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尘暴。亚洲中部及蒙古高原沙多风多的情况是地理位置决定的。沙多是因为高原的中央盆地分布着浩瀚的沙漠和戈壁，沙性土壤常年裸露。风多是因为受太平洋季风和北冰洋季风的影响，有所谓“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调侃。特别是春季草原上的气候极为少雨多风，天气回暖、地面升温后沙粒和尘土极易被风卷起刮走，因而风起沙走的天气现象在春季十分常见。普通弱风、旋风吹起的沙尘待风力削减后即会静止，移动的距离很短。但是在遇到上下垂直运行的强对流风和6级以上大风时，就会形成影响范围很大的沙暴和尘暴。沙暴俗称“飞沙走石”，因吹起的沙粒较大，随风搬运的距离不会太远。而尘暴天气可以将微小而较轻的尘粒吹到高空，影响到下风向乃至跨国跨洋的广大区域。沙尘暴是自然现象，人类不可阻挡。例如地质时代来自中亚和蒙古大漠的沙尘暴由于祁连山、贺兰山、阴山削减风速，使大量尘土落地形成了现今的黄土高原。史籍记载汉军征讨匈奴，沙尘暴可以改变战争的胜负格局。虽然沙尘暴的发生取决于大自然，但是沙尘源受到人类活动的广泛影响而可以增加或减少。滥垦、过牧、樵采植物可以使沙尘源扩大。人为保护和治理可以使沙尘源减少。影响我国的沙尘源主要是蒙古高原中部的戈壁、沙漠与沙地，其次是作为“世界干旱中心”的中亚，特别是里海和咸海附近的干旱地区。最严重的沙尘暴称为“黑风暴”，能见度为50米以下，甚至可以是零。在锡林郭勒盟的苏尼特草原，20世纪60年代曾出现过数次白天在蒙古包都需要点灯照明的黑风暴，这是不是前苏联中亚地区的黑风暴延伸而来尚待考证。据报道，在1993年春季的沙尘暴中，乌兰察布盟的四子王草原，在羊圈内卧息一夜的羊身上可以抖下好几斤沙土。近些年，这样极端严重的风沙现象在草原上并未见到报道，但是在华北乃至日本和韩国的媒体报道中则显示沙尘暴呈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的趋势。这说明同一场沙尘暴在不同地区给人们形成的感觉和危害是有区别的。其形成和防范规律还需进一步研究。沙尘暴虽然对牲畜不会造成直接的大批死亡，但它会严重恶化生产条件，伴生的损失也是十分严重的。
游牧业不仅遭受多种自然灾害的频繁袭击，而且灾后恢复生产也十分缓慢，必须要经过两三年甚至四五年才能完成繁殖、生长、育成的生产周期。以绵羊为例，头一年秋季配种怀胎，第二年春季产羔，第三年才能达到可供繁殖的最低年龄。牛和马还需再延后1年左右，骆驼则再需延长2年。牲畜生产还有一个与其他财富增长不同的特点，即种群（生产规模）越小，恢复增长越困难。困为牲畜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于一体，只有首先满足人的食用（生存需要）之后，才有可能用于积累生产。这也正是一部分富户（巴彦）牲畜越多增长越快，而大量的小户总是进不了牲畜自然增长线、不得不租放畜群（苏鲁克）的直接原因。20世纪40年代之前，以富饶著称的锡林郭勒草原，租放“苏鲁克”的牧户仍然达到30%以上。1977年锡林郭勒盟遭受特大雪灾后，各级政府从其他盟调运大量母畜帮助其恢复生产，但有的地方10年后仍未恢复到灾前水平。
饥荒和战乱限制人口增长
自古以来，草原牧区给世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地广人稀”。匈奴统治草原时，史籍中即留下了骑马“行一日不见人”的记载。这种景象在20世纪末的草原腹地仍然存在。根据《中国古代人口》记述，内蒙古地区从东汉到唐代的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0.6人至0.06人之间徘徊。近代各个草原牧区的人口密度也是在这一范围内，这说明在游牧状态下人口增长的内在局限性。
· 生产方式决定草原的人口承载能力。著名学者王明珂在《游牧者的抉择》一书中认为，游牧的基础是充分利用草食动物的食性和它们卓越的移动力。他认为同样养活一个五口之家，中国农业精华地区只需一亩农田，较贫瘠农业区需6~10亩，而在内蒙古东部草原游牧区则需要6000~8000亩草场。他的这一比较还未包括牧草产量极低的荒漠草原。如果按生物增长的数学模型将人口生育、生长和寿命等因素考虑在内进行计算，草原地区的人口应是至少数以亿计，但实际上直到20世纪40年代时，300万平方公里的蒙古草原上只有不足200万人，包括城镇、寺院人口在内平均每平方公里不足1人。实际人口与理论计算的差异正是由资源及其转化方式的限制所决定的。这一判断可以从游牧民族“牧转农”地区出现人口快速增长的事例得到反正。科尔沁草原的蒙古族受女真（满）、汉等民族农耕经济的影响，在历史上最早开始逐步转变为以农耕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结果成为蒙古族人数最多、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在中亚，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等民族在数百年前开始转向农业为主或农牧兼营后，人口也出现了快速增长。
· 纷争和分裂消耗人口。内外纷争贯穿于游牧历史中。与中原一直冠以“华夏”不同，草原民族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部族名称。在匈奴统一前的史籍中，中国北方草原上曾出现过20多个不同族名。《蒙古秘史》描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之前的状况是“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匈奴、鲜卑、突厥、蒙古建立过威震世界的草原帝国，但仍然是统一的时间短，分裂的时间长—先是帝国内部分裂为东西或南北两部分，接着进一步分裂为部落、氏族等大大小小各自为战的游牧集团。不同集团之间经常因为争夺草场、牲畜、劳动力、妻妾或因复仇而发生武力冲突。有时在同一民族或家庭内部也会因争夺食物而发生你死我活的争斗。古籍记载，北匈奴于公元83年降汉的部落首领只带来3.8万人，每人只有3~5头牲畜。公元287年匈奴部落首领率众驱畜降晋，人口1.15万人，每人平均只有2头牛、9只羊。牲畜拥有量远低于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量。可见饥荒对草原游牧民的灾难性影响。在游牧民族中，蒙古留下了较为完整的史料，也便于找到当时食物短缺的证据。例如，幼年时期的成吉思汗（铁木真）丧父后，所在部族即剥夺了他家七口人获得食物份额的权力，并在迁往夏营地时遗弃了他们。从此，在既无牲畜、又无人资助的情况下，不得不靠采集植物、捕捉獭鼠、射鸟捕鱼来充饥。铁木真的同父异母兄弟因抢夺鸟和鱼而悲惨地被射死。再如，成吉思汗的嫡孙忽必烈在元上都称汗时，另一位大汗已在当时的蒙古都城哈喇和林登上汗位，“总领漠南汉事”，掌握粮食来源的忽必烈断绝向蒙古本部运送粮食和生活物资，迫使对方就范，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取得了的胜利。由此也可看到游牧社会对外界输入食物的依赖程度。
· 对外征战导致人口大量减少。草原帝国一旦形成，向南、向西征战和掠夺就成为解决食物和其他物品短缺的主要途径。古籍中有不少记载匈奴“单于南下牧马”和汉朝皇帝多次派遣军队直捣黄龙（匈奴统治中心—龙庭）的记载。战争双方无论谁胜谁负，都会消耗大量人口。征讨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经常以“消灭十余万骑”来描述，这在当时游牧民族的总人口中是很大比例。历史上，匈奴时代发生的苏武牧羊、张骞通西域时被匈奴扣留数年充当牧羊人的故事，都反映了草原上劳动力的缺乏。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草原后，向西、向南征战的对象都是军事强国，可想而知战争中消耗人口的程度。成吉思汗曾命令15~70岁的男子在战时由十户长、百户长率领参战。怠慢或逃避时，连同妻子儿女一同治罪。成吉思汗分封到欧亚草原的四大汗国也带走了大量军士和人口。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把蒙古人、色目人确定为有统治权的上等人，也必然把大量人口从草原分散到全国各地。有学者研究在遥远的北欧和中欧的民族语言成分中，有大量的通古斯—蒙古语成分，这也可以证明草原民族迁徙分布的地域之广。
· 疫病流行造成人口锐减。几千年来草原民族的食物一直是非乳即肉，其他种类很少。考古研究与史籍记载虽然证实匈奴时代即有种植业存在，但规模数量和分布范围都是极其微小的。谷类食物的缺乏对食物供给的季节性均衡和人体健康都有重大影响，加之生活环境条件严苛和缺医少药，疾病对人口数量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特别是俄罗斯东扩后，将欧洲的天花、麻疹、猩红热、斑疹伤寒、梅毒等传染病传播到西伯利亚，进而漫延到整个草原。有资料记载，公元1630年天花病首次在西伯利亚出现时，死亡率高达50%。有些地区在疾病流行过后，整个部落人口所剩无几。梅毒对人口生育的影响一直影响到20世纪中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组成防疫队深入牧区进行突击治疗，才在内蒙古地区得以消灭。
· 宗教职业化削弱人口增殖能力。草原民族本来信奉的是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后，采取了诸教并重、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但是蒙元贵族最为推崇的还是佛教，包括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喇嘛教）。史称元上都城内165所佛寺“院院翻经有咒僧，垂帘白尽点酥灯”，因耗费过大，不得不强制减少“定为百四所”。明代北元之后，蒙古社会长期处于分裂动荡之中。喇嘛教宣扬灵魂不灭，劝人独善其身，引导虔修来世，融医药修炼为一体的教义，既能满足王公贵族来世继续享乐、要求部众顺从统治的愿望，又能满足普通民众解除生老病死不尽磨难的愿望，因而经蒙古帝王推崇，成为蒙古地区唯一正统的宗教。清朝统一蒙古草原后，看到“蒙古人尊信佛教，唯言是从”，宣称“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一时间“蒙古各地寺庙林立，僧众遍布”。到清朝后期，内蒙古各旗普遍有寺庙20多座，多的达四五十座，喇嘛专职人数占蒙古族男性人口的30%~40%，有些盟旗达50%以上。青壮年男子成为职业僧人，不仅使牧区劳动力极为缺乏，而且喇嘛教禁止僧人娶妻生育，严重影响人口增殖。因此清代虽然蒙古草原的社会总体上安定统一，但人口却剧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