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七年，王振最为惧怕的张太后病故，而在此之前，“三杨”中有两位因官场倾轧而早已退出了中枢地位，只剩下年老势孤的杨溥。王振的野心开始膨胀，他首先令人摘掉了朱元璋所立的限制太监干政的那块铁牌。此后见英宗未加责备，便肆无忌惮地公开树党，扩大权势，顺者昌，逆者亡。他的宗亲故旧首先得到提升。一些投机之徒也蝇聚在其周围，为虎作伥。工部郎中王佑天生不长胡须，有一次王振当面问他是何缘故，王佑竟厚颜无耻地说：“您老无须，儿子岂敢有须？”就此一言，王佑不久即升为工部侍郎。事情传出后，许多趋炎附势之人纷纷把胡须剃去，以献媚王振。王振还贪于财货、公开纳贿。当时有两位无才无学的布衣，用金银从王振处分别谋得中书舍人、中书主事之职，被人戏称为“金中书”、“银主事”，成为京城笑柄。
拉帮结伙与打击异己是并存的。对于违逆者王振采取了坚决打击的策略。工部尚书王卺不趋附王振，被勒令致仕。侍讲刘球上书因反对王振提出的对丽川用兵的策略，王振便罗织罪名将其处死。
在王振专权的同时，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逐渐强大起来，其首领也先窥视明朝的疆域，但因时机未到，向明进贡，麻痹明朝。不少人提出要加强边防，王振与英宗都不以为然。公元1449年也先率军侵略，王振为了邀功取宠，不顾于谦等大臣的强烈反对，力主皇帝亲征。
由于准备不充分，皇帝的军队尚未到前线，就开始缺粮，两军一交战，明军即大败。这时有人提出皇帝立即班师，王振坚决反对。后来前线接连传来失败的消息，王振与英宗感到害怕了，才决定班师。本来英宗有充足的时间避开也先军的追赶，但王振想炫耀乡里，主张皇帝转道其家乡，后来又怕大军踏坏其庄稼，改道而行。如此反复再三，给也先以追赶的时间。土木堡之役，也先轻易地捉住了明英宗及各部尚书等五十余位重要官员，明五十万大军全军覆灭。当英宗被捉时，护卫将军樊忠看到乱军中的王振，气愤地喊：“我为天下诛此贼！”
用铁锤砸死了王振，王振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的纵容下纵情淫乐，连例行的上朝之事也行同儿戏。
刘瑾被升为内官监，总督团营，控制了兵权，为其后的专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武宗时忠心耿耿的大臣们对朝政的现状忧心如焚。
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多次进谏，皇帝置之不理。他们与尚书张升、韩文、许进等人还是继续上书，恳请皇帝惩治刘瑾等奸佞之徒，武宗一度被他们说动，同意把刘瑾等“八虎”处死。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刘瑾的耳中，刘瑾慌忙进宫，鼓动如簧之舌，终使明武宗改变初衷。刘瑾等人不仅大难不死，反而更受重用。刘健、谢迁等一大批忠臣愤而辞职，朝政由此更加黑暗。
刘健、谢迁等前朝重臣因反对刘瑾而被迫辞职后，朝廷中的许多忠贞之士不断为其伸冤，并冒死犯颜直谏。
他们历数刘瑾等人的罪行，引经据典，向皇帝指出历朝历代宦官专权的危害。大权在握的刘瑾大怒，把五十三位反对者都列入奸党，制造了明朝一大冤案。他们中多半被逮捕入狱，施以酷刑。刘瑾为惩治反对他的官员，还独出心裁地违制使用新的刑具。明律规定套在犯人脖子上的“枷”，最重不得超过13公斤，而刘瑾发明的枷竟然重达75公斤，不少官员当场就被枷死。
在刘瑾的威逼下，许多正直的大臣或辞官归隐或缄默不语，也有不少人敢于继续上疏揭发刘瑾的滔天罪行。
为了彻底地威慑百官，刘瑾在特务机构东、西厂已经存在的前提下，又请示皇帝设立了内行厂，并由他亲自主持。内行厂用刑尤其惨烈，朝野之中，人人动辄得咎。
刘瑾还下令驱逐在京的外地用人，强令寡妇再嫁，焚烧死人尸体，一时之间，京师几乎陷入混乱。
刘瑾排斥异己的同时，极力扶植自己的势力。奸猾之徒纷纷投靠刘瑾之流，借阉党之势，青云直上，作威作福。阁臣焦芳即是刘瑾最得力之人，他为了取谢迁而代之，卖身投靠刘瑾，以学生自居，对刘瑾直呼千岁，最终得任尚书并授文渊阁大学士，与刘瑾互为表里，作恶甚多。刘瑾为了扶植同党，大批提升投靠之人，所委派的官吏数不胜数，都指挥使以下的官员请求升迁者，只要投靠到刘瑾的门下，刘瑾草写一张纸条，上写授官人名称及所受官职，吏部即照准。用这种方式，使刘瑾所绘制的阉党网遍及天下，势力无所不及。
对非亲信的官员刘瑾总是吹毛求疵，派特务随时侦察他们的行为。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刘瑾所控制的锦衣卫经常无故拘捕、刑逼官员。手段之残酷、行径之无耻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有人用匿名的方式向武宗告发刘瑾，昏庸的武宗竟然把信交给刘瑾。气急败坏的刘瑾矫诏让百官在酷夏之时整日跪在奉天门外，逼迫写信人自首。官员们多人渴昏，三人当场渴死，余怒未息的刘瑾把五品以下的三百余官员全部关进狱中。刘瑾的为所欲为源于武宗的纵容。武宗曾经荒谬地说：“我把天下交给刘瑾也无所不可。”
刘瑾的专权削弱了明朝的统治。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安化王以诛杀刘瑾为名，举兵造反，至此武宗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了。他重新起用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为总管，讨伐叛军。其中，杨一清因不依附刘瑾而多次受到刘瑾迫害，辞职后还被刘瑾诬告而入狱。张永则因刘瑾在宫中专横跋扈而与其多有嫌隙。杨一清认为，只有像张永那样可能随意接近皇帝的人才可能相机劝谏皇帝铲除刘瑾。因此，杨一清晓以大义力劝张永道：
“公公也是皇上宠信的人，这次讨伐叛贼的任务不交付他人而交付公公，就是最好的证明。如今功成奏捷，请您在汇报军情时，乘机揭露刘瑾奸情，极力陈说由于刘瑾擅权使海内愁怨、人心思变的严峻形势。皇上英明，必定能听从您的意见，诛杀刘瑾。刘瑾被诛杀，公等用权，全部矫正以往的弊政，施惠天下，收买人心，历史将记载您的功德。”听了这一番话，张永慨然许诺。
张永首先需要做通武宗的工作。昏庸的武帝竟然不了解大臣们为什么要弹劾刘瑾，当他看罢张永弹劾刘瑾的奏章后，糊里糊涂地问：“刘瑾要干什么？”张永回答：
“刘瑾要的是大明天下。”武帝又说：“就将天下给他好了。”张永应答：“将天下交给刘瑾，把陛下放在什么位置上呢？”
张永的话并非危言耸听。有位术士曾预言刘瑾的子孙日后会位极人臣，对占卜星相之说深信不疑的刘瑾由此产生了非分之想。他秘密地赶制了龙袍、玉带，私刻了玉玺，并确定了发动宫廷政变的时间。有所觉醒的明武宗亲自率兵搜查了刘瑾的住宅，从中搜出了一批违禁物品，盛怒的武帝下令把气焰嚣张的刘瑾关进了监狱。
刘瑾下狱后，朝中大臣纷纷上书，要求诛杀刘瑾。
刘瑾集团内部也发生分化，部分见风使舵之徒也起来揭发刘瑾。最终武宗下令把刘瑾碎尸万段，其族人和党羽也多被处死。不可一世的权宦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横行祸民的矿监税使
明朝的万历皇帝特别热衷于钱财的积累，是历史上有名的唯利是图的皇帝。万历年间皇宫一连发生几次火灾，迫切需要大兴土木、重建宫室。再加上皇室挥霍无度及由边境吃紧而导致的军费不断增加，国库入不敷出的局面越来越严重。为了积聚尽可能多的钱财，万历皇帝到处搜括，并借用宦官“开发”了许多赚钱的门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许多地区的经济都非常繁荣，万历皇帝派遣大批矿监税使到各地明火执仗地掠夺财富，由此，宦官在经济领域内横行肆虐，给社会各阶层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派往各地的宦官通常采取如下手段控制国家经济命脉：
其一，干预税务征管。明初就曾设个别的宦官核实税务，到万历时宦官们已控制了各地的税务机关。宦官们用增税、滥税的方式大肆搜括银两，在沿江、沿河、道路桥梁处都设置了重重关卡收税，而且多多益善。多如牛毛的税收使商家已无利可图，商家纷纷停产，经济几乎陷入停滞。
其二，宦官督查矿业开采。明中期后，矿冶采炼业需求增多，获利甚丰。万历年间全国的矿厂几乎都由宦官控制。宦官们及其随从出任矿使后往往与地方地痞无赖相勾结，在地方上欺压官民、掠夺富户、为非作歹。
并把掠夺的巨额税额私自截留，中饱私囊。有人统计，万历二十年到三十三年，矿使向国库上缴银两三百万两，私自截留所得八九倍于上缴之数。矿监肆无忌惮地盘剥，经常激起正直官吏、倾家荡产的富户及无以为业的贫民的变乱。
其三，宦官控制了国家的岁办、采办、皇店。岁办指各地每年上贡的土特产。采办是根据皇室需要向地方征纳、采购和督造的物品。宦官们担任岁办、采办的督造之职，对业主们百般刁难。如江西景德镇的陶瓷户、苏州的织户，都因为宦官的勒索而无利可图，进而关门歇业。孙隆督造浙江。数年内即盘剥机户数百万。皇店是皇家开的由宦官经营的商店，其收入归内库。宦官们把皇店作为自己发财的途径。他们以经营皇店为名，开设私店牟取暴利。这种依仗国家势力进行的垄断性经营，对民间的商业活动危害更大。
其四，宦官经营仓储。明代仓储有中央和地方两种。
宦官们逐渐控制了对仓储的管理，并巧立名目。如规定商人交物品时需要包装物品，以防物料损坏。宦官们提高包装物品的费用，有时商人支付的包装费超过物料的价值。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瀚曾上书揭发：“商人每年纳钱粮，都苦于宦官收取的铺垫，有许多富余之家，竟因铺垫而破产，因不堪其苦而投河悬梁者，也不在少数。”
贪污仓料也是宦官们敛财的重要手段。
横行各地的矿监税使中，最为骄横的要数陈增、马堂、陈奉、高淮、孙隆等数人。陈增是万历年间的宦官，后被派往山东任采矿使，为皇帝筹集营建宫殿之资。陈增到山东后即插手地方事务，并与福山知县韦国贤发生矛盾。陈增诬告韦知县阻挠开矿，将其逮问削职。山东参政万象春仅为韦国贤辩护了几句，竟也被停发薪俸。
陈增随即在山东大规模地强行采矿，随意抽取壮丁凿山开矿，致使多人死在矿中。陈增将少量所得递送朝廷，而将大部分归人自己私囊。一些官员对陈增的做法不满，纷纷上书揭发。结果陈增未受惩治，揭发的官员反而皆受到惩处。
与陈增出任矿监的同时，宦官马堂也在山东征收店税，并采取了公开持械抢劫的方式，反抗者以抗旨惩办，致使中产之家多半破产。马堂每年在山东抽税十五六万两，自己私吞一半以上。当时有人统计，马堂在山东的七年时间，所吞食的税银及搜括民财共计达到了一百三十多万两。对此，陈增十分眼红，急忙上书皇帝，请求兼管山东的店税。得到万历皇帝批准后，陈增将掠夺之手也伸向经济较为发达的临清，并因争设税卡而与马堂发生矛盾。后来虽经调解，两人还是争相设卡，重叠征税。一些穷乡僻壤没有店铺，集市上卖的柴米油盐都要交税，山东官民深受其害，陈增和马堂却发了横财。
陈奉是万历年间最骄横的矿税使之一。他本是御马监的奉御，于万历二十七年被派往荆州征收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事。他一人兼领数职，权重势大，十分骄横，每到一地都劫掠行商，欺压官民，所求稍有不遂，官吏即遭鞭笞。其党羽爪牙则直入民宅****妇女，无恶不作。富家大户被迫倾家行贿所在多有。
更有甚者，陈奉在荆州地区挖坟掘墓，丧尽天良。陈奉的行径多次激起民变，但由于万历皇帝热衷于敛财，一再支持陈奉，弹压地方官民。陈奉所到之处，鸡飞狗跳，民不聊生。对于反抗的百姓，动用兵力血腥镇压，反对的官吏也多遭迫害。陈奉从武昌回京时，运载财宝的舟车数里不绝。为防止老百姓抢夺，只得动用了大量官兵护送。
高淮本是市井无赖，后自阉入宫，任尚膳监监丞。
当万历派遣矿监税使之时，高淮看到这是发财的好机会，便重贿宫中权臣，出任辽东矿税使。高淮到辽东后，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及游手好闲之徒纷纷投其门下充当税使。他们或公开抢掠，或敲诈勒索，罄人之产，淫人之妇，辽东人民如蹈汤火。对于那些胆敢反抗的商民，不论老少，均捉拿到天王寺，施以酷刑。有的被捆住双脚悬在井中，称“悬头系井”；有的被倒立吊在树上，称“抽脚朝天”；有的被拦腰束住吊在柱子上，称“腰束吕公绦”；有的被置在下有烈火的铁皮上，称“烘焚暖炕”，至于拳打脚踢、鞭腹笞背，更属家常便饭。高淮还将辽阳的富户登记在册，逐一敲诈，多者数千两，少者数百两，最少的也需数十两。富商张柱因其子忤逆不孝而送交官府。此事被高淮闻知后，强行夺走了张柱的儿子，并借此向他勒索，陆续索银达四万余两方才罢手。
孙隆是万历年间的苏州织造太监并兼管苏州税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