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我就做火车携着大包小包一路挤到了市里，然后再转站回家。
我买了很多的礼物，有给爷爷奶奶的，我对妈妈说用你们给我的钱给他们买东西吧，等我将来赚钱时，我怕他们可能不在了，那时他们已经七十多了。
妈妈就会笑着对人说，你就拿野猪还愿吧！
我刚下火车，就有县城的汽车接站。
“到鲁伦多少钱？”家里人嘱咐过，出去做车先问好价钱再座，要不一会儿一个价。
司机很热情，伸出脖子说：“四十，都四十，快上车吧!”我上了汽车，惊喜的发现，里面还有从北京回来的我的高中同学陈晓宇，一年不见，陈晓宇留起了长头发，女孩气十足。
我们聊了一会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考了北京的好大学，全国知名院校，还是我自尊使然，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了隔阂，聊了一会儿，却不知道在说什么。
汽车拉着我们路过了一个三岔口，三岔口这儿聚集了许多外来的打工人员，车里已经严重的挤不上去人了，但还是硬硬的都给推了上去，走了二、三两地，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开始卖票，到我这儿了，我递过四十元。
他眼睛一横说：“五十！”我有点急了说：“在火车站说好了的，四十，怎么变成五十了呢？”
“都五十，怎么就你四十呢？爱座座不座下车”他不想儿在我这儿浪费时间继续朝后收着票钱。
我在那儿犹豫着，后面还有个女生也拿出四十块钱，那个汉子非常恼怒的说都五十。
那个女生和她的同伴一起据理力争：“你怎么能这样呢？在火车站说好的，四十，如果你说五十，我们还不做呢？”
“都******五十！怎么就你们四十呢！爱座座不座下车!”一看是女学生，那个男的更是肆无忌惮起来，骂骂咧咧。
陈晓宇还在讲道理，不肯付五十块钱。
这时卖票的人突然怒了：“停车，让她们滚下去！”司机非常听话，嘎的一声，车就靠在了路边。
我们气愤之极：“你半路让下车怎么回事，如果你在站里说好五十，我们可以不做你的车，座别的车，现在上哪儿座车儿去？”
我们都座着不动弹，这时车上有的乘客催促快点，有的乘客对我们说：“不座就下去吧!怎么能耽误大家呢?”
我想许多人都碍于司机的威严和自己的利益吧，在当时这些运营车辆的路线都是有关系的人才能弄来的。
“你这样做，我会投诉你们！”陈晓宇说，果真书不是白读的。
“随便”卖票的不屑一顾说：“下一趟，你们也别指望座上！”
他非常粗鲁的把我们推下了车，我们三个女生还在争辩，不过是对牛弹琴罢了，只能望着那辆蓝色的市里通县里的班车扬尘而去。
我们就那样被赶下了车，站在冰冷的冻的结实的冰雪路面上，琴瑟发抖，然后等着下一辆车来。
每一辆过来的车都因为人挤的满满的，不肯停下来。
就那样，早晨五点从火车站出站的我们，一直等到了中午，才终于肯有一辆班车停下来。
我们上了车，司机要价六十元，这次更高了，而这次我们却不敢还价。
这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也许那才是真正的社会，我们在学校里是活在一种梦的象牙塔里，而这种社会与我们的梦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所以我的心灵才会如此震憾吧，如果发生在现在，我不会认为它是个事；或者如果发生在现在，我一定会穷尽手段，至少是法律的手段，让拒载的班车付出代价。
从此以后，大学放假回家，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线回家，再也不走这条路。
一晃就是八年过去了，我辗转以后还是从北京回到了这个城市工作，好几条路都可以到县城，高速已经通了。而我已经不习惯了做班车，要么开车，要么做拼车，随便打个电话，五、六十块钱，车便来接，拉上就走，服务热情，让送到哪儿就送到哪儿。据说从市里到县里有几百辆，他们有统一的调度。
一次从县城开完庭想回市里，出了法院以后，正想着联系黑车呢，恰好一辆班车过来了，我拦了下，说到市里去。
我掏出钱开始付钱，卖票的说四十元，我略感吃惊，好几年过去了，票价没有往上长。
车上没有几个人，让我怀疑这个班车跑一次市里，是否能收回成本。
偶有松花江面包车抢在班车前面去抢人，说班车什么价我就什么价，拉上人就走了，气的开班车的直在松花江后面摁喇叭。
车走到了隆化县城，终于有人上车了，有三四个人，对司机说：“十块钱，行不行？”司机咬咬牙说：“到市里二十呢？”车底下的人不耐烦的说：“二十做黑车了！”
“上来吧！”司机无奈的说。
我突然间对我几年前的遭遇释然了。
我突然间有点感悟，其实人所遭遇到的一切，都是有一只手在支配着，支配着我们高傲，我们粗暴，我们礼貌，我们真诚，我们刻薄，而我们却不自知；我们总以为我们支配着这个社会，而不过是，我们不过都是顺着社会滚滚潮流向前、向前而矣。
