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债务危机：2009年12月8日，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贷评级下调一档，从“A-”降为“BBB＋”。12月16日，标准普尔宣布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贷评级也下调一档，从“A-”降为“BBB＋”。这是希腊主权信用级别在过去10年中首次跌落到Ａ级以下。希腊股市随即大跌，欧元对美元比价也大幅下滑。2009年12月22日，穆迪宣布将希腊主权评级从A1下调到A2，评级展望为负面。三大评级巨头同时出手，希腊深陷困境。
纵观以上危机恶化的时候，都是华尔街因次贷危机爆发深陷困境的时候，同时，美国政府也饱受债务、失业等问题困扰，美元也都正好处于较低点。这些外部危机的发生，瞬间把全球的注意力吸引走，使华尔街得以有时间自我救赎，也使美国有更多时间应对棘手难题，而欧洲经济形势的恶化，反过来又可能为美国赢得缓冲时机。
在欧洲危机蔓延时，大量避险资金流向美国，为美国带来经济复苏亟需的资金，并暂缓美元的跌势——美国虽然实行弱势美元政策，但并不愿意美元的影响力被废掉（具体原因后面还会更具体地分析），既要实行弱势美元政策，又要保持美元的霸主地位不动摇。保持这种互相对立和矛盾的平衡，一般国家很难做到，但美国能够做到。
而且，当美元处于较低阶段时，投机大鳄们狙击其他经济体，无论是华尔街还是美国政府，所承担的成本最小。因为，假如在美元处于高位时引发其他经济体尤其是那些与美国有竞争关系的经济体的混乱，会促使美元的快速上涨，给美国的出口战略带来重大冲击——在危机蔓延的大背景下，出口对美国的重要性明显增大。
这一点，是投机大鳄们必须顾忌的。
华尔街尽管在某些时候痛恨奥巴马实行的严厉的监管政策，但他们在危机阶段，亟需政府的救助，还必须依靠政府，更何况，奥巴马并没有真正去清算华尔街——昔日的许多罪魁祸首依然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
因此，华尔街必须小心翼翼地与美国政府的国际战略保持高度的一致，否则可能引火烧身、作茧自缚。事实上，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保持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一直是美国那些投机大鳄们始终严格遵守的规则——确切地说，他们怕的不是美国政府，美国是小政府，权力有限，他们怕的是美国政府后面的民众。危害了国家利益，将遭民众唾弃，这意味着他们的事业在美国彻底终结！
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欧洲等经济体的危机恶化时，美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得以顺利实施。次贷危机在欧洲的蔓延、恶化，为美联储开动印钞机提供了天然的屏障。试想，假如伯南克没有欧洲经济体恶化的前提，美联储的印钞机一旦开动，必然撼动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
受冰岛危机和欧洲可能发生危机的预期影响，美国有了更大的腾挪空间。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宣布，“为改善私人借贷市场的条件”，将在未来6个月内买入总额为3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同时，决定增持房利美与房地美发行的房屋抵押证券7500亿美元至125万亿美元，增持“两房”发行的机构债券1000亿美元至2000亿美元。
而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欧元危机，使得美联储得以在2010年11月3日，推出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到2011年6月底以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以进一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
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虽然，欧洲发生危机有其内在缺陷导致，但是，上面的这种逻辑关系，谁有足够的理由完全排除人为操纵的痕迹？我不认同阴谋论，但也同样不认同极右者把某一经济体当成纯情圣女看待的那种一相情愿的看法。道理非常简单，越是民主经济体，越千方百计为民众争取利益。
狙击欧元：决战2010
国与国之间的博弈，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人们希望这个世界如同童话一般，但事实上，这种童话在经济世界中并不存在，或者说，在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至于在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博弈无疑要更加激烈和残酷。
乔治?索罗斯实际上，从1929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一直到这次的次贷危机，每一次危机中，相关国家的明争暗斗、互相转嫁危机，都是赤裸裸的。比如，在东南亚危机中，日本以邻为壑，大幅度贬值日元，使中国承受了巨大成本和莫大痛苦。不过，自作聪明的日本人，在东南亚的影响也因此逐渐走了下坡路。
为了更清楚地讲明国与国之间在危机中的博弈，我们有必要再向深处做进一步剖析。因为，这种狙击距离中国已经不再遥远。当美国被债务问题折磨得痛不欲生时，就是它展开攻击的时间节点。
对欧元的狙击，很多人认为是从2010年2月开始。
《华尔街日报》2010年2月25日报道称：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和其他几家基金公司（包括赫赫有名的对冲基金SAC资本、绿光资本等）的代表，最近在纽约参加了一场私人晚宴，他们预计欧元会跌至1欧元兑1美元的水平。索罗斯在2010年2月底公开警告说，如果欧盟不解决其财务问题，欧元将会土崩瓦解。1992年，索罗斯曾大举做空英镑，净赚10亿美元。索罗斯本身就是一面旗帜，其号召力无人能及。“晚宴”后一周内，做空欧元期货合约高达6万份，为1999年以来最高，欧元汇率也应声下跌。
但是，即使不算前期准备时间，对欧元的狙击也非2010年的2月，攻击点始于迪拜危机。
迪拜危机重伤了谁？
迪拜危机与希腊债务危机相差只有10天左右的时间，两者似乎是完全孤立、毫不相干的两次危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如果没有迪拜危机在先，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后果将不会迅速放大和扩散到如此剧烈的地步。
这其中被什么联系着？
让我们拨开迷雾。
迪拜曾经创下过举世瞩目的辉煌。
十年前，迪拜鲜为人知，但迪拜的老酋长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马克图姆制定了一个清晰的发展蓝图：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凭借先进的设施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转口贸易等优势，将迪拜向商业、贸易方向发展，使商业成为石油产业之后的第二大经济支柱。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在的迪拜经常被人们誉为海湾的明珠、东方的香港、美国的纽约、意大利的威尼斯。来过迪拜的外国人，无论贫富，无论有何种宗教信仰，都认为迪拜是个开放、包容、很容易生存的城市，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绕了一圈之后，还是带着全家老小选择在迪拜落下了脚，并且一下就生活了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⑤
迪拜的成功，艳惊世界，也冲昏了它自己的头脑。迪拜王储、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在其著作中满怀深情地写道：“迪拜的领袖们都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发展迪拜的明确构想，他们的目标是相同的：保障同胞们和在此定居的外国人的未来，设法为他们提供舒适和安全。但是，父亲的构想确实超越了他的时代。他的一只眼睛穿过‘过去’的大门，另一只眼睛穿过‘未来’的大门。今天，只要站在迪拜世界金融大厦前放眼远望，便会看到这种令人惊奇的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景象，这壮观的场面让迪拜和中东看到了世界，也让世界看到了迪拜和中东。”⑥
人们的笑容中透露出迪拜的自信和辉煌，但这一切都已成过眼烟云
遗憾的是，迪拜现在的舵手既没有能够看穿过去和未来，也没有看清当下的重重危机。当他们站在枪口之下，还在回顾精彩的过去，展望美妙的未来。
迪拜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两个致命伤：泡沫和负债。
“迪拜世界”的对外债务高达590亿美元，占迪拜总债务的74%。迪拜“倒债危机”传出后，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和穆迪马上下调了迪拜国有企业的债权信用等级。在伦敦金融市场，体现迪拜债权违约风险尺度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利率暴涨。
值得注意的是下面的信息：据报道，“迪拜世界”最大债权人是阿布扎比商业银行（阿联酋第三大银行）和阿联酋NBDPJSC，其他贷款人包括汇丰控股、巴克莱银行、莱斯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劳埃德银行和瑞信银行等全球多家知名大银行，而它们此前就已因金融危机大受打击。
如果细心注意一下就会发现，除了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和阿联酋NBDPJSC银行以外，其余的贷款人全部都是欧洲的银行：
汇丰控股——欧洲最大的银行；
苏格兰皇家银行——英国和欧洲的第二大商业银行，世界上排名第五的大商业银行；
巴克莱银行——英国第三大银行；
莱斯银行——英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也是英国第四大银行；
劳埃德银行——英国四大私营银行之一；
瑞信银行——瑞士第二大银行集团。
欧洲的金融机构继次贷危机后，在迪拜危机中再次受损——无论这种受损规模多么的不足挂齿，由于人们尚处于次贷危机的阴影中，会在恐惧中不自然地放大危机的影响力，效果仿佛最后那根压弯骆驼的稻草。
受迪拜危机的打击，欧洲金融机构原本脆弱的抵御危机的能力变得更弱。
另一方面，迪拜危机相当于对富裕的阿拉伯国家做了一次试水，当然也是警告，当富裕的阿拉伯国家在迪拜危机面前都面面相觑、无能为力之时，它又有什么能力一掷千金地去帮助别的经济体——比如，距离它很近的欧洲？从这个角度来看，迪拜危机实际上相当于屏蔽了欧洲的一个重要帮手。
而且，迪拜危机给试图摆脱传统能源局限而走向转型的阿拉伯国家一个致命打击。作为整个中东地区一颗耀眼的明星，迪拜的成功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模范和先行者。迪拜让他们看到了转型的希望，而迪拜危机又熄灭了他们的希望，转而继续做“卖油翁”，这一点，显然又有利于华尔街对油价的操纵。
其三，迪拜危机，及其后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民众争取民主的行动，引发了政府与公众的强烈对立。中东、北非局势的动荡，促使大量富人将资金转移到发达国家，尤其美国成为最大受益者。关于这一点的注解在新闻报道中不难发现。2010年2月7日，美国财长盖特纳在接受ABC电视台《本周》节目专访时明确说：当投资者对全球金融危机感到不安的时候，他们选择美元和美国国债避险，这是对我们能力有基本信心的非常重要的标志。
暂且不提这些，重新回头剖析迪拜危机。
迪拜危机之后，矛头终于指向欧元国，以前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标，这场腥风血雨的搏杀，成为21世纪货币战争中最不动声色而又最惊心动魄的一页。
迪拜之后，对欧元狙击的“试点工作”不仅全部完成，而且，欧元国的外围基本上已经屏蔽。
自欧元问世以来，对欧元的最凶猛的一场狙击展开。
欧元成为狙击目标，猎杀已经开始，而这个突破口就是希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