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商兑》首卷“溯其畔道罔说之源”，中卷“辨其依附经义、小学似是而非者”，下卷总论，“辨其诋诬唐宋儒先，而非实事者”。其所摘录者，如毛奇龄之《辨道学》，万斯同之《儒林宗派》，朱彝尊之《道传录》以及顾炎武、阎若璩、茅星来等诸家之说。
《汉学商兑》所辨驳的问题包括“河图洛书”，宋儒理学心、禅说、道统论，清儒对朱熹《四书集注》的批评等，凡清代汉学家在《易》、《书》、《诗》、《三礼》、小学等方面指摘宋儒者，无不为之辨。
清代汉学家在学术上的成绩固然很多，而其失误也不少。然而方东树此书，旨在申宋学、黜汉学，否定乾嘉学派的考据学，维护程朱理学的地位，故其所辨。
但通过此书，可以概见清代考据学的一些不足以及汉、宋之学争论的主要问题。此书一出，得到清代宋学家的响应，纷纷题辞赞誉。
清末梁启超也称道此书，称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自此书出，汉、宋学之争日起，形成不同门派，是此书在当时曾很有影响。
《定庵文集》
《定庵文集》及《续集》的作者是清代的龚自珍。龚自珍于1828年编刻《定庵文集》，世称自刻本。
龚自珍死后，魏源根据其子龚橙的存稿，选编《定庵文录》13卷，并为之序，但未刊刻。龚自珍的另一好友曹籀也获得龚氏遗文抄本，请吴煦出资，于1868年刊刻《定庵文集》上中下3卷和《续集》4卷。
1886年汤伯述从龚橙处得到一批残稿，编成《定庵文集补编》4卷，请朱之榛出资刊刻。吴煦和朱之榛的两种刻本收录了龚自珍大部分学术著作、政论、散文、诗、词，流传广远。
龚自珍生活在清嘉庆、道光年间，此时清朝统治急速衰败，社会问题丛生，士林风气转变，开始挣脱繁琐考据的汉学和空谈性理的宋学，转向经世致用。龚自珍是儒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发表了大量的联系现实的政论文字，开一代政论之风。
龚自珍以形象、生动、尖锐的文字描画和揭露了嘉道时一派衰世景象和腐败风气，严厉抨击封建****制度。
他对于社会上弥漫的庸俗气氛感到痛心疾首，指出：朝廷中没有富于才干的将相，书院中没有富于才气的读书人，农、工、商，甚至小偷、强盗也都是庸庸碌碌之辈；而一旦出现有才能的人，就要想方设法地束缚他，扼杀他。
他认为皇权****主义是造成平庸、腐败风气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之下，社会风气不能不趋于平庸、腐败。
面对这样衰败、腐朽、沉闷、窒息的社会，龚自珍大声疾呼进行社会改革。警告清统治当局，如果不主动进行改革，将来就会有人起来推翻其统治。
龚自珍这些大胆而尖锐的政论文字，震动了“万马齐喑”的思想界，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龚自珍借以发表议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是儒学今文经学的社会历史观，即《公羊》“三统”说、“三世”说等。他是一位今文经学家，认为《左氏春秋》经刘歆窜饰。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康有为。
《皇朝经世文编》
《皇朝经世文编》，清代类编性散文总集。署贺长龄辑，实为魏源所代编。《皇朝经世文编》成书于道光六年，即1826年，次年刊行。
全书共120卷，文章2236篇。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8类，类下又分子目。
选辑清初至道光前官方文书、专著、述论、奏疏、书札等文献，入选作品反映了清代前期和中期部分学者和官吏的“经世致用”思想及改革图治的愿望，实本于乾隆中陆耀的《切问斋文钞》。
此书行世后，开启了近代经世思潮，续书争出。其中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以及《皇朝经世文新编》、《皇朝经世文统编》等，影响较大。
《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清代魏源著。1841年8月，魏源在镇江与被革职的林则徐相遇，两人彻夜长谈。他受林则徐嘱托，立志编写一部激励世人、反对外来侵略的著作。
他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编写成《海国图志》50卷。此后，他对《海国图志》一再增补，10年后，全书达至100卷。
《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命题的提出，对传统儒学观念构成了挑战，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九洲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知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开辟了近代我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
《海国图志》不愧是我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它对海内外起过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该书中所阐发的“师夷”思想，对我国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清朝晚期的洋务运动，就是受魏源“师夷”思想的影响，加以运用和发挥的。在洋务派之后，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如冯桂芬、王韬等人，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师夷”思想加以发展和丰富。《海国图志》在国外，尤其是日本，也有一定的影响。
《围炉夜话》
《围炉夜话》，是明清时期著名的文学品评著作，对于当时以及以前的文坛掌故，人、事、文章等分段作评价议论。这本书是作者王永彬。作者虚拟了一个冬日拥着火炉，至交好友畅谈文艺的情境，使本书语言亲切、自然、易读，并由于其独到见解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围炉夜话》分为221则，以“安身立业”为总话题，分别从儒学道德、修身、读书、安贫乐道、教子、忠孝、勤俭等10个方面，揭示了立德、立功、立言皆以立业为本的深刻含义，与《菜根谭》、《小窗幽记》并称处世三大奇书。
《清学案小识》
《清学案小识》，又名《国朝学案小识》，15卷。清代唐鉴著。此书草创于道光二十三年，成于道光二十五年。
唐鉴仿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之例，把清代讲学诸儒分立《传道学案》、《翼道学案》、《守道学案》、《经学学案》、《心宗学案》、等五学案。
其中，《传道学案》2卷，列陆陇其、张履样、陆世仪、张伯行4人，以为正宗。此4人心程未之心，学程朱之学，上追孔、曾、思、孟，下接许、薛、胡、罗传古圣贤之遗绪于不坠。
《守道学案》4卷，列于成龙以下44人，又附列一人，坚定以立其志，严肃以持其身，得所守而道益明。
《经学学案》3卷，列黄宗羲以下104人，又附列4人，由穷理而得圣人之旨，道不离于经，经不离于道，所列虽多汉学家，然以不离于道为宗旨。若但训诂其文字，考索其典章，重名物，不重心身，知猎取，不知格致，则为字里行间之经，非道德性命之经。
全书共列清初至嘉庆间学者261人，各为之传，记其生平、学术渊源、学术思想、主要著作。每传后附同学或从游者、问答者。
全书大旨在“道”字，扶持程朱理学，称宗朱子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表彰传道、翼道、守道、穷经诸儒之功，对墨守程朱理学的陆稼书等人推崇备至，辨王阳明心学“阳儒阴释”之非。
全书除《经学学案》叙汉学外，其余均叙理学，即《经学学案》所列，也以不离于道为宗旨。
此书门户之见甚深，使此书几乎成为一部理学或道学学案，所取树也不甚完备，以其所见不广之故。但毕竟为清代第一部专为清儒立案的学案体清代学术史，为后世学者所取资。对经学者学术观点的介绍较为详细。
《古书疑义举例》
《古书疑义举例》，7卷。清代俞樾撰。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在我国训诂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既总结了传统的训诂学，又开了近现代训诂学的先声。
本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内容也非常丰富，文字、音韵、语法、修辞、词汇、校勘、句读、句段、篇章等方面的内容都有所论及，包括了训诂学的方方面面。
即使是在今天，《古书疑义举例》一书仍然是我们阅读先秦、两汉典籍一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古书疑义举例》一书是我们研读古书，整理古籍一把有用的钥匙。
《古书疑义举例》一书，自传刻之后就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赢得了很高声誉。梁启超称之为“训诂学之模范名著”，刘师培叹之为“发千古未有之奇”的绝作。
不只如此，《古书疑义举例》一书自刊行之后，人们或是吸取俞氏的研究成果，或是借鉴俞氏的做法，或是为之增补、校订，从而形成了“古书疑义举例派”。
《书目答问》
《书目答问》，清末张之洞撰写的一本举要性目承书。张之洞是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曾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军机大臣等要职。
《书目答问》一书，是作者任四川学政时因诸生不知“应读何书”及“书以何本为善”而为其开列的学习经史词章考据诸学指示门径的导读目录。
此书共收图书2200余种。分经、史、子、集、丛书五部，每类再以书籍的时代先后排列。每书皆注明作者、版本、卷数异同，并为指引初学者选读，择要略加按语。收录者多为重要书籍，所选版本也从当时习见者中取其不缺少误者为主，而不追求所称的宋椠元刊。
书后附有《别录》及《清代著述诸家姓名略》。《别录》与正文相配合，由浅及深，渐识途径。
《清代著述家姓名略》则列举了诸位知名学者的姓名籍贯，从中也可窥见清代学术的渊源流别。此书还介绍了我国古书大概和目录版本常识，为学界所欢迎，重印再刻，流传极广。
《劝学篇》
张之洞在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其基本思想，是说教育首先要传授我国传统的经史之学，这是一切学问的基础，要放在率先的地位，然后再学习西学中有用的东西，以补中学的不足。
张之洞把中学的内容概括为经、史、子、集，尤其强调“明纲”，认为三纲五常是中学之本原，以此反对维新派的君主立宪。
他把西学概括为西史、西艺、西政三部分。他在维新变法前夕再次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目的在于强化封建君主****，反对政治改革，因而这一主张具有明显的保守性、反动性。但是，这一教育主张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发展。
《劝学篇》分别从学习的重要性、学习的态度以及学习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全面而深刻地论说了有关学习的问题。他强调学习的作用，提倡虚心求教、学无止境、循序渐进、坚持不懈、专心致志等，都是学习经验的总结，值得后人借鉴，具有普遍意义。
此书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赏识，得以“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当时的西方列也大加赞赏，先后译成英、法文出版。1900年纽约版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
《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清末郑观应著。郑观应自隐居澳门后，致力扩编1873年完成的《救世揭要》和1880年的《易言》，结果于1892年完成了深具影响力的《盛世危言》。其后，郑观应按当时我国的形势变化，一再增补内容。
《盛世危言》的书名取自《论语》中：“邦有道，危言危行”之句。《盛世危言》被认为是我国思想界中一部较早地认真考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就其对当时许多问题的思考，百年之后仍然不能抹杀其具有现实意义的光辉。
《盛世危言》是一个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不讳言我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我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
在政治上不但提出了建立议会式的立宪政体，而且提出了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这样才可能使施政臻于完善。
在经济上郑氏主张由民间组建工商业团体，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在教育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新见解。在司法上他指出了我国的法律和法律的运用无不体现了黑暗与残暴，所以必须得向西方学习，他说西人每论中国用刑残忍，不若外国宽严有制，故不得不舍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
《盛世危言》，是我国近代思想家郑观应的重要著作，于清光绪十九年正式出版，版本多达20种。书中封面题：“首为商战鼓与呼”，内容包括了建设现代国家和解决当日危难的所有问题。其内容明确提出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根源乃在于****政治。
《经学历史》
《经学历史》是清末皮锡瑞较有影响的经学著作之一，也是我国的第一部经学史专著。《经学历史》刊刻于1907年，1928年经周予同先生的点校，商务印书馆作为国学基本丛书出版了《经学历史》。此后，该书一直被当作经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
从《经学历史》一书的具体内容来看，它吸取了史学中会通的特点。如前所言，传统的经学史主要以传记体和书志体为主，其中传记体的经学史以人物为纲，因人立传，重在考察人物的经学学术宗旨与学术传承。
书志体经学史以典籍为纲，因典籍分类立志，附以记或后记，而以记录典章制度为主连同选举、学校的典志体也间出其中。
上述三种经学史体尽管从不同侧面反应了经学的发展，但总是给读者一种“片面”而非“整体”的感觉。而《经学历史》在论述每一时期的经学发展时，首述该时期经学发展的大势，并将该时期的制度、重要经学家、每一经典在这一时期的训释大略以及这一时期经学的新特点一一列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