各种政务有条不紊地处理着。神宗自然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可是，此时的张居正仍然在挂念着自己母亲上京的事。这种挂念一直到九月间，赵夫人来到北京才消失。
听说张居正的母亲来了，不仅明神宗，就连两宫皇太后都出面赏赐了。其礼之重，简直是尊贵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张居正母子俩被深深地感动了，尤其是张居正，他在上疏称谢的时候如此说道：
“惊传闾巷，荣感簪绅，实臣子不敢觊之殊恩，亦载籍所未闻之盛事。欲酬高厚，惟当移孝以作忠，苟利国家，敢惜捐躯而碎首。”（《张文忠公全集·谢赐母首饰等物疏》）
当然了，面对如此高厚的待遇，张居正只有“移孝以作忠”，甚至为国家、为君主肝脑涂地，才能报答主上的恩情。这样一来，这位政治家的孝顺就再次被忠心给代替了。然而，这在张居正来说，是心甘情愿的！
关于张居正的孝顺，我们就讲到这里。在讲述的过程中，我们不时发现，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外在因素在影响着张居正，然而使得张居正总是陷入忠孝两难境地的却是他自己。正是由于他对政权的热爱，也正是由于他对明神宗的知恩图报，使得他无法真正去做个孝子。这样的无可奈何自然会让身为人子的张居正觉得难受。尽管如此，张居正最终还是主要选择了尽忠，至于尽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他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