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武昌起义真是由一个一个的偶然，一个接一个的意外逼上梁山的，这其中一个大大的偶然，就是一桩令人哭笑不得的爆炸事件。
武昌起义前，在新军中影响最大的两个团体，一个是共进会，另一个是文学社。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两者决定消除门户之见，联合反清，统称为武昌革命党人。他们商定在1911年10月11日起义，推举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湖北主盟人孙武为参谋长。孙武是留日学生出身，在香港加入同盟会，他的名字因为与孙文（孙中山的原名）只有一字之差，干脆假托为孙中山的弟弟，以便于开展工作。
在武昌起义中，孙武起了疑似导火线的作用。在约定的起义日期的前两天，10月9日上午，孙武等人在俄租界的汉口宝善里14号制造炸药，他们计划在起义的时候，把炸弹从“总督衙门”后围墙对面的“武昌帽店”楼上甩进去，炸掉湖广总督瑞澂的卧房。据说，这天中午时分，刘同叼着香烟，就进了制造炸弹的宝善里14号。刘同不是革命党人，是武昌革命党人推举的总理刘公的弟弟，革命机关要地，他是常来常往，没人阻止。
刘同就这么叼着烟踱进了房间，欣赏孙武的制弹技术，当时房间里放着三个大铁桶，每个桶放着五六磅的炸药。看着看着，刘同就错把放炸药的桶当做了烟灰缸，随手就把烟蒂扔了进去，顿时轰的一声巨响，地动山摇，把正在低头做炸药的孙武炸得一身焦黑。刘同吓得飞奔而去，留下的同志赶紧上楼，抬起呆立在原地的孙参谋长，送往日租界的医院抢救。
这个爆炸发生得实在是匪夷所思，在黑云压城的气氛下，在起义的前夜，不用清朝密探满城搜捕，缺乏经验的革命党人，就把自个给送上门去了，革命党人实在是太不专业。爆炸发生后，还没有人去销毁楼上的起义资料，结果俄租界的巡捕闻声赶来，仔细搜索，搜去了起义的文告、旗帜，甚至革命党人的花名册。此时正在为抓捕起义者头疼的湖广总督瑞澂得之，是大惊失色，又大喜过望，连忙下令关闭城门，全城戒严，四处搜捕名册上的革命党人。
此时，位于小朝街85号的起义总指挥部的蒋翊武等起义首领和骨干们还浑然不知情，正在等着孙武前来召开起义筹备会议。他们没有想到，一声爆炸可能就让筹备已久的起义胎死腹中。
起义前的密谋
因为保路运动的风起云涌，虽然接连派赵尔丰等人入川，但收效甚微。由于四川的局势很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清政府令端方督率鄂军迅速入川，而部分湖北新军也准备调防汉阳、汉口和市外他县。
趁着新军兵力外调，武汉出现了起事的最好时机。1911年9月2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武昌胭脂巷再度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在农历中秋节，也就是10月6日那天，发动起义。
然而会议的保密工作没有做好，“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消息在当地不胫而走，当地一家报纸甚至公然宣称革命党要在中秋节这天起事。革命党人计划已经败露，湖广总督瑞澂闻讯后十分惊恐，立即着手准备弹压。瑞澂深知革命党势力早已深入新军队伍，于是便以调防为名，将怀疑的新军分调各处，以拆散革命党在部队中的组织关系。
在中秋节的前几天，瑞澂更是如临大敌，他召集文官知县以上、武官队长以上参加防务会议，要求军队提前过中秋节，并节日期间实行戒严，士兵一概不得外出，子弹火药一律入库。瑞澂希望通过这番举措，将起义扼杀在萌芽之中。
八月十五中秋节，武昌城内，并没有出现喧嚣和暴动。瑞澂虽然做了部署，不过是虚惊一场。原来，革命党人也意识到了情况的危急。当时起义领袖之一同盟会会员焦达峰，9月28日下达指令，由于准备不足，起义之事延缓十日。因为瑞澂起了疑心，详加防备，不仅将军队调防，而且对军火武器也进行了管控，起义指挥系统等需要临时调整，于是孙武等人便决定将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计划，就这样胎死腹中。
这个中秋节，瑞澂是过得提心吊胆。他刚把悬起的心放下，汉口租界的一声爆炸，立刻又掀起了波澜。原来，10月9日下午，孙武等人在租界宝善里安装炸弹时，不慎引发爆炸。俄租界巡捕闻讯赶来，将尚未撤离的刘同等人抓获，并查抄了室内为起义准备的旗帜、文告和革命党人花名册等重要文件。这使得瑞澂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革命党人没有中止计划，他们只是推迟了起义的时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