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上述三级种畜场的系统化建设，种公畜的生产供应就可以从普通畜群生产中分离出来，与原有自上而下的冷冻种源生产供应体系相结合，构成全品种、全覆盖的服务网络，畜牧业现代化就有了可靠的遗传物质基础。届时，发达国家能够迅速提高牲畜质量的技术方法在广大牧区的生产中同样能够发挥作用。
育肥业分工
20世纪90年代，内蒙古曾经以“北繁南育”为口号，组织牧区繁殖、农区育肥的区域化分工。10多年后回头看，在肉牛生产中效果初显，但在肉羊生产中尚未形成规模，总体上肉牛肉羊育肥都需要进行再组织、再提高。
育肥潜力的再认识。这可以用几个事例来说明。
例证1。美国肉牛生产的理想周期是18月龄出栏，其中1/6的时间即3个月为育肥期。育肥开始前的活重一般为700~900磅，育肥结束进行屠宰时的活重一般为1100~1300磅。3个月的育肥期增重相当于之前15个月生长期增重的50%左右。换言之，如果没有育肥这一专门环节，要么损失1/3左右牛肉产量，要么需要再延长饲养期两年左右才能出栏。
例证2。乌珠穆沁羊羔在3月龄时生长速度最快，平均每日增重 300~400克，到4月龄即急剧下降。牧民在大群放牧时一般在6月龄出售上市。如果4~6月龄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育肥，至少每只可多增加三四公斤肉，相当于提高产肉量30%左右。但是牧区缺乏饲料，运到农区育肥又存在运量大、费用高的问题，所以至今未能形成规模化推广之势。
例证3。20世纪70年代，国外友人将一小批安格斯牛作为国礼赠送给我国领导人，放养在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进行保种和繁殖。这种牛初生个体较小，但生长发育快，适合在1~2岁时育肥出栏。十几年后，这一美洲肉牛生产的主要品种，以超强的适应性在当地已繁殖成几大群。但是由于当时缺乏育肥业的支撑，牛的产肉性能好和牧养成本低的优势无从表现。按当地牛的传统生产周期养到4~5岁出栏时，个体大小和产肉量与欧洲引进的大型肉牛品种差了一截。结果“国礼”安格斯牛的商品价值和固有优势完全都被湮没了，后来这批牛就销声匿迹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自治区一家公司出面，与加拿大的几个牧场主合作，引进了一批安格斯牛和海福特牛，而且引进了配套机具和技术。下的工夫可以说是到顶了，但是同样因为缺乏育肥业支撑，加之缺乏优质优价的牛肉品牌上市，致使雄心勃勃的引种扩繁计划只能不了了之。
例证4。20世纪90年代我曾受命在一个旗蹲点抓秋季经济工作。看到屠宰场每天有大量的1岁半幼牛和当年羔羊未经育肥就屠宰掉了，失去了很大一块增加产肉量的潜力。旁边的制酒厂每天有大量剩余的玉米酒糟，这本来是育肥牛的绝好饲料，但却因无畜可喂，只能埋到地下。现成的解决方案是，酒厂和食品公司合作搞肉牛育肥。这两家都是国有企业，协调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因为贷款问题卡了壳。找到同为国有的商业银行协商，能否把食品公司的收购牛贷款转为制酒厂的育肥牛贷款，答案是在贷款计划控制很严的情况下，基层银行无权变更上两级银行才有权决定资金用途的指令，因而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牛肉和饲料都在年复一年地浪费下去。时至今日，牛的育肥虽已形成农区、牧区之间区域性衔接关系，但交易环节尚缺乏规范，效率仍有待提高。肉羊育肥则尚未找到规模化发展的路子。草原优质肉类的生产潜力年复一年地流失掉多少不得而知。
肉牛育肥业的制约—标准和市场。2010年，我国消费市场上牛肉的价格有可观幅度的上涨，而在牧区却出现犊牛的价格不升反降的反差。这里的原因有饲料粮价格上涨的因素，但其影响不会如此之大。合理的解释就是，犊牛和架子牛的交易环节出了问题。在既没有标准，又没有公开市场的情况下，农区和牧区之间远隔几百公里的交易全部靠成百上千个“牛贩子”，这种交易方式无异于老百姓所说的“隔山卖牛”。每到秋季，“牛贩子”们开着汽车走家串户，一拨一拨讨价还价，不仅使信息失真，而且一次性成交率低，交易成本无形中被抬得很高。此外，缺乏便利的交易渠道，架子牛饲养阶段的特殊性难以体现。这一阶段正常的生产要求应是维持低速增重。在架子牛饲养阶段体重出现负增长或过快增长，都不利于产肉量的增加和成本的降低。这一点在牧区传统的“越冬保命”式牧养和农区过早进入育肥场时，都难以掌握。在这方面，美国对犊牛和架子牛大多都按标准在拍卖市场交易的方式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肉羊育肥业的出路—节粮型育肥。内蒙古推行“北繁南育”后，对肉羊育肥虽然一直有人在试验，但至今未形成规模。牧区每年出栏的两三千万只肉羊中大部分未经育肥而直接屠宰，造成产肉能力的极大浪费。草原牧区的肉羊不宜像肉牛那样运到农区育肥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一是认为肉羊的育肥增重潜力有限，长途运输经济上不一定合算；二是羊对环境的应激反应较为敏感，活羊运输后的恢复和适应期相对较长，影响育肥增重效果；三是羊的育肥场占地面积较大，一般在农区建设有困难；四是农区历来就有牛的舍饲习惯和交易市场，而对羊则历来认为只适于放牧，特别是牧区的羊在农民看来属于“半野化”性质，如何饲养育肥更是缺乏经验；五是在农区狭小的羊舍内饲养育肥，有可能失去草原肉类的风味，难以保持牧区优质羊肉的价格水平。
把饲料从农区运到牧区开展肉羊育肥也是很多人曾经进行过的尝试，但大多效果不佳，不得不半途而废。主要原因可能有：一是饲料运输、加工成本高；二是干草、干料饲喂时营养素很难配制完全，无法保证羔羊在放牧条件下的生长高峰；三是缺乏规范的交易方法。牧民现在出售商品羊一般都是在屠宰场以宰后的胴体计价，而活羊交易中，过去曾经维持多年的估肉计价方法，在牧民中已毫无信用。如果真正实现了大规模育肥后，牧民和育肥场以何种方式计价交易就成了现实的难题。
我一直认为牧区肉羊育肥应采取“节粮型”的方法，即就近开发饲料基地，种植粮饲兼用的玉米品种为主，兼种一些禾本科和豆科牧草。过去种植的青贮玉米只是秸秆高产，而籽实产量很低，因而历来被视作“粗饲料”。而现在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种植的粮饲兼用玉米品种籽实和秸秆兼高产，用其制作青贮，已不是传统意义的“粗饲料”，本身就已经是精饲料和粗饲料的混合配制。当前中等水平的粮饲兼用玉米种植效果可达每亩产玉米1000斤以上，产鲜湿秸秆1万斤以上。这样的玉米带籽实青贮后，等于精饲料和粗饲料1∶10，可以作为羔羊育肥全价营养日粮饲料的调制基础。大麦带籽实青贮与玉米也有相似的效果。同时，种植一部分高蛋白牧草，如苜蓿、籽粒苋、沙打旺等，与青贮玉米混合，经过按比例调制，基本可以满足羔羊对各种营养成分的需要，不必要从农区大量调运饲料粮。“节粮型育肥”至少有几大优点：一是就近获得饲料，降低运输成本；二是育肥成本与粮食市场价格脱钩，只取决于饲料的种植成本；三是青贮饲料营养成分完全，配以少量的干草和精饲料，育肥效果好；四是育肥场办在牧区，牧民可就近入股经营或委托育肥，兼顾各方利益；五是从饲料和环境两方面为保持草原羊肉的风味创造条件，维护肉类产品的“草原品牌”特点。“节粮型育肥”的想法形成已久，而且也做过宣传，但至今未见到有规模化典型示范的出现。只能在这里写出来供有意者参考。
青贮饲草料生产规模化
到国外参观考察现代化畜牧业，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青贮饲料必不可少，而且作物种类和制作方法多种多样，所用机具之大之全在没有亲眼所见之前是难以想象的。近些年，国内推广青贮饲料的结果是奶牛生产方面较好，肉牛、肉羊方面较差，特别是在牧区的推广应用还相当滞后。究其原因，主要是一家一户种植的模式不易在大多数牧区形成规模，小农经营式的小型机具不适合牧区的大规模生产，适宜的制作方法和使用方式还有待完善。
青贮必不可少。饲草饲料青贮是效率最高、损失最少、成本最低的“饲料加工厂”。推广青贮饲草料生产，对发展现代草原畜牧业来说是一项绕不开、省不掉的基础性工程。
· 草原休牧制度持久落实的基础。作为高纬度内陆草原，春季休牧是保证草原可持续利用的必要措施。现阶段，作为启动激励措施，以行政动员和资金补贴的形式从外地调来干草、干料饲养牲畜是必要的，但要把这一措施变为牧民自觉的长期行动，则必须要过青贮饲草料这一关，即以“青饲”取代“干饲”。只有通过饲喂青贮饲草饲料使牲畜在停止放牧期间体现出复壮增膘快、仔畜生长发育快、饲喂简便而又成本低廉的优点，才能使牧民在没有约束和动员及资金补贴的情况下也能长期自觉地坚持下去，休牧制度才能真正成为解决草原生态问题的治本之策。
· 羔羊幼牛育肥的基础。羔羊的最佳育肥期是断乳后至屠宰前，即 4~6月龄阶段。这时草原上正是牧草最为繁茂之时，如果把羔羊与草原隔离开来喂以干草干料进行所谓的育肥，无论从营养学角度还是家畜行为学的角度看，都是不合理、低效率的，而只有饲以搭配合理、营养完全的青贮饲草料和少量的能量饲料，羔羊才能够尽快完成从放牧到饲养的适应期，达到应有的生长速度，才是真正的育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