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与日本及日本人民的疏远渐渐成了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一直是不解之谜，与其说对那些1945年前没见过天皇，从没听到天皇声音的日本人来说如此，还不如说美国民众也是如此。麦克阿瑟没有游览过日本。相反地，他总鼓励简去这个国家的不同地方转转看看，来充当他的眼睛和耳朵。他还有个通讯部队摄影师也四处旅行，专门为麦克阿瑟拍摄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的电影。这些影片成为夜间电影的重要内容，此外麦克阿瑟还会看美国的新闻片，陆军橄榄球赛和从好莱坞引进的最新的的西部片。
麦克阿瑟只接见屈指可数的几个日本人，定期见面的就是每月一见的吉田，和每年见两次的天皇。麦克阿瑟也会同一些日本内阁成员有些交往，但很少有特别受他青睐的。有时候，他会接见一些日本团体，比如1946年选入内阁的35名女成员，1949年他接见了日本游泳队。
在任期的前三年里，麦克阿瑟只离开过日本一次，那是在1946年7月出席菲律宾独立庆典。但麦克阿瑟对他的“第二故乡”好像已经不怎么感兴趣了。索普的代办从日本档案馆中存放的文件中发现，1941年12月前奎松就一直打算把领土卖给日本。这个卖国贼，在日本还没踏入菲律宾国土前，就迫不及待地跟日本签定了协议。麦克阿瑟从没真正相信过奎松，这是为什么他会在1942年4月多少有点绑架性质的方式把奎松弄到了澳大利亚。所以，当索普给麦克阿瑟看那些文件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意外，尽管如此，他还是很失望。索普问他是否应该把这些材料公诸于众。“算了，”麦克阿瑟说道，“他已经完了。就这样吧。”
为了帮助曼纽尔·罗哈斯成为菲律宾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麦克阿瑟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就在罗哈斯在1946年4月赢得竞选后，麦克阿瑟当众欢呼：“菲律宾人民拒不承认对罗哈斯作出的不负责的卖国指控。”
菲律宾独立日是1946年7月4日，庆典仪式精心安排，但麦克阿瑟——菲律宾人民心目中最伟大的在世英雄——却说他并不打算参加仪式。最后白宫得知此事，命令麦克阿瑟前往马尼拉。
马尼拉城还是一片可怕的劫后余迹，在从机场去市区的路上，他盯着看那些破旧的建筑，成堆的废墟，每个街区都是这样。他不禁想到了东京和横滨。一年前，这两座城市看起来更糟。但现在，大部分的破瓦已经被清理，日本民众兢兢业业地在废墟上建造新的房屋，把那死去的城市埋葬在混凝土下。为什么菲律宾人民不能做相同的事呢？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对于治愈战争带来的伤疤漠不关心，这不是好兆头，麦克阿瑟对菲律宾在将来感到担忧。
相比于亲身巡视，麦克阿瑟更愿意别人来看望他。这能使他常常拥有一种优越感。姑且撇开其他不谈，麦克阿瑟会利用这种优越感来窃取来访者的脑力劳动成果。他以这种方式获取的信息，可能来访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东京总有一批名流，包括美国政客、陆军将军、海军将领、外国外交官、著名记者、电影明星，麦克阿瑟的老朋友、作家、教授、红衣主教、体坛英雄和报纸出版商，他们都是麦克阿瑟的常客。
每周两到三次，简都会组织正式的午宴来欢迎那些尊贵的来访者。麦克阿瑟掐好了从第一大厦回来的时间，这样他到家的时候，客人都会在大使馆的会客厅，和简或其他人聊天。当麦克阿瑟走进房门，简会转过身，高兴的说道，“看，将军回来了！”就好像将军的到来总是给她惊喜。
麦克阿瑟会径直走向她，忽视房间里的其他人，紧紧得抱住她，深情一吻，然后喊道，“亲爱的珍妮！”或“亲爱的！”像是一个很久没见到妻子的丈夫。这其实是场表演，但充满真诚。在别人眼里，即使是斯科特和菲茨杰拉德的幸福也不过如此。然后麦克阿瑟会走向他的客人，问候他们，好像他们的到来实现了他最大的愿望。他总是会说，“我饿了，”然后开玩笑地问他的妻子，“我们有吃的吗？”然后，他和简就会带客人走向餐厅。
餐桌可容坐大约20人，大部分是盟军总指挥司令部的高级官员（包括军职和文职）。麦克阿瑟坐在桌子的主位，最尊贵的客人坐在他的右手边，可能另一位坐在他的左手边，而简坐在桌子最远处，左右各有客人。其余人随便坐。有时候为了争坐在离将军近一些的座位，还会出现和这些客人身份不符的争抢。麦克阿瑟的政治顾问，一位曾经在美国国务院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建议，“外交礼节要求外交代表应按顺序就坐。”麦克阿瑟却回答道，“在我这里不用这样。如果在我这不拘束有什么不妥的话，那算是麦克阿瑟的礼节吧。”
轻松的午餐后，麦克阿瑟会和身边客人彬彬有礼地聊天，分享知识，交流观点，他们会探讨人类的价值和如何种植出一天就能结果的种子等等。麦克阿瑟喜欢闲聊，但不愿浪费时间。即使是和这些名人短暂交流，他总有自己的意思和目的，不管这次谈话看起来是多么轻松和健谈。通常他说的比较多，但也是有目的的。很少有人能抵挡住。来访者一遍遍地发誓决心不能被他的魅力或睿智所吸引，或是不要被他巨大的人格魅力所诱惑，但结果都一次次失败了。麦克阿瑟兴趣广泛，而且似乎给每个来访者都准备了故事，有时候感人，有时候悲情，有时候深入人心，有时候诙谐幽默，任何一位拜访者在不同情况下都能有不同的感受。
这并不意味着麦克阿瑟具有真正的幽默感。对命运的感觉，那种上帝的双手紧紧抓住肩膀的感觉，使他不懂自嘲。他从不觉得自己可笑，也绝不会公开承认自己态度或行为的荒谬之处。但他很爱笑，知道怎如何利用笑话达到他的目的。那些来第一大厦麦克阿瑟的办公室拜访的人都有同感，难以拒绝和他相处的15或30分钟。常常一动不动地坐到最后而忘了告辞。这时，麦克阿瑟就会把话锋带一转，讲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英国陆军年轻的中尉带领一个排的士兵在多佛尔城堡训练。少尉发送了错误的命令，使他的士兵朝悬崖边前进。少尉惊慌失措，想要记起哪个命令可以让他们转身，但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喉咙打结。那些人掉入悬崖的场景映入他的脑海，说话结结巴巴，大惊失色地发出一种像窒息似的奇怪的声音。就在他的部队齐步朝灾难走去，一位中士冲到他面前央求道：“长官，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说点什么吧，即使是再见也好啊！”来访者领会了将军的意图，会心地笑着说，他现在确实该走了。
麦克阿瑟已近古稀年龄却仍然十分讲究自己的仪表。战争期间，他差不多重了20磅，腰部渐粗。和很多上了年纪的伟人一样，他曾经仪表堂堂，现在就像一节老树干。他的视力也在不断下降，不戴眼镜就无法阅读。他右手颤抖很明显，这是帕金森的前兆，这种病正在缓慢而持续地越来越严重。
麦克阿瑟尽可能地隐藏他衰老的痕迹。他把头发染黑，还把头右侧的头发蓄得很长，以便头发梳到中间来盖住渐秃的头顶。在拍照的时候，总是摘掉眼镜，戴上帽子。但有些事却掩盖不住。一位能经常接触到麦克阿瑟的记者拉塞尔·布赖恩发现，“他的手消瘦，他变得紧张暴躁，越来越敏感。”
尽管岁月无情地留下痕迹，但他身体依然健康，拜访者总是说他看起来就像50多岁。他在日本期间生过两次病。一次是牙周炎，已经治愈。另一次是他的喉咙发炎。他的私人医生道格拉斯·肯德里克上校想给他一剂青霉素。麦克阿瑟对医生、医院和打针有恐惧感。自一战以后，就没有任何一位医生给他进行过全面的身体检查。“医生，”他坚定地说，“我不要打针。”肯德里克给了他6片磺胺药丸，但麦克阿瑟只吞了一片。
夜里2点，肯德里克接到简打来的电话，说将军的体温已达到104华氏度。肯德里克匆匆赶到大使馆，发现麦克阿瑟躺在床上，穿着西点军校的浴袍，看起来很后悔。“医生，我不是不尊重你，”他充满睡意地小声说着，“我会按照你说的做。”肯德里克给他打了一针青霉素，几天后，他完全康复了。
虽然他的身体已经步入老年，但他的精神依然很好。他不愿放弃他年轻时的梦想：做一名陆军校官，无所畏惧，英俊潇洒，带着爱国的勇敢战士冲锋陷阵，在战争上要么胜利要么牺牲。麦克阿瑟对后方并没有太深的感情。除了西点军校橄榄球队还有牛仔电影，他对艺术、文学或音乐不感兴趣，也不喜欢什么体育运动，比如网球或高尔夫球，有很多相熟的朋友，却没有一个可以自由而开放地聊天的朋友，他的快乐就是你的快乐，他的悲伤就是你的悲伤，与他同舟共济。以某种形式来说，他处于冷冷清清、空虚而孤独的境地。军人的一生就像一张人生岁月刻画出来的剪影，从少年到壮年，现在进入了老年阶段。每一种能美化加强其作为军人的精神形象的东西对他来说都很重要。这一点在他的军旅生涯步入尾声时仍然一如既往。
国会设立五星上将军衔，这个决定过于匆促，而且模糊不清。麦克阿瑟要求他们把他列入现役将军名单继续服现役。他已经把他列入退休名单上，还仍担任现役职务，是有意见的。国会只好修改了法律，1948年，麦克阿瑟的名字重新列入了现役将军名册中。
但这还不够。1944年国会设立“战斗步兵奖章”。授予的对象特别把高级将领排除在外。但在战争结束后，“战斗步兵奖章”的威望更加高涨，从缅甸到柏林，所有的将军渴望这枚徽章。这是一枚画有手持银色肯塔基步枪的步兵图样，周围有一圈极漂亮的桂花花环的蓝色矩形瓷质胸章。大多数徽章是偏袒或纯粹的好运得到的。紫心勋章和战斗步兵奖章只会给那些值得获得的人。史迪威是希望获得此勋章的将军代表。他和麦克阿瑟一样，把自己看作是真正的战士，在战场上战斗过的人。他不断向战争部提出希望获得战斗步兵奖章的要求，这让国会很棘手。最终他如愿以偿。在史迪威去世后，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追授特别“战斗步兵奖章”。勋章和他一起埋葬，只有陆军并没有公开说明此事。当然，并没有阻止史迪威的家人在他的雕像上——史迪威的左胸，四条绶带上方——画上这枚奖章。
麦克阿瑟也很想要一枚战争步兵奖章，但他不要史迪威那样的二等特别奖章，当然也不愿死后才能得到。他要求陆军修改授予标准。他指出，战斗步兵奖章“是陆军荣誉中的最高奖赏。”他强烈要求，“凡在战争中指挥部队作战的前师长和副市长，只要符合条件，就能获此殊荣。”但让他失望的是，陆军部否决了这一提议，这让其他很多将军也感到失望。
还有西点军校，这是他永远魂牵梦绕的地方。他经常怀念这里。1947年3月，正值西点军校成立145周年之际，他给母校发了一封信：“自从我入校以来，差不多48年过去了。作为陆军的‘列兵’，这里实现了我所有孩童时的梦想。从那天开始，我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这么多年，梦想渐渐远去，但在那些艰苦的训练后，作为西点军校的一员，那种自豪和兴奋从未减弱。”
每个清晨和傍晚，都有成百的日本人耐心地站在第一大厦的门口，来看麦克阿瑟进进出出。他们的态度虔诚，似乎是要向世界表明麦克阿瑟对他们信任。但也有可能有一两个持枪舞刀的暴徒，想来攻击他。国务院、陆军部和盟国的重员常讥笑麦克阿瑟信任以前的敌人，但他并不害怕。他坚持认为，这些日本人民是值得信任的。他们不会威胁他，也不会威胁任何人。1946年的一天，就在麦克阿瑟走出他那黑色的“凯迪拉克”时，有个人从人群中冲了出来，手上拿着一把刀。就在离麦克阿瑟不到几步的时候，宪兵才他拦了下来。
麦克阿瑟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径直走到他5楼的办公室。到了办公室，他下令把那个人带上来。他们边喝着茶和咖啡边聊天，一会就弄清了那个人苦衷，然后麦克阿瑟就让他回家了。这个要做刺客的人就在那一刻成了麦克阿瑟的崇拜者。
媒体从没有报道过此事。华盛顿方面也没人知道此事。即使是在盟军最高司令部，也只有少数人知道事情的经过。人们知道这件事时已经是40年后了。对麦克阿瑟来说，这是他任职工作的一部分：解除他们的武装，设法抚平他们的创伤，然后让他们自由发展。
紧接着日本展开了三大改革：从帝国到国家，从军事强国到军事弱国，从计划经济到自由贸易。出乎反对派的意料，就连手下的人也没有想到，麦克阿瑟迎接这次挑战的政治和经济指导思想，并不是罗伯特·麦考密克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所主张的反动观点，虽然他们以为麦克阿瑟和他们观点一致。事实上，麦克阿瑟的政治和经济观点与他的导师伦纳德·伍德非常相似，属于激进的共和党人——布尔·穆斯进步派思想。麦克阿瑟实现日本的三大改革中带有很强的平民主义色彩。
麦克阿瑟对现代政治或经济理论知之甚少，对此也不感兴趣。相反的，他更愿意从抽象的英雄主义式中获取灵感。“我现在主要的顾问，”他曾对一位记者说，“主要归结为两个人，那就是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一位建立了美国，另一位拯救了美国。如果能够回到他们生活的时代，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能找到答案。”这听起来很俗套，但却证实了这一点。当麦克阿瑟抬头看正对面的墙时，就是林肯的画像，下面还写着一段林肯的语录，“如果我试图搞懂别人对我的各种攻击，并对其作出某种回答，那我就永远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事情做好，并且坚持到底。如果最终证明我是正确的，反对我的人就自然不攻自破了。如果最终结果证明我是错的，那么纵使有万名天使发誓说我是正确的也于事无补。”而在麦克阿瑟的肩头看过去，他背后的墙上挂着华盛顿的雕像。
麦克阿瑟到东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释放了将近500名关押在监狱的政治犯，并解雇了原政府任命的5000名“思想警察”。他还引入了人身保护法，他为此感到十分自豪。早在1900年，麦克阿瑟的父亲——既是律师也是将军——曾在菲律宾实行了人身保护法，这是他做过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儿子再一次跟随父亲的脚步。
麦克阿瑟一直等到日本解除武装后才从政策上进行了重新调整。他曾奉命清除日本那些战争嫌疑犯、军队中的高级官员和自1931年来积极参与“军国主义和侵略活动”的人。第一次清除行动在1946年1月展开，吉田茂和其他的保守分子感到十分恐惧。他们不难想到他们很多老同事和老朋友将被迫下野，把位置留给那些共产主义来取代。这些清除行动极大地震惊了日本民众，也是在占领期间中最不得人心的行宫。据说，吉田曾质问麦克阿瑟，“你是不是要把日本变成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