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三位起义骨干人物被枭首示众，武昌起义顿时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然而清朝总督瑞澂正酝酿着一场大清洗。恐怖气氛在新军中传散开来，人人自危。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彷徨歧路，不约而同地想到，与其坐下等死，不如奋起发难。当时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10月10日后来成为武昌起义的纪念日，并被定位中华民国的国庆日。
不过既然已无首脑，又由谁来发号施令，打响这第一枪呢？
当时新军工程第八营中革命党人最多，有一名正目，也就是相当于班长的叫熊秉坤，同时也是该营共进会的代表，得知起义计划泄露，他和营内其他革命军士相约，当晚七时发难。熊秉坤后来人称“熊一枪”，因为一直以来权威的说法是，他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不过在他自己写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中，却不承认此事。他在文中回忆说，武昌首义当天，清军工程第八营二排长陶启胜查铺到第五棚的时候，惊见该棚的正目，也就是班长金兆龙荷枪实弹，欲夺其枪。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有一会员程定国持枪开击，陶带伤毙死于家中，于是人声沸腾，枪弹如雨。也就是说第一枪是程定国开的。
史学专家考证，该文是熊秉坤最早回忆首义情形的文字，写于1912年8月至1913年8月间。熊秉坤还在《武昌起义谈》中详细记录了程定国打响第一枪的经过，并赞扬程“此即首义第一声也”。现实是“熊一枪”的名声越叫越响，还载入了史册，这恐怕还是因为孙中山的一席话。武昌首义三年后，熊秉坤出访日本东京，孙中山向人介绍他说，这就是武昌起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孙中山在他写的《建国方略之一》中也称，“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这样“熊一枪”之说才逐渐广为流传。
其实孙中山所说的第一枪更侧重于从组织领导角度而言，不完全等同于时间概念。这样说来，说是熊秉坤开的第一枪也没有错，因为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是谁开的已经很难确认。不过，这一枪宣告了武昌军民的起义，宣告了大清的覆灭，宣告了中国数千年专制皇权的崩溃，宣告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建立。
“同志动手”
爆炸案暴露了革命党人起义的企图，最为关键的是起义的花名册被俄巡捕缴获，呈交给了瑞澂。瑞澂下令武汉全城戒严，按照花名册大肆搜捕革命党人。眼看革命同志要被一网打尽，在这危急时刻，蒋翊武匆匆赶回武昌，并召集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在武昌小朝街85号召开紧急会议。
大家一致同意立即举行起义，约定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同时发动举义。由于城内戒备森严，南湖炮队并没有及时获悉这一决定，期待已久的炮声迟迟没有出现。这时候小朝街85号已经被围困，蒋翊武侥幸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人被抓。其中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三人在凌晨被杀害。
10月10日上午，又有30多名革命党人陆续被捕。瑞澂自以为局势已定，他向朝廷请功，说：“传革命党有扑攻督署之谣，瑞澂不为所动，一意镇定处之。张彪、铁忠等各员，无不忠诚奋发，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清政府当日的复电，对瑞澂多有赞赏，称其办事迅速，“弥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并表彰了与事文武“皆奋勇可嘉”。
在得知刘复基等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的消息后，熊秉坤心急如焚，决定不再等待约定起义的炮声，约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事。当晚七点多的时候，工程营中的排长陶启胜查棚时发现士兵金兆龙臂缠白巾，手持步枪。陶启胜便怀疑其图谋不轨，意图造反，上前要缴金兆龙的枪。金兆龙在与陶启胜打斗时大呼“同志动手！”程定国闻讯赶来相助，开枪击伤陶启胜。
这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这一枪，宣告了大清王朝的统治终结……枪声一响，熊秉坤等人当机立断，宣布起义。当时陆续参加起义的革命军已经达到近四千人，而清军的兵力也不过五千人。无论是人数上还是士气上，革命军都占据优势。
这次起义，像瑞澂这样的地方大员率先逃亡，其他如布政使、提法使、武昌知府等大小官员，无一人反抗或者殉节。这对于日暮途穷的大清王朝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