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成/
人吃饱穿暖了，才高兴去唱两句，画两笔，这已是天经地义的道理，胃里没东西，谁也没精神去听戏看电影，所以古人说“民以食为天”，按现在学者们的说法是：“物质第一，精神第二。”常言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吃饱了才喝茶，所以把茶列于最末第七位，正和干精神（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列于老九的地位相当。实际上讲究喝茶的还就是老九，研究喝茶的老祖宗是一千多年前唐朝的老九陆羽，老百姓喝茶谁也没他有学问。
我也行九，童年时期在村里上过一年老先生教的夜校，后来上的全是西学，因此祖国的茶虽不绝于口，却不会讲究。一进茶楼，服务员问要什么茶，我一向答以两个字：“随便！”但究竟九性难移，茶缘难断。曾在天府四川长居八年，在那里上学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物质上很困难，夜间灯火不明，40瓦的灯泡，其亮度比萤火略强。我原已近视，不敢再加深，无法学习，闲来无事，天黑便结伴出来泡茶馆，如此三年，从学校出来工作，接着又泡了四年。茶翁之意不在茶，而在同气相投作神仙会，川语谓之“摆龙门阵”。在上学时，因泡茶馆聚义创办一份文艺性壁报；在工作单位，因泡茶交心而交了几个朋友，几十年来天南地北，至今音书未断。至于茶呢？只识得花茶，沱茶和雅号“玻璃”的白开水，却因此而对四川的茶馆心向往焉。广东的茶楼食品虽精，又是家乡风味，比起天府茶馆，总觉不够味儿——非干茶事，见景思人之故也。
来到北京，茶馆不那么时兴了，工作又忙，也想不起泡茶馆，家里有什么茶我喝什么茶，“随便”依旧。有那么一天，北京电影制片厂在拍老舍的《茶馆》，我去看时，导演谢添要我为这部影片画海报，说我画最合适了。我从来没画过海报，不敢应命。他一定要我画，还说我画“准行！”不敢有违，只好奉命，回家花了两个星期，报废了几大张宣纸，终于画成，得六十元稿费，邀上钟灵和副导演王振荣夫妇，四家八人下饭馆大吃一顿。没过多久，茶叶公司又找上门来，要我画大幅裱在墙上的画，画的题材自然又是茶。我说，我是画漫画的，这样大幅画我没画过。约稿的同志无意中说了一句：“是啊！漫画不能上墙的。”此话大伤漫画的感情，也许是他的激将法吧，把我激了起来，断然说：我画！又花了好多天，报废了好几大张宣纸，居然画成一幅陆羽夜写茶经图，也因本性难移，或许是故意使气，用的是漫画情趣的构图，让它裱起上墙。
两幅大画都是被茶硬挤出来的。在此之后，来挤得越多，参观工厂、机关，被挤着“留宝墨”，当场挥毫；报刊庆典，创刊四十周年以至创刊三周年的，都会来要画；画友之间互相挤着，熟人朋友挤的也不少。荣宝斋的同志就觉奇怪，曾问我画漫画成刀成刀的买宣纸干什么，我画成的确实不很多，报废的纸不少，现在用来擦这儿擦那儿的，多用那些带有墨迹的宣纸。最近去了趟杭州，被挤着画了几张，人家赠我以杭州龙井；又去了趟乐山和成都，又被挤着画了几张，人家赠我以峨嵋名茶，看来，老九和老七真个是难舍难分的了。
提起茶来，我难忘的是两件事：大约十年前，在北京参加一次“斗茶”（评比茶）的集会。使我品尝一小杯，记得是杭州产品，茶味清香浓烈，沁人心脾。过去喝茶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就推想：这种茶想必是阔人大老爷们才能喝的。
还有一次，1991年和老友李兆永游汕头，参加汕头画院画家们的笔会。不久前我才练会画两幅传统水墨人物画，画的是《水浒》人物李逵和鲁智深。按笔会习惯大家互赠作品。我赠的只是这两幅，不会画别的。不料其中一位想要我画现代人物。我从来没画过，但不便推辞。我想一下，恰好昨天晚上，我走过一家商店门口，见商店老板在门外煮水沏茶。茶壶小，却塞满了茶叶。沏水的方法也有一套顺序。主人见我在看，就向我说：这是“功夫茶”。顺手斟一杯给我。我喝了，觉得是苦的，但过后却很可口。想到这件事，我就画两个人在喝茶。画上题：
此间喝茶讲功夫，
大把茶叶塞满壶，
初尝味道有点苦，
苦尽甘来好舒服。
茶馆
/缪崇群/
每个城市里都有茶馆，就是一个小小的村镇罢，杂货店尽可以阙如，而茶馆差不多是必备的。一个地方的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荟萃，恐怕除了到茶馆去作巡礼之外，再也没有别的适当的所在了。
在南京，大人先生们吃咖啡和红茶的地方不算，听女人唱曲子，又叫你看她的脸蛋儿，又给你茶吃的地方也不在此数。我所说的就是这条从古便有，而且到如今还四远驰名的秦淮河畔，夫子庙的左右，贡院的近边，一座一座旧式的建筑物，或楼，或台，或居，或阁，或园……都是有着斗大的字的招牌：有齐芳，有民众，有得月，有六朝……这些老的，道地带着南京魂的茶馆。
喝茶并不是我所好的一件事，不过这些古雅的招牌，确曾给我一种诱惑的玄想；如果有人对我说某爿茶馆里还留着一个当初洪武喝水用的粗大碗，或是某一个朝代御厨坊里的破抹布，我都会相信而神往，即使买一张门票进去看看也无不可的。不过这与喝茶是截然的两回事，也许有一种考据癖的人，为考据考据某一块招牌的来历，馆主人的底细，竟也进去泡一碗茶吃，那就不在此例了。
进茶馆的人，起码是要求一点自由自在的，像北京的茶馆里要贴上“莫谈国事”的红条子，那是一种限制，反过来说，也未必不是给人一种方便——国事者国是也，张三谈它，李四论它，混淆听闻，免不了捉将官里去，便惹得大家麻烦了。这里的茶馆倒没有“莫谈国事”的限制，不过走进们来，却常常碰见八个字：
本社清真，荤点不入。
其实，上茶馆的原无须谈什么国事；谈国事的差不多是老爷，老爷们又无须上茶馆了。上茶馆的如果只要不用荤点，那么在教的可以来，出家的也可以来了，大家都得着了方便。上面那八个大字，实际上恐怕还是以广招徕一种作用罢。
茶，从早卖到天黑为止，客人总满座，并且像川流般的一刻也不停息。上午九十点钟和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茶馆简直成了蜂窝：那么多的蜂子向里头钻，又是那么多的蜂子朝外边拥。到了星期日便热闹起来，如果用譬喻，就只要说蜂拥和蜂群打起仗来，蜂窝的情形你再想想看罢。
在我的最无聊的日子中，我有时也作了一个无头似的蜂子向外边飞，嗅着了那有着雪茄烟和粉脂香的“高贵”的地方连连打着喷嚏回来，撞着了窝一般的地方便把自己当做他们的一员了。
听见了嗡嗡……不绝的声音以后，我不但觉得神情自由自在起来，而且立刻有些飘飘然了。坐定了，我看见壁上挂着两块横额：
竹炉汤沸
如听瓶笙
典故我懂得的极少，因为茶馆进了几回，对于这两块横额上的句子的意思和出处，仿佛才渐渐领会了一点滋味。我拿蜂子比茶馆的情景，也许是太俗太伤雅了。
楼上喝的大约是“贡针”，每碗小洋七分。楼下的便宜一分，不知道是不是茶叶稍次一点的缘故，或者故意地以一分小洋作成一个等级。我以为等级不等级的倒算不了一回事，怕上楼的人还可以省一分钱，正如同近视眼的人去看影戏，你请他坐在后面他反不高兴似的。
无论楼上或是楼下，茶房对于客人的待遇却是有着一种显而易见的记号。不在乎的随他，不懂得的也就根本无所谓了。
这是由我的观察而来的，（我可以没有看过什么《茶经》，我想《茶经》上也绝不会有这种记载或分类。）在同一个茶馆，甚至于同一个茶桌上面，我们可以找出三种不同的茶具：
一、紫色的宜兴泥的壶泡茶，大红盖碗或小杯子喝茶。
二、大红盖碗泡茶，大红盖碗喝茶。
三、大红盖碗泡茶，小白杯子喝茶。
这三种不同的茶具，大约是代表着三种不同性质的茶客。第一种是老而又熟，来得也早。差不多还是上午、下午都到的主顾。第二种则不外是熟人，资格虽不见得比上边的那种老，但在地面上或许都有些文人所知的条件：当枉夫的头目也罢；当便衣的候补侦探也罢；当鸭子店的老板也罢……因为事忙，不常来，来时又迟，宜兴壶分不到他的份上，于是把泡茶的大红盖碗给他当吃茶的杯子，不能说恭而且敬了。第三种便是普通一般的茶客，为喝茶而来，渴止而去。
除了第一种外，其余两种人的大红盖碗底下，都配有一个茶托子，这托子的用处并不专在托茶，它还附带着一种账目的标记，如果账目已经付清，那么它也就被拿走了。在这种约法之下，我想，倘使有人把这托子悄悄地带走，白吃一次茶，叫他无证可据，倒是一件歹人的喜事哩。好在这种歹人或许并没有，否则真是“防不胜防”了。不过把这三种茶客比较起来，后两种的信用在茶房的眼中恐怕总不会比上第一种的。他们用宜兴壶泡茶，而壶底下眼根儿也不曾有过一个什么壶托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